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最早的工人罢工，可以上溯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

文 | 章柏年

早期嘉兴的工人主要由手工业工人、产业工人和店员工人三部分组成。他们的来源主要是当地的农民。如嘉善县的窑业工人，绝大多数是当地贫苦农民，全县约十万人从事窑业生产。

海盐县的盐民，也多是当地近海的农民。丝绸业的缫丝女工多是来自农村的蚕妇，针、纺织业的女工也都是就近招用从事家庭棉纺织业的农妇。由此还出现了最早的街头劳动力市场，据记载，在桐乡濮院，每天早晨有织工拽工聚集在太平巷，等待着雇主来挑选。

在近代除工商业外，嘉兴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新兴行业，如各种自由职业者，包括医生、律师、新闻记者等。随着1909年嘉兴火车开通，人力车行业得以发展。

20 世纪 20年代初，嘉兴城区已有4家人力车车行，黄包车总数有200辆左右。据1936 年对平湖县市镇职业构成的调查，从事商业的占37.54%，农业占34.40%，工业占15.97%，政界占1.98%，自由职业占1.91%，地主占1.77%，军警占0.48%其他占5.95%。

平湖的情况可以推及整个嘉兴，说明从事工商业的工人人数在嘉兴已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另据《海宁县志》记载，1949年海宁解放前夕，工厂多数停业，失业工人多达数千人，可见在海宁近代工人的数量也相当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深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剥削和压迫。工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生活上极端贫困，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靠出卖劳动力换取低廉的工资。

如嘉禾布厂在雇用工人时，首先是招雇13岁至16岁的男女童工和学徒工，因为童工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还要低，所以嘉禾布厂的女工占 90%以上，在女工中，童工占30%~40%。

嘉禾布厂实行一班制，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旺季增加到十六个小时以上，工人称之为“鸡叫出门，鬼叫进门”。工人们起早摸黑，工资却是极低的。织布挡车工是计件制，织一匹(30码)工资四角，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只能织27 码，计三角六分。除去车间工头的抽头，每人每天工资只剩二角几分。学徒工六年满师，每月最高只能拿到五元钱。

禾丰造纸厂拣料工场的女工，每天面对一堆堆发出腥臭霉味的破布烂纱，夏天天气酷热，腥臭霉味熏得人透不过气;冬天冻得双手麻木红肿，裂出血。双手还会中毒生疮，痛痒难当。拣料女工不仅工资低廉，而且没有基本的劳动保护。

在如此污浊的空气中工作，连口罩都没有一只。女工生病也得上班，重病也要硬撑着否则就会被资方辞退回家。女工倘有怀孕，得用布带勒紧肚子，唯恐被工头看出而丢掉饭碗。怀孕女工因此流产于工场或途中时有所闻。

裕嘉分厂前工场的缫丝工人，在门窗闭塞的阴暗车间里整日操作，夏季闷热难忍，冬天水汽蒸人，两手在高温煮茧水中浸蚀，时常溃烂，苦不堪言。资本家还巧立名目，制定各种罚款条规。什么“白花未拾起”“轧梭”“断经断纱头”“抽烟喝酒”，甚至“男女谈笑”都要被克扣工资。

工人们本来工资已经极低，还要“孝敬”把头，每天实际所得不过二三角而已。而当时的商品行情，糙尖米每担八元，菜油每斤一角，大绸每尺四角五分，葛布@每尺三角……一天工资只能买一尺布。

大批从事窑业的窑工按工种分坏工、烧工和运输工。坏工的工资不固定，一般每人每日工资二角五分左右。烧工和运输工都是正式工。烧工人数不多，每个窑墩雇用正、副烧工各一人，杂差一人，烧工每人每月得六至八元。

运输工又分三种:

第一种由坯场运到窑场，每人每日约得二角:

第二种由窑场搬进窑内并装好或将烧制成的砖或瓦运出窑墩，此类窑工分班次劳动，每班负担四五个窑墩的搬运任务，轮到当班时，每人每日可得一元或多于一元，轮不到当班时，劳动就没有工资;

第三种是运销工人，将烧成的砖瓦运销到各个市场，此类工人的工资随运费的多寡临时规定，一般全年工资亦不过四五十元。

坏工、运输工劳动强度大，装坏出窑的运输工和烧工在烈火高温下工作，而且窑工一般雨天停工，无工资可拿，所以累死累活，所得工资亦只有二三口之家勉强温饱。如不幸工伤病痛，不能出工，便分文不得，全家只好挨冻挨饿。

