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展开幕丨九鼎之重，文明之盛！“大备盛德——青铜时代的曾国与鄂国”特展全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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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之重，非一矿所熔；

文明之盛，非独大邦之功。

成都博物馆“大备盛德——青铜时代的曾国与鄂国”特展于5月31日迎来“曾国篇”文物上新，展览全面启幕！鄂、曾两国125件（套）精品文物，以青铜器为匙，解锁商周诸侯小国的文明密码。从鄂国兽面纹鼎的庄严神秘，到曾国华贵编钟的礼乐华章，每一件器物都镌刻着文化交融的印记，诉说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叙事。

“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

“礼器大备”，是对曾、鄂两国青铜文明高度的精准概括——两国既吸收中原礼乐制度的精髓，又融合南方本土文化特色，在技术与艺术上达成多元交融；“盛德”一词，则深深植根于周代“以德配天”的礼乐文化土壤，青铜器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德”的物质载体，庄重的器物都诉说着古人对礼制与秩序的追求。

以器观史，让我们在今时今日，透过器物的光影，去触摸千年前文化交融与精神传承的温度。

展厅

鄂国风华

镌刻于青铜的长江传奇

展厅

当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的层层泥土被拨开，一个的古老国度——鄂国，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鄂侯是纣王“三公”之一，与西伯侯（周文王姬昌）并列，其封国坐落在黄河北岸；周初，鄂国被封为异姓诸侯，向南迁徙至今随枣走廊一带，扼守着周王朝南疆的重要地带。如今的湖北省简称“鄂”，与商周时期的古鄂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商周之际，中国青铜艺术进入鼎盛时期。鄂国青铜器带有鲜明的周文化特征，又在器型与纹饰上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个性。其品类繁杂，从庄重威严的祭祀礼器到实用的日常饮食器等，形成了体系化的用器规范。彰显等级的西周鄂仲方鼎，造型厚重，饰以威严兽面纹，腹内铭文“噩仲作宝尊彝”记录祭祀事宜，体现墓主人的高贵身份；贴近日常生活的饮食器兽面纹方座簋，器型对称，敞口鼓腹连方座，整体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诉说着古鄂国鲜活生动的日常图景。

鄂仲方鼎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兽面纹方座罍（léi）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同时，鄂国青铜器亦独具特色，几何纹、兽面纹、龙纹等丰富纹样构成庄严而又活力的美感。其中，尤以“神面纹”最具代表性，以器型奇崛庄重、纹饰精妙复杂、风格瑰丽奇特而独树一帜。本次展览的“鄂侯四器”即是其中翘楚。两件神面纹卣（yǒu）、神面纹尊、神面纹方罍（léi），四件器物形制规范、雄奇奢华，其上更覆盖着一层瑰丽神秘的蓝锈，见证着鄂国的兴衰荣辱，记录着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光辉。

鄂侯四器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曾国遗韵，曾侯重器奏响礼乐华章

展厅

在距离随州羊子山西周鄂侯墓不过25公里的叶家山墓地，有另一段尘封的历史。曾国与周王室为宗亲，其先祖南宫括（伯括）是周文王时期的重臣。他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在克商过程中功勋卓著，因此成为曾国的始封之君。其时，曾鄂两国并立汉东，共同镇守周王朝的南方疆域，也承担着周王室对鄂国的管控与制衡之责。

“随大司马”戈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曾侯乍父乙大方鼎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曾国历史从西周初年至战国中期，延绵七百余年，烈考南公簋（guǐ）、“随大司马”戈等器物串联起完整的历史面貌；国宝级青铜珍品曾侯乍父乙大方鼎、各类铜方鼎、铜簋（guǐ）等青铜器组合有序，映射出“郁郁乎文”的周礼精髓；曾侯與甬钟上的“左右文武”，曾侯钟上的“左右楚王”等铭文不仅清晰记载了其时王朝与证券的风云变化，曾侯與编钟更作为除大众熟知的曾侯乙墓编钟外，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青铜甬钟，其制作之精湛、纹饰之繁复，同时期编钟无出其右。编钟乐悬彰显出独特的地域特色，在礼乐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侯與甬钟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曾侯钟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扼守随枣走廊的曾国，成为青铜文明的璀璨明珠，错金嵌彩的铜鉴缶（fǒu）、铜提链鉴等，展现出青铜铸造工艺中成熟的分铸、焊接技术，温润灵动的玉鸮（xiāo）、玉珑等则呈现了曾国精湛的制玉技艺与装饰风格。

铜鉴缶（fǒu）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铜提链鉴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玉鸮（xiāo）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玉珑 西周早期 随州市博物馆藏

吉金焕彩

博物馆场域中的文明新叙事

展厅

器以载道，以物补史。鄂国与曾国的青铜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明的鲜活见证。那些精美的纹饰、独特的器型，不仅诉说着两国的历史兴衰，更彰显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多元融合的特质。

曾、鄂两国的青铜文明，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承的见证，它们与同时期各地区文化相互激荡、彼此成就，又如涓流汇入中华文明的浩瀚江河，铸就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与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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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物馆

撰稿：朱潇逸

海报设计：付小玲

视频：李婧涵

编辑：唐澜芯

排版：裴天语

校稿：魏敏 周杰 王立

审稿：黄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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