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财团，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可能都是不当回事，认为这个词距离自己太遥远，顶多在电视剧中看过，都是有钱人、大家族的事，和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无关。

可实际上呢，从飞机、汽车到家电、手机、电脑，再到医院、住宅等，这些东西身上都有财团的印记，可以说哪里有需求、哪里有消费，哪里就有财团，日本的财团是三菱、韩国的财团是三星，它们掌握着各自国家的经济命脉，那么中国的财团是谁呢？它和日韩有什么不同？

日韩两国财团

在韩国人们常说这辈子有三件事躲不过：死亡、税收和三星，在日本你也会听到类似的话，即使天皇退位，三菱财团也不会倒下，这些经济巨头仿佛神话一般，盘踞在国家肌体之上，从手机到汽车，从医院到住宅，它们的身影无处不在，影响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这些如今看来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它们的起点却常常渺小得令人咂，谁能想到那个为韩国贡献超过10%GDP、甚至被指能左右政坛的三星，最初竟只是1938年一个28岁的年轻人用三万韩元盘下的小杂货铺。

创始人李秉喆挂起“三星商会”的木牌，做起了干果蔬菜的买卖，那段创业路满是辛酸，在战争阴影下，无论是倒卖大米还是搞出口贸易，他屡败屡战，甚至好几次倾家荡产。

无独有偶，一手缔造三菱帝国、曾手握日本六成经济命脉的岩崎弥太郎，最初更是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乞丐”，19世纪中期他偶然找到一份政府商会的采购员工作，凭借精明与勤奋一步步艰难向上攀爬。

他们的发迹史不约而同地踩中了时代的节拍，李秉喆的商业命运在不惑之年等来了转机，1950年代，战后的韩国百废待兴，领导人李承晚急需一个经济上的得力干将，而李秉喆成了当时的不二之选。

国家的大力扶持和优惠政策，让三星物产株式会社应运而生，它先后创立糖厂、纺织厂，并迅速涉足贸易、金融，从此一飞冲天，再未回头。

战争洗礼，野心无止

岩崎弥太郎的机遇则来自日本的明治维新，当国家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向西方学习时，他顺势而为，不仅辞去公职以示忠诚，更利用人脉和时机，以极低的价格将国有的长崎商会和大阪商会揽入囊中，转瞬之间成了日本首富。

但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通过结识伊藤博文等政界要人，三菱商会逐渐披上了“私有化”的外衣，但骨子里却成了“日本海军”的延伸。

硝烟越旺它便成长得越快，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战争中，三菱不仅提供军火运输，甚至直接为国家建造军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都流入了三菱的腰包。

无论是三星还是三菱，它们的发家史都与国家权力紧密相连，它们精准抓住了政治动荡和国家转型期的机遇，通过与国家的深度结盟，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这本质上是一场心照不宣的交易，当权者需要看得见的经济增长，而那些野心勃勃的商人则需要政策的庇护和扶持。

一旦站稳脚跟，这些巨头便开始展露其凶猛的扩张本性，三菱巧妙地将战争中积累的重工技术在战后应用到民生领域，二战期间它为日本生产坦克、弹药，乃至臭名昭著的零式战斗机，是名副其实的战争帮凶。

随着日本战败，这个庞大的集团一度被强制解体，但在1954年重组后，它将军事制造的经验转化为造船、造车和航天技术，再次渗透到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孔不入。

三星的飞跃则源于一场豪赌，创始人李秉喆的儿子李健熙，将全部筹码押在了当时门槛极高的半导体产业上，他甚至不惜自掏腰包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事实证明他眼光毒辣，整个70年代三星的半导体工厂几乎包揽了世界多地的电子业务，更令人震惊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所有企业都在收缩自保，李健熙却反其道而行之，斥资38亿美元扩建芯片厂。

正是这种逆周期的惊天豪赌，为三星日后在手机市场的霸权奠定了基础，进入21世纪后Galaxy系列手机如同按下了加速键，一口气卖出2.5亿部，将昔日霸主诺基亚挤下了王座。

另辟蹊径，中国模式

相比之下，几乎与三菱在同一时期（1872年）诞生的中国招商局，它的基因里却刻着截然不同的密码，它由晚清大臣李鸿章提案创立，初衷并非为了个人私利，而是打破外国航运垄断，为国家富强开路。

这条以船运为圆心的发展之路，很快就画出了保险、船厂、煤矿、电报等一系列同心圆，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阻挡日军沿江而上，招商局不惜自沉24艘轮船以堵塞河道，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它回归国有，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才迎来了第二次腾飞。

当拿到一片荒芜的深圳蛇口时，招商局炸山填海、建工业区、拉外商投资，硬生生在一穷二白上开辟出一条新路，它在这里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比如首创工程招标，打破了传统的大锅饭，开启住房商品化，为日后的房地产市场埋下了伏笔，家喻户晓的招商银行与平安保险，也都是在它手中诞生。

人们习惯将招商局比作“一只会跳舞的大象”，它体量庞大却身段灵活，能根据市场需求不断调整方向，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持续布局，更重要的是，它扮演着市场领路人的角色，却允许舞台上有无数“蚂蚁”般的中小企业与之共舞，而非像日韩财阀那样，形成绝对的垄断，它的存在逻辑是先富带动后富的推动者，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者。

这些经济巨人的崛起，最终都塑造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权力形态，在韩国和日本，财团如同巨大的章鱼，触角伸向国家的每个角落，它们是经济的命脉，也是政治的幕后推手。

腐败、偷税、造假账等丑闻时有发生，但凭借其惊人的钞能力和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它们往往能被轻描淡写地小惩大诫。

而中国的招商局从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捆绑，它的背后是强大的国家信用，其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崛起的一个缩影。

一个是家族或个人利益至上，通过影响国家来巩固自身，另一个则是以国家意志为核心，作为其实现经济战略的得力臂膀，那么一个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财团，和一个本身就是国家经济手臂的实体，其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或许答案就藏在当风暴来临时，它们各自最终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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