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吴石将军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吴石一案对蒋介石的打击很大，他无法相信自己最倚重的参谋次长，居然会是潜伏多年的“共谍”。为了彻底肃清内部，蒋介石便借此事大做文章，秉持着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原则，一再下令扩大搜捕，致使1800多人受到牵连被捕入狱，1100余人遇害。

坐镇北京的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是最早得知吴石牺牲消息的人。近30年的隐蔽战线工作经历，让李克农早已练就一副“铁石心肠”，但这一次，他却感到了一种久违的锥心之痛。他曾对属下说：

“我们失去了最优秀的战友。”

为了铭记这沉痛的教训，李克农让情报部门集体反思几个月。但与此同时，东南沿海仍在筹划攻台，故土还未收复，远不到泄气的时候。为了重建台岛的情报系统，李克农请示毛主席，希望发展一批新的潜伏人员。

而在他提交的人员名单中，毛主席看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名字—李玉堂。

一、别样名将李玉堂：逢红军屡败，战日军常胜

早在1931年时，毛主席就和李玉堂打过交道。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接连对中央苏区发起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军事“围剿”，而李玉堂作为第3师8旅的少将旅长，则是被安排在赣东南与红军交战。

在红军的这两次反围剿作战中，李玉堂吃了不少败仗，但总归运气还算不错。第一次反围剿时，18师师长张辉瓒是红军的重点目标，一仗直接全军覆没，自己还当了俘虏。第二次反围剿，毛主席的战略又是先打弱敌，自西向东横扫七百里，歼敌3万多人。两场大溃败，都阴差阳错的让李玉堂给躲了过去。

第3师是中央军的嫡系，师长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而李玉堂又是陈继承的心腹。因此李玉堂虽然战绩平平，但却是一路官运亨通，仅一年时间便接任陈继承的位置，荣升第3师中将师长。

等到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李玉堂卷土重来，势要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当时毛主席已经卸任军中职务，红军指挥权由李德、博古掌握，他们固执地执行“以堡垒对堡垒”的硬拼战术，以致不断丧师失地。按理说，这是李玉堂建功立业的最好机会。但这一次他万事俱备，偏偏就差了运气。

蒋介石当时是兵分六路，而李玉堂这一路，迎面撞上了朱德亲自指挥的红一、九军团主力。朱德在温坊设伏，仅半天时间就消灭了李玉堂第8旅的2个团，之后又围点打援，重创前来支援的第3师3个团。

温坊战斗，是红军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仗让李玉堂损兵折将，起家部队第8旅更是几近全军覆没。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但鉴于李玉堂毕竟是嫡系，于是只是将他直降两级，由中将降为上校，革职留用。

在和红军交手的这几年间，李玉堂表现相当平庸，一场像样的胜仗都没打。不过等到抗日战争打响后，他却又一鸣惊人，直接跻身于一流名将之列。

在李玉堂身上有三个显著的标签：黄埔一期、陆军中将、抗日功臣。

黄埔一期有三位山东籍的李姓学员，分别是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号称“山东三李”。“三李”的经历较为相似，皆是军事学识素养俱佳，在抗日战场有过优异表现。

三人当中，又属李玉堂名声最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李玉堂率部驰援一线，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和台儿庄战役。因为抗击日军有功，李玉堂很快便被提拔为第10军军长。

李玉堂的扬名之战，是三次长沙会战。他作为薛岳麾下头号战将，打得最狠，打得最坚决，完美执行了薛岳的“天炉战法”。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向第10军授予“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三个师也分别被颁授荣誉旗。李玉堂本人则被授予象征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并晋升为27集团军副总司令。

此时的李玉堂可谓风光无限，被蒋介石视为肱股之臣。但两人之间的蜜月期，却并未持续多久。在解放战争打响后，李玉堂的境遇一落千丈，和蒋介石的关系也一度到了决裂的边缘。屡次走投无路的李玉堂，却也意外等来人生的新机遇。毛主席曾两次给他抛来橄榄枝，邀请这位抗日名将弃暗投明，阵前起义。

