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甲午：认知错误比任何错误都可怕

作为一名商业研究者，我平时很喜欢读历史，尤其是人类战争史，两者之间其实有不少相通之处，一旦你把战争史看明白了，对于商业研究也会大有帮助。

今天就和大家聊一场我们读中学时就耳熟能详战争——甲午战争。众所周知，这场战争直接影响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国运，战后双方都把它作为题材拍成了影视作品，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

关于甲午战争，国人有太多意难平，但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武器装备差距以及将帅的临阵指挥上，这就难免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树林，忽视了战争失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直到我前几天读了战略学者王鼎杰写的《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才算是对这场战争有了全新的认识，以下的所有观点，都是我从这本书里收获的心得。

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不是历史专家，更不是军迷，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分析这场战争，而是站在全局视角重新审视双方的得失。

先说我的结论，中日甲午战争，是已经迈入近代化的日本，对尚在中世纪徘徊的大清国的降维打击，日本对中国的胜利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军事层面，更体现在战略、外交、制度、组织等方方面面。

回顾这场战争，日本不光在战场上表现得比中国军队更出色，在国际外交和军事组织架构上也高出中国一个等级，相比之下，大清王朝甚至连个初级玩家都算不上。

在这场波诡云谲的国际争霸中，日本不仅比中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准，而且比中国做得快，做得稳，做得狠，正是这种全面压制，导致中国不仅输掉了这场国运之战，更为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困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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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甲午战败归结于军事落败，然而王鼎杰认为，中国的失败首先源于对自己缺乏正确的定位。

作为历史上的东亚霸主，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经历了上千年的和平稳定，虽然内忧外患时有发生，但从未真正遭遇过其他文明的挑战。

尽管游牧民族三番五次发动入侵，但这些入侵仅限于军事层面，即使强大如蒙古或满清，他们虽依靠铁骑征服了中原，仍不得不沿用中原的制度和文化治理天下，乃至最终被中原文明给同化。

由于长时间缺乏像样的对手，中国人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即便是没有被同化的周边国家，也是作为天朝的藩属，定期向中原的皇帝称臣纳贡，形成了东亚文明特有的朝贡体系，中国位于这个体系的中心，享受万邦来朝的优越感。

这就带来两个结果，首先，中国的皇帝始终觉得全世界老子最大，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不是我的“小弟”就是“干儿子”，从来不以平等的视角看待其他国家。

而一旦霸主地位遭受欧美列强的挑战，大清王朝又无法接受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要么以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对待国际政治，对所谓万国公法报以天真的幻想；要么就一气之下与全世界为敌，比如庚子年间向列强宣战，在自大与自卑之间反复横跳。

第二个结果更加糟糕，就是大清丧失了开疆扩土与对外探索的欲望，尽管中国人早在宋朝就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但精英阶层对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这不仅让我们在大航海时代来临时毫无作为，更在近代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完全落入下风。

几百年固步自封的代价，让大清在与日本的第一次交手就败下阵来。

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就觊觎中国版图，翅膀没硬就妄图入侵中国台湾，眼看一时啃不下来，就把目光瞄准了太平洋岛国琉球。

琉球王国有着数百年历史，从明代起成为中国的藩属国。然而在1875年7月，日本政府强迫琉球国停止向中国纳贡，随即吞并了这个国家。

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丢失琉球的严重后果，在朝廷看来，一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国就算丢了也没啥大不，殊不知，琉球被日本吞并让大清失去了海洋争霸的先手。

大清并非不清楚日本的狼子野心，问题在于，日本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来自内陆的对手，日本来自海上，且拥有近代化的海军，这就意味着，要想防范日本就不能像以往打倭寇那样在海岸线固守，而必须主动出击。

这也是海战和陆战最本质的不同，陆战你可以凭地形优势静待来犯之敌，海战则不行，大海一望无际，无险可守，而且海洋最大的价值是交通，只有控制了敌人的交通线，才能把对方彻底压制住。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制海权，既然要夺取制海权，你就得先占领岛屿，作为兵力和补给的中转站，而且岛屿进可攻退可守，既能防范陆地国家的海上精工，又能为远洋扩张提供基地。