制盐工中,“盐民”生活比“卤民”好一些。“盐民”有部分资金，因非薄具资本不能制盐营业，如煎灶设备、盐仓修盖以及粮税负担等。制盐因受天气的支配，全年业务仅七十天。

在煎盐期中，不论产盐多寡，每天应缴公盐一千九百斤于盐厂。剩盐每担扣除工本获利四角，收入甚是微薄。若剩盐稍多，倘遇警士查获则以藏蓄私盐罪之，难免刑狱之灾，较诸农民生活更为困难。

“卤民”经济状况较“盐民”又低一等。“卤民”多为贫无立锥之地，于无可谋生之中，择海滨荒地，砌筑卤漏场所，提取盐卤，以维生计。全部工作日期，亦受天时限制，平均每年仅四五次而已。如每次产卤三十担，亦只获纯利一元。如以每年五次计算，盈利不过五元而已。还要卤漏纳税，添置器具，均在这五元开支中，“卤民”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见矣。

袜业工人的工资根据不同的花色、品种略有不同。男袜每打工资二角八分，摇罗纹每打另加八分，尖脚袜每打三角二分。操作特别勤快、技术较好的工，每月可得二十余元，次者十余元，一般的都在七元左右。所以袜业工人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可谓“一天到晚做，腰酸胳膊痛，袜子富人穿，袜工日难过”。

商号聘用工人，学徒制与聘用制并存。传统学徒制薪酬极低或仅供食宿，故常有学徒出走的情况发生。聘用制按时支取薪酬但均要求“有殷实铺保”。据1946年7月24日《嘉区民国日报》所载启事，有邓中兴钟表店招收两名初中毕业，国文英文、算数样样精通的练习生，要求在店中练习四年,“按月津贴糙米一斗”。

嘉兴最早的工人罢工，可以上溯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嘉兴、秀水两县香作场的300 余工人为增加工资进行罢工斗争。当时香作场的工人每日工资为七十五文，而每斗米价为五百七八十文，柴价每斤六文，盐价每斤七十文，油价每斤二百二十文，香作场工人一天的工资只能买到一升三合的米。

面对工人的罢工，香烛业店主联名把工人告到官府，称“职等均在郡城内外开张香铺。缘各铺作司逐年勒加工钱。今有薛大昌为首，又复图加。敛钱开戏，霸停工。奉嘉邑主提案讯惩枷示，谕令各作开工”。

随有秀水县令张廷楷等出劝各店议定，每日给发工钱七十五文，不得再图加增。店主还勾结官府，出示勒石永禁，称:“仰各香铺作司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各宜安分守业，应给辛工悉照此次议定工价，毋得再图加增。倘敢复蹈前辙，许各店铺指名禀县，以凭严究，断不姑宽。”

此禁香烛工人罢工碑存于南湖湖心岛，为反映嘉兴乃至全省工人斗争较早的资料。因为罢工波及嘉、秀两县，当年嘉兴知县与秀水县令各勒石立碑永禁。

“秀水碑”于1955年被移至湖心岛:“嘉兴碑”一说原在郡庙公所(即旧时嘉兴府城隍庙)，今已不存，但尚有该碑拓片藏嘉兴图书馆。

道光二十八年(1848)，嘉兴、秀水两县香作场300余工人为反对业主剥削要求增加工资进行的罢工斗争是继1846年1月19日杭州钱塘、仁和两县的绸纱缎工人为反对业主的剥削压迫，发动同盟罢工后浙江最早的手工业工人运动，在嘉兴乃至全省工人运动史上居重要地位。

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极端仇视工人罢工。1912年至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制定《暂行新刑律》和《治安警察条例》,对工人罢工以“妨碍秩序罪”或“骚扰罪’论处。但工人们反抗剥削、求生存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

1918年2月，洋行买办金某，在濮院开设洪盛昌茧厂。洋商收购鲜茧，断绝土丝原料，严重影响濮院丝绸、机三业数千从业人员的生计。通过同业公会上诉省法院得到胜诉，洪盛昌茧厂厂房被拆掉。

“五四”前后，嘉兴城区及各县的较大的工人罢工斗争有:嘉兴县鲜肉业工人的罢工，嘉兴县铜作业工人及榨油业工人的罢工，桐乡县竹场工人及打铁工人的罢工，海宁县染业工人的罢工，嘉善县窑业工人的罢工。

嘉兴早期工人的斗争，有的还带有原始的消极怠工、破坏生产设备、损害劳成果的行为。如嘉善窑业“劳资纠葛时有，应装六万数千坏之窑墩，故意少装为难，厂方支出无减，收人却少”。

【来自：嘉兴工人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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