二、两次生机：李玉堂为何都没有把握住？

国共和谈破裂后，李玉堂继续充当蒋介石的马前卒，从中原到山东，仗打了不少，但地位却越来越低。因为表现乏善可陈，蒋介石最后干脆给他派了个第十绥靖区司令的职务，让他本本分分待在兖州，守住那一亩三分地。

但李玉堂也是倒霉，在山东他又遇上了一个猛人许世友。

1948年7月，许世友兵团攻袭兖州。在开战之前，许世友应毛主席的要求，对李玉堂进行最后的争取，希望他率部起义。但李玉堂态度非常蛮横，放言说内有坚城外有援军，绝无起义可能。不仅如此，李玉堂还特意命人在城外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大碉堡上，专门镌刻了五个大字：“天下第一碉”。

许世友也不跟他啰嗦，总攻打响后，仅用一天时间，便攻克城墙，全歼守敌。最后关头，李玉堂倒是反应很快，扔下部队自己仓皇出逃，不过半路还是被解放军追上，最终灰头土脸的成了俘虏。

要说李玉堂经验也是老道，被俘之后，他穿上士兵的衣服混迹在败兵当中，在俘虏押解转移时乘机逃脱，伪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

然而李玉堂千辛万苦，好不容易逃出生天，但迎接他的却不是抚慰，而是蒋介石一纸“撤职查办，永不叙用”的严令。李玉堂打过一箩筐的败仗，降职也是常有的事，但这一次蒋介石面对全国战场的节节溃败，早已气急败坏，急需拿一人立威，而作为曾经嫡系，此时又毫无用处的李玉堂，便成了最好选择。

一代抗日名将，最后却成了杀鸡儆猴中的那只“鸡”。这一变故，让李玉堂对蒋介石彻底心灰意冷，两人关系降至冰点。李玉堂甚至曾堂而皇之地对亲信埋怨说：

“蒋介石这个小子刚愎自用”。

在当时特务遍布的环境下，此言足见其内心怨愤之深。

被贬为平民后，李玉堂一直在上海闲居。直到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他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于是前往投奔了老上司薛岳，先是担任高级参议，之后又被任命为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成为薛岳的副手。

薛岳当时防御海南岛，极力想复刻当年长沙保卫战的辉煌，于是把海南防线也命名为“伯陵防线”。至于李玉堂，薛岳更是重用有加，直接让他手握重兵独当一面，担负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一线防务。

第四野战军发起海南战役前，因为缺乏渡海作战的经验，于是想要从瓦解敌人内部着手，最好能寻找一名内应，为部队登陆提供一个缺口。而与蒋介石水火不容的李玉堂，自然又成了四野策反的头号目标。

当时四野还握有一张底牌，便是李玉堂妻子陈伯兰的哥哥陈石清，此人也是地下党员。而且在陈石清的游说下，陈伯兰也答应去劝说丈夫临阵起义。于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陈石清、陈伯兰从香港来到海南，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

当年守兖州，李玉堂是坚决不降，顽固得很。但到了海南，他却犹豫了。一来，李玉堂知道海南岛守不住，自己迟早又是败军之将。万一再次成为俘虏，想逃肯定是不可能的。二来，蒋介石如今早已复出，一旦自己再吃败仗，哪怕到时候逃去了台岛，也注定吃不了好果子。

不过虽然痛恨蒋介石，但让李玉堂直接起义，他又很不甘心。毕竟他刚到任不久，所指挥的三个军都不是嫡系部队，各级指挥官中也没有亲信，发动起义怕遭到下级官兵反对。况且李玉堂此时也有私心，他还是想效仿傅作义，先谈条件再起义，给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为了争取李玉堂，毛主席也是相当有诚意，直接让坐镇广州的叶剑英与他对接。叶剑英给了李玉堂许诺，答应他只要起义，便可留在海南继续任职，其他条件也都可以商量。为了加强联系，叶剑英还派出一位叫李刚的联络员去海南，担任李玉堂的副官，专门负责筹划起义事项。

1950年3月，李玉堂派少将副主任李云涛从海口前往广州，汇报决心起义，并接受起义部署计划。叶剑英指示说，大战在即，要李玉堂急速行动。结果李云涛返回时，因战事进展迅速，四野主力决定提前攻岛，双方封锁戒严，叶剑英的起义指示根本无法送达李玉堂手中。