琉球就是这样一个中转站，占领琉球，等于在太平洋上获得了一块重要的跳板，同时还能锁住大清的咽喉，战后美国在此设立军事基地，也是因为看到了背后的战略价值。

遗憾的是，当时的大清任凭日本在海上肆意横行，作为传统的大陆农业国，大清直到灭亡都未曾意识到海洋的战略价值，更别提任何海外军事冒险了。

既然琉球丢失了，大清有没有后手呢？王鼎杰认为是有的。

比如中国可以出兵朝鲜，直接搞“废藩置省”，利用军事威慑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日本一直对朝鲜虎视眈眈，把朝鲜视为日本攻击中国的跳板，既然如此，中国也能把朝鲜作为遏制日本的要地，利用朝鲜的港口围堵日本，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朝鲜搞不定，还有另一套方案，就是南下控制南洋，这是中国的另一条出海线路，也能从底部遏制日本，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考验大清的另一项重大能力——外交。

无论取得朝鲜还是东南亚，大清都会面对列强的挑战，这时候就需要你的外交能力，跟谁合作，与谁对抗，这是关乎国家生死的大事。

对于大清而言，最有机会合作的国家是英国，不仅因为英国是19世纪的世界头号强国，更因为英国所奉行的均势策略。

什么是均势策略呢？众所周知，英国是当时的海上霸主，想要确保这个地位，英国就得阻止任何陆地国家独霸，因为一旦在大陆上称霸，这些国家就有余力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是英国万万不允许的。

俄国是英国在远东最大的对手，根据均势原则，英国一定会支持另一个陆上国家与之对抗，中国和日本都在其选择范围。中国要么与英国结盟对抗俄国，要么制衡日本，王鼎杰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很可能是最优方案。

退一步讲，即使英国合作不成，大清还可以选择与俄国结盟，两者合力抵抗日本，当然，这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同为陆地强国的俄罗斯也不是善茬，北极熊对土地的贪婪举世皆知，战后中苏关系从蜜月到破裂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吞并中国比任何国家都迫切，无论英国还是俄国，他们的战略重心都在西方，对远东虽有觊觎，顶多是希望攫取一些利益。日本却是竭尽全力想要大清踩在脚底下，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之争。面对如此凶恶的对手，合纵连横才是上策。

然而，大清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君臣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以为小小日本不足为惧，我大清自己难道对付不了？于是一门心思搞洋务运动，买了大量洋枪洋炮，以为这样就能像当年明朝剿灭倭寇那样，让日本乖乖认怂。

反观日本，从中日对抗一开始，日本就全力向英国靠拢，争取与这个海洋强国搞好关系，因为日本看清了英国的意图，需要一位东亚盟友共同抗击俄国的扩张，于是主动示好，并最终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实现，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日本就是依靠英日同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俄国。

所以在这场世纪交手中，大清从战略到外交都输给了对手，由于没能认清大国博弈中可以利用的力量，大清在日后遭到日本痛击时没能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只能靠自己硬扛。

2

既然是硬扛，我们到底打得过日本吗？甲午战争的结局已经给出了答案。很多人把战争失利归咎于大清武器落后，技不如人，但这只说对了一部分。

的确，日本陆海军的作战能力远胜清军，日本舰船的性能比我们优越，日本将领普遍接受过现代化的军事教育，一线士兵也比我们受过更好的系统性训练，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无疑是制度。

现代战争不同于传统战争，其规模与破坏力不是农业时代所能比拟的，更不是依靠更新个别武器装备就能打赢的，这是一项系统工程。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海军学习英国，陆军学习普鲁士，因为两者皆为各自领域的全球第一，日本从学习普鲁士军队获得的财富，除了武器与陆军战术，还包括参谋部。

参谋部是普鲁士军队的发明，你可以把参谋部理解为战时的指挥中枢，但这与传统战争时期的“大营”或“大帅府”有着本质区别。

参谋部平时的任务，是不断搜集各国的战例和情报，并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形成操典和教材，帮助军队强化战斗力，有点像如今的商学院或者咨询公司，专门为企业提供经营指导。然而参谋部又不同于学院，本部会定期派遣武官到其他国家体验和观察，并且不断搜集情报数据，以便做到知己知彼。

优秀的参谋部不仅能在战时指导前线作战，还能形成自己的学说与教育体系，近代以来，德国、苏联和美国都产生过跨时代的军事思想，对取得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参谋部，现代战争还需要充足的兵源，这就离不开兵役制度，因为一旦开战，前线兵力损耗巨大，这就需要不断从后方抽调预备队，尤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拥有足够的兵源储备是打持久战的关键胜负手。

