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的历史04兵乱与赏赐，为什么一整集都在聊赏钱？要命

为什么#太平年#21集后半集剧情反复纠结于一件事：如何赏赐军队？甚至不惜让吴越王钱弘佐（老六）与钱弘倧（老九）演一出双簧，而钱弘倧（老七）却浑然不觉，还被蒙在鼓里。无论是贬斥老九，还是罢免丞相，其核心目的无非是省下军费，尽可能压缩对军队的赏赐额度。另一边，军头胡进思则装聋作哑，即便最终由他拍板，也只肯将赏赐砍去一半。底下士卒甚至自嘲：“这次不过是出兵转一圈，跑个腿罢了，随便给点钱就行。”可此时已逾期限，胡进思却斩钉截铁道：“这是规矩。”——这“规矩”究竟从何而来？这正是我们探讨五代时期兵乱与赏赐关系的关键所在。

此前铺垫良多，只为阐明一点：五代之乱，乱得触目惊心。其严重程度，可追溯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直至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周世宗驾崩、宋朝建立，整整二百零五年间，共发生兵变三百二十四起，平均每年逾一点五次，频率之高，令人咋舌。尤其在后晋至后汉这不足二十年的时段内，兵乱竟达三十余起，可谓天下大乱，军变频仍，几成常态。

那么，为何军队如此桀骜难驯？根源在于唐末以降形成的“骄兵悍将”传统。须知，彼时之军，绝不可与今日人民子弟兵相提并论。当今我军纪律严明、作风优良，无论抗震救灾抑或戍边卫国，皆冲锋在前——如“7·20”特大暴雨之际，当地军校学员率先登上大堤守护水库，武警官兵继而换防，危急关头，军人永远是第一道防线。然而唐末五代之兵，则是军队的另外一个极端，毫无信念、唯利是图。

究其根本，问题不在士兵本身，而在他们所处的制度与境遇。府兵制鼎盛之时，兵源多出自长安、太原一带的良家子，多为小地主或富农子弟。他们从军有保障：战死有抚恤，立功有赏赐，若获“先登”之功，可赏田数百亩，一跃而成中等地主；更有勋阶授官之途，不仅能升任军官，还可外放为刺史、县令，乃至入朝为相，真正实现“出将入相”。《唐朝诡事录：长安》中，礼部尚书裴冕一个文官身手矫健，正因唐代前期文官多有行伍经历。

然而历史急转直下。随着均田制瓦解，府兵制崩溃，士兵待遇急剧恶化。戍边动辄数年，归家时妻离子散、田产尽失；边将克扣粮饷，甚至虐杀士卒，家产亦遭侵吞。长安禁军不再受百姓敬重，反遭鄙弃。募兵制兴起后，兵源日益低劣——地痞、流民、罪犯纷纷入伍，犯罪者逃入军中即可脱罪。郭威、钱镠、刘知俊、王建等枭雄，皆非传统意义上的“好人”，而正是这种乱世土壤孕育出的产物。军队遂成无赖之渊薮，既无前途，又无希望，唯有利器在手，所求者，唯钱耳！

唐玄宗晚年开启了这一切。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后，他设立左右龙武军，与羽林军合称“北门四军”，由宦官统领，待遇远超南衙府兵。为笼络军心，赏赐靡费无度。《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载，玄宗于勤政楼大宴将士，奏《破阵乐》《太平乐》，舞马衔杯祝寿，山车陆船载乐巡游，极尽奢靡，“帑藏为之空竭”。赏赐已成维系忠诚的唯一手段。

及至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西逃，随行多为北门禁军旧部。然赏赐未能换来忠心——将士家眷尚在长安，生死未卜。马嵬驿兵变爆发，陈玄礼顺势将怒火引向杨氏兄妹。此后肃宗逃至扶风，士卒濒临溃散，幸得成都进贡春彩十余万匹，尽数分发，方稳军心。自此，“发钱平乱”成为定式。

纵观五代兵乱，所争者不过二事：权与钱，而根本仍在钱。偶有权欲驱动者，如节度使被强迁他镇而反（如石敬瑭、范延光），或下级军官驱逐主帅自立为留后，但背后无不伴随索饷。广德二年（764年），河中兵奉命讨吐蕃，因无赏赐，竟洗劫节度使崔寓家财及周边民户。河东节度使李石召横水戍卒一千五百人增援，原约每人赏绢两匹，因府库空虚，仅能凑出一匹，士卒遂趁机劫掠坊市。

后唐闵帝李从厚与末帝李从珂之争尤为典型。李从珂据凤翔反叛，倾尽城中官吏、市民财物犒军，锅碗瓢盆皆充赏物。李从厚则空府库以赏将士，许诺平定凤翔后每人再赏二百缗，不足则以宫中珍玩抵充。士卒骄横无忌，负财于道，公然宣称：“至凤翔，更请一分！”意即投靠李从珂后再索一遍赏钱。李从珂登基后，虽兑现凤翔百缗之诺，却因府库枯竭，不得不搜刮民财、拷掠富商、逼迫太后捐器，方勉强凑足二十万缗。即便如此，士卒仍怨声载道，讥讽道：“除去菩萨，扶立生铁！”——悔不该推翻宽厚的李从厚，拥立冷酷的李从珂。

由此可见，赏赐已成痼疾，兵士视政权更迭为发财良机。剧中钱弘佐与钱弘俶演戏，实为借老九之名削减赏额，保全老七不致开罪军队；胡进思心领神会，虽减半赏赐，却不敢全免——因“规矩”已立：军为利动，少赏可忍，无赏必反。吴越君臣、宰相、将领，皆深谙此道，不得不以金钱收买兵心。程昭月之所以能以财贿众，正因士卒嗜利成性，唯利是图。

此风早有先例。魏博田绪弑叔田悦后，面对军心浮动，登城高呼：“绪乃先相公之子！若立我，兵马使赏二千缗，大将千缗，士卒百缗，五日内办齐！”士卒闻之，立斩田悦旧部，唯利是从。一缗在当时价值不菲，百缗相当于今数万元，二千缗则达数十万之巨。人情道义荡然无存，唯金钱可驭兵。

数百年积弊，终成铁律：凡有册立、易帅、出征，必大肆赏军。对士卒而言，乱世非祸，反为阶梯——且是金阶。一旦君主无力满足其物质欲求，统治便岌岌可危。后唐庄宗李存勖临危才以金帛笼络，士卒已不屑一顾，终致身死国灭。

即便北宋立国，赵匡胤、赵光义、赵普以“杯酒释兵权”等制度约束武将，虽有效遏制兵变，却也削弱军力。然军人重利之习未根除，宋仁宗时贝州兵变即为其遗毒。五代百年军制崩坏，不仅导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社会观念，更使军队从卫国之干城沦为逐利之私兵。此一历史塌陷，其影响深远，乃至明清军制隐患、近代军阀割据，皆可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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