不过在计划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李玉堂其实也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直接战场起义。但紧要关头，他还是犹豫了。在四野部队登岛后，李玉堂仍下令抗击，但此时岛内军心涣散，守军一溃千里。直到手下主力大部分被歼灭，李玉堂才悔之晚矣。

而最后，李玉堂又做出了一个令自己后悔半生的决定，他要跟着薛岳撤往台岛。

三、历史迷案：李玉堂是否真有起义打算？

李玉堂乘舰逃往台岛后，果然立即就被蒋介石撤掉了所有职务。这已经不知道李玉堂第几次被撤职了，此时的他一无所有，也无处可去，只能认命。

直到吴石案后，李克农才将李玉堂再次列入发展名单中。虽然此时的李玉堂没有任何职务，但他在军中素有威望，而且人脉很广，消息灵通，如果能搭上这条线，大可以发展出一条新的情报网络。

李玉堂其实也还保存着起义的想法，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叶剑英派给他的联络员李刚依旧潜伏在台岛，而且陈石清也在岛内担任军官。把这两位地下党员留在身边，李玉堂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也正当事情稳步推进，双方有望重拾沟通之时，意外出现了。

在李玉堂的老部队中，有一名叫毕荣甫的军官。此人原是67军的一名连长，上海战役后兵败被俘，释放后又逃到海南当兵。来台岛后李玉堂旧部改编，他奉命到战斗第一团报道，就在军营的门口，他遇到了李刚。

李刚当时化名魏天民，已经是中尉军衔，因为他高大魁伟，英俊潇洒，所以在人群中很是显眼。毕荣甫看到李刚的第一眼，就认出他，便下意识打招呼说：

“你不是李刚吗?

李刚吃了一惊，赶忙回答说：

“我叫魏天民，你认错人了吧?”

但毕荣甫又哪里会认错，当年守卫上海时，他就和李刚在同一个连队，毕荣甫是连长，李刚是文书。后来战役打响，李刚在连里秘密组织了一部分人，和解放军里应外合，突破了毕荣甫连队的防线。当时李刚是当着毕荣甫大喊：

“大家赶快缴枪吧，解放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

就这样，毕荣甫带着全连官兵放下武器，上海防线就从他们连的正面打开了缺口，毕荣甫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这一场面，毕荣甫终生难忘。

在军营门口再次见到李刚，又听他说自己叫魏天民，毕荣甫一下就醒悟过来，知道李刚就是地下党的潜伏人员。于是他马上到大门口向警卫报告，说赶快把李刚这个地下党抓起来。

李刚被捕后，李玉堂闻听消息顿时慌了神，立即写出密信，要托人带给到刚调到高雄要塞陈石清。结果送信的人刚一出门，便被布置在李公馆周围的便衣特务控制住了，密信内容也随之暴露，李玉堂的身份也随之坐实。

蒋介石听说李玉堂出事，勃然大怒，立即让毛人凤以“掩护匪谍、知情不报”的名义逮捕李玉堂。不过按当时掌握的证据，还不能证明李玉堂有起义的事实，毕竟在兖州，在海南，他都是抵抗到了最后，在台岛也没有具体的起义举动。所以最后毛人凤考虑到李玉堂的地位和威望，提出可以判决李玉堂关押十五年。

但蒋介石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吴石案后，他已然成了惊弓之鸟，再加上他和李玉堂的关系早已决裂，蒋介石便想故技重施，找到一个“安定人心”的牺牲品，再来一出杀鸡儆猴。

就这样，在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1951年2月5日，李玉堂、李刚、陈石清、陈伯兰四人在台北碧潭刑场同时遇害。

李玉堂遇害前，曾留有遗书一封，内言：

“我命已矣！死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李玉堂一案，因为两岸沟通不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桩疑案。直到1983年7月20日，国内才正式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而值得一提是，在2004年，台岛内部也展开了对历史疑案的调查，认为李玉堂是“无辜”的，之后不仅给他恢复了名誉，还专门办了纪念活动。

李玉堂的一生，功过参半。但无可辩驳的是，在国家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是抗日战场上的功臣。在解放战争中，他亦有起义之心，只是碍于性格和机遇，最终未能成行。总而言之，李玉堂是英雄，一个悲情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