然而，当时的大清既没有参谋部，也没有兵役制度，开战后的所有重大决策都交给了李鸿章和军机处。更糟糕的是，除了李鸿章以外，朝廷里大部分人对现代战争所知甚少，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门外汉，再加上缺乏专业的参谋人才，导致开战后清军一再失去先机，在战场上做出错误的决策。

清军不仅在整体的军事组织上落后于日方，就连前方军队的组织架构都有着致命缺陷。按照王鼎杰的说法，清军是“一支结构过于扁平的军队”，其编制沿用了农业时代的战争思维，以营为单位，没有明确的职权划分与军衔区别，这就大大增加了指挥的难度。

以甲午战争发生在朝鲜境内的平壤之战为例，清军以北洋精锐部队抗击四路日军进攻，日军长途奔袭，清军以逸待劳，双方兵力相当，按理说清军好歹也该大战好几天拖住对手，然而事实是，双方仅战斗了一天清军就弃城而逃。

清军为何崩溃地如此迅速？是因为官兵贪生怕死吗？非也！事实是：清军最能打的将领左宝贵冲在最前面不幸阵亡，导致这一路清军群龙无首，大乱阵脚。究其原因，就是清军组织架构不合理，每一位将领需要指挥大量次级军官，必然导致顾头不顾腚，军队上下左右无法协调，一旦将领被杀就会束手无策。

相比于清军一人得指挥10位营长，日军每路指挥官只需指挥2—3名次级军官，背后还有参谋部不停地出谋献策，这不仅减轻了一线军官的负担，也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

事实上，即便到了甲午战争后期，清军退守旅顺，仍旧没有解决战场的组织架构问题。日军都快打到家门口了，朝廷却仍未指定战区指挥官与城防司令，陆军、海军、后勤分别由七人负责，而本场战役的指挥官总共有九位！看似人多势众，却分不清谁归谁管，谁指挥谁，如此混乱的组织打仗能赢才怪。

清军的问题就跟现代企业一样，换在30年前，一个没啥学历的土老板凭胆子和运气就能把生意做大，那时候市场发育不完善，竞争对手不多，拉业务拼的是关系，经营企业靠的是经验。

但随着企业越做越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就需要设立越来越多的层级，并引入大量的专业人才，因为光靠老板的经验已经无法应对市场环境，科层化与专业分工是必由之路，哪怕连曾经以“扁平化”为傲的小米，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雷军也不得不接受现实，让小米成为自己“讨厌的样子”。

诚然，等级过多会导致转型困难和效率低下，但那是后话，因为无论如何，科层化的专业分工，都是现代组织做大做强的基础。

而清军面对一场现代化战争，尽管手握洋枪洋炮，但仍旧以原始的方式组织军队，失败一点也不意外。

3

最后，我们从武器层面看看大清为何会输掉这场关键之战。

我们聊了半天甲午战争，好像一直没有聊过海军。今天很多人一想到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甲午海战和北洋舰队，毕竟那是大清最后的荣耀，也是我们距离成为世界级海军最近的一次。

尽管北洋海军号称远东第一海军，我们也一度拥有比日本火力和防护更强的战舰，但不幸的是，甲午海战还没开打，北洋海军就输给了对手。

因为大清对海军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问题。

在第一节里我们就说过，中日之战首先是海权争夺，海权争夺不同于陆地战争，你必须主动出击获得制海权方能取胜。

但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大清始终没有摆脱陆战思维，在清政府看来，无论你买多大的军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来守门。

这从北洋舰队建立初期清军的采购清单就可以看出来，当时李鸿章订购的船只叫做蚊炮船，什么是蚊炮船呢？就是在小船上装大炮，这种船主要用于海上防御，可以阻击远道而来的大型舰船。

蚊炮船虽然便宜，但终究火力有限，李鸿章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又采购了一批吨位更大，火力更强的撞击巡洋舰，你别看这个名字很生猛，其实只是大号的蚊炮船，就像很多车企号称自己的SUV是“越野级”，实则根本不能越野一样。

