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带着电脑“流浪” 城市拿什么留住这缕“新烟火”

他们年收入动辄数十万元，却行踪不定，一台笔记本电脑便是其移动的办公室；他们追求work—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在一个城市短居数月后便飞往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用社交媒体记录生活，传播城市软实力，成为连接本土与全球的鲜活节点……他们就是“数字游民”，一个规模日益壮大的新兴群体，正用脚步为城市的吸引力投票。

　　从北京胡同里为外卖骑手量身定制的“骑手驿站”，到上海由百年仓库变身、吸引创意阶层驻足的艺术空间，再到广东深圳依托产业链优势举办的“硬件创业沙龙”，一种“新烟火气”正在中国一线城市悄然升腾。这背后，是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向：当“人民城市”的理念从宏大叙事落地为“每平方米300元”的社区微更新，当城市规划者开始像产品经理一样精准洞察“人”的需求，一场以“微观关怀”重塑城市温度、争夺未来人才的软实力竞赛已悄然鸣枪。面对这群崇尚自由、用创造力定义价值的“流浪者”，城市究竟该亮出怎样的底牌，才能让他们不再只是过客，而是心甘情愿地停下脚步？

　　空间之变：“烟火气”转型

　　“静安如何让工业遗存‘活’起来，让城区既‘洋气’又‘接地气’？”在近期的‘SEA-Hi！论坛’上，上海市静安区副区长施煜的开场提问，揭示了城市更新的核心命题。施煜提出，静安区对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不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而是注重“融合与共生”。例如，西康路海防路转角一个百年历史的颜料厂，被改造为一个开放的社区街区。“通过改造以后把院子打开，把中间原来的弄堂变成社区街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走到里面。”施煜介绍，这里植入了书店、颜料展示体验空间、餐饮等复合功能，成为一个“下楼就能碰到”的、让任何人都能找到休憩和交流场所的街角客厅。据悉，这种更新坚持了一个关键原则，即“所有的外观、空间形态都全部做保留，内部增加的功能，将来都是可逆的。”这体现了在历史保护与功能创新之间的精细平衡。

　　此外，这种空间逻辑在更大的尺度上得到延续。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叶可央展示了徐汇滨江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蜕变。如今的西岸，年客流量近2000万，是一个商旅文体展高度融合的活力区域。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去打造？对此，叶可央将其总结为“规划引领、文化先导、科创主导和生态优先”。她特别提到对“松弛感”的营造——可躺卧的草坪、无障碍的步道，让西岸成为打工族“最有效地去班味的方式”。这里的空间设计充满了灵活性，甚至考虑了不同时间段的需求转换，使得人们愿意从早到晚停留于此。“我们希望，人们能在这里自然地停留、相遇，让城市空间重新回到‘为人服务’的本质上来。”叶可央说。

　　在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春雷看来，“烟火气”更是一种直接的“体感”。“烟火怎么定义？烟火我个人感觉到实际上是一种体感，你目之所及、鼻之所闻、食之所味……你看到一个很好的环境，你闻到香味，有美食，然后你又可以休憩，可驻足、可停留。”他说。据悉，东明路街道通过打造“灵岩十二井”等艺术节点和社区花园，在动迁房为主的社区里精心营造这种可感知的温度，目标是让“全人群都要喜欢这个地方”。

　　人群之变：数字游民的

　　需求与价值

　　三年前，数字游民大会联合发起人周莫离开上海静安的延平路，出发前往云南大理。但那种融合了便利交通、丰富社群与多元生活的街区氛围，至今仍令她难忘。从大理到黄山，从昆山到深圳，再作为中国的数字游民代表站上清迈的全球舞台，周莫的个人游牧轨迹，映射了这个新兴群体在中国的生长与探索。

　　“平均年龄31岁，年收入普遍在20万元以上，主要从事设计、开发、内容创作等高附加值产业，”周莫清晰地勾勒了这个群体的画像，并将“数字游民”定义为“高价值移动人才库”“创新创业的活跃群体”和“城市软实力的传播者”。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中国城市报记者了解到主要有三个核心场景：工作上，需要高速稳定的网络、灵活多元的共享办公空间，且最好能24小时开放以满足跨时区工作；生活上，追求丰富的文化消费、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便利的服务，体验需求灵活多变；社交上，亟需对抗孤独感，渴望高质量的专业社群和本地链接，以便快速嵌入当地网络。

　　令人意外的是，数字游民们已经发现了城市中隐藏的“宝藏”空间。周莫透露：“你知道你家附近免费的神仙工位在哪儿吗？答案叫党群服务中心。”她展示的社交平台热帖显示，这些具备空调、WiFi、热水和卫生间的公共空间，正成为数字游民在咖啡馆之外的新选择。这表明，城市已有的公共设施，只需稍加优化，便能成为吸引新人群的重要资源。

　　数字游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消费能力，更在于其带来的“激活效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燕表示，包容性城市更新的核心是为弱势群体发声。在她负责的北京机场街道项目中，专门为“一新”（新市民，尤其是外卖小哥）改造了空间：“我们想的不只是在这里提供一片绿地或者一个亭子供大家休息，我们要从交通维度解决它的本质性的冲突所在。”据悉，该项目为此设计了带飘板的停车休息区，并做了详细的视线分析以确保不遮挡商铺店招。这种精细化的设计，恰恰也满足了数字游民对城市友好度的期待。唐燕表示，未来的城市更新须从空间改造走向治理创新，关注“一老一小一新”的需求，实现“全面友好”。

　　逻辑之变：城市竞争的

　　未来是微观关怀

　　要留住数字游民这缕“新烟火”，意味着城市治理逻辑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即由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向多元共治、充满“微观关怀”的治理。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汪仲启从学术视角提出了“现代性的悖论”：个体的解放（如数字游民的出现）是现代化的标志，但也可能导致传统社区联结的消亡。这提醒城市治理者需要在鼓励个体自由与维系社会凝聚力之间找到平衡。在他看来，数字游民现象背后是社区形态的多维分化，出现了超越物理空间的数字社区和职业社区。

　　治理变革的关键在于赋能与连接。唐燕以北京推广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例，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了城市治理结构如何从垂直、长链条的模式变得“扁平化”：“责任规划师作为一个凝聚中介，把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和各个社会团体连接在了一起。”这种制度设计让专业的规划师下沉到基层，成为居民需求的翻译者和资源协调者，使得更新项目更能响应真实、细微的需求。

　　另一方面，运营的力量愈发凸显。叶可央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了徐汇滨江的“共治联盟”，将区域内的开发运营主体凝聚起来，共同参与地区的活动举办与品牌营造：“2026年整个共治联盟面向的工作重点是能够从重点的突破迈向整个生态共赢的局面。”同时，智慧运维平台让管理变得“能感知、主动报、有温度”，实现了高效与人性化的结合。

　　而对于数字游民这类高流动性群体，周莫认为，提供“软着陆点”是留住数字游民的关键。在她看来，上海是最适合外国数字游民进中国的第一站。“上海本身就是一个理想的大社区。其多元产业集群（金融、文创、生物医药、游戏等）提供了无限可能；其24小时不断的社交网络能满足各类交流需求，激发探索中国的热情。”她进一步阐述道，这种进退自如的便利性和丰富的层次感，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数字游民是21世纪青年对工作、生活、归属感的一场全球性实验。我深信，上海有潜力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数字游民中心之一。希望所有追寻新活法的青年，能以上海为起点，也能在此结束漂泊，找到归属。”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