所以这种船依旧只适合近海防御，而且还采用了即将被淘汰的撞击战术。

什么是撞击战术？就是当船只火力不够用的时候，干脆就拿船直接装翻对方，这种古罗马时代的战术，居然在蒸汽机时代还在运用，可见只是个过渡产物，以弥补火炮精度的不足。

但当时的李鸿章管不了那么多，因为这种船的好处是火力猛，缺点是吨位小，适航性差，所以无法进行远洋作战，但这也正符合北洋海军固守国门的战略初衷。

那么大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购买远洋铁甲舰的呢？主要是因为日本先买了，这就大大刺激了李鸿章，你日本都有了，咱大清为啥没有？结果就有了日后大名鼎鼎的定远号与镇远号，两者的排水量均超过七千吨。

我们光从这两艘舰的名字，就能看出大清在思路上的变化，早期北洋海军的蚊炮船分别叫镇北、镇南、镇西、镇东，这是典型的防守思维。而从镇远和定远开始，北洋海军似乎开始崇尚进攻，希望以更积极的态度打击对手。

然而，镇远和定远就如同今天的航母，光有船还不够，你还得形成系统战力，相当于买了房子你还得购置家具、厨卫和软装。对于铁甲舰而言，它们的配套就是护卫舰、鱼雷艇，以及一系列后勤保障设施，你甚至还得建设专门的军港、炮台、通讯系统与修船厂，所有这些加起来将是一笔巨大的投入。

所以王鼎杰认为，现代海军的建设是“一有全有，不进则退”，你走了第一步，就得走到第十步，切忌半途而废，军备竞赛是一个无底洞，既然起步，就得一路走到底。

然而自1888年起，大清就暂停了军舰的采购与武器更新，这背后固然有财政支持不力的原因，但究其根源，仍旧是骨子里的守土意识在作祟，因为大清始终把北洋海军视为一支“守门”军队，而不是一支争夺制海权的军队，完全忽视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军事装备更新的速度之快，已经远非传统战争所能比拟。

北洋海军停止了更新，日本却能持之以恒，逐渐在这轮军备竞赛中超过了对手。再加上大清对海战的认知原本就很落伍，日本海军从武器装备到技战术实现了对北洋海军的全面压制，大清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4

甲午战争大清的战败，是从观念、组织、战术到武器的全面失败。其实当时的日本陆海军还处在发展初期，一线的指挥作战也存在大量问题，要不是因为大清太菜，该抓住的机会一个也没抓住，日本不会快速崛起。

但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三十多年后，日本已经从甲午时期的进化体，变成了一心想要吞并整个亚洲的完全体，面对更强大的日本，一盘散沙的中国竟然取得了胜利。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无论武器装备和战术素养都不如日军，获得大量美制武器也是后来的事，抗战前期中国军队打得非常拉胯，战损比最高时达到夸张的19:1，近一半国土惨遭沦陷，可我们还是奇迹般的挺了过来。

中国何以能赢得抗战？背后的关键原因，显然不在军事层面，而是我们吸取了大清的教训，在战略、外交和组织层面不再被对手拿捏。

在外交上，我们在国际社会赢得了道义上的支持，同时牢牢抱着美苏这些大腿，从而得以获得国际援助，让日本陷入孤立。

在战略上，我们懂得用空间换时间，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过，那就把你拖入广袤的内陆，拉开你的补给线，再利用游击战不断消耗你的人力物力。

在组织上，中国终于依托人口优势实现了全国动员，正规军有大量预备役，平民也可以化身游击队，一旦全民皆兵，日军就陷入了战争泥潭。

外交、战略、组织，本质上都是政治，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一旦你在政治上占得优势，战争胜利就指日可待，军事上的优劣势迟早会扭转，当然，这也难免会付出超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

所以甲午战败的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候，认知的重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一切的失败和落后，归根结底都是认知的失败和落后。

因为正确的认知，能让你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后，接下去该怎么办。当你有了正确的认知，即便能力上不如对手，你也能找到破局之道，然后用时间来慢慢弥补。

最可怕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失败，无法深度总结过往经验，这样只能让你越做越错，被虐到怀疑人生，无论你的武器再先进，终究还是会因为自己的盲目和无知走向毁灭。

甲午时期的大清，二战时期的日军，都犯了致命的认知错误，导致两者都在错误的道路越陷越深，最终遭受系统性的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