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6.7万人死了！以色列还踢世界杯，国际足联为啥不拦？

在民众广泛抗议及要求足球管理机构制裁以色列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以色列将于本周末重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预选赛征程。

尽管反对声浪汹涌，以色列即将在周六对阵挪威、周二对阵意大利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仍将如期举行，国际足联以无法“解决地缘政治问题”为由回避了制裁诉求。

足球迷与部分专家指责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奉行双重标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行动两年间，两大机构未采取任何行动；而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它们却迅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

目前，多个群体和人士均呼吁禁止以色列参与国际足球赛事，核心诉求围绕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对巴勒斯坦及当地足球领域造成的破坏展开：

法律专家群体：超过30名法律专家联名呼吁欧足联禁止以色列及其俱乐部参赛，称此举“势在必行”。他们援引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报告，该报告指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同时强调，自2023年10月以色列发动军事进攻以来，至少421名巴勒斯坦足球运动员丧生，以色列的轰炸还在“系统性摧毁加沙的足球基础设施”。

政府官员：西班牙体育部长皮拉尔・阿莱格里亚明确表示，以色列球队应像2022年的俄罗斯球队一样被禁止参加体育赛事。她在接受西班牙卡德纳塞尔广播电台采访时称：“（以色列军队）杀害了6万多人，儿童和婴儿正在挨饿，医院被摧毁。双重标准难以解释和理解，体育界至少应采取与对待俄罗斯类似的立场。”

体育界人士：前法国队、曼联队队长埃里克・坎通纳，在2024年9月17日伦敦举行的巴勒斯坦筹款活动上公开质疑足球官员的不作为，呼吁“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必须暂停以色列的比赛，世界各地的俱乐部都应拒绝与以色列球队交手”。

球迷与抗议者：过去两年间，数十万足球迷和亲巴勒斯坦抗议者通过多种方式表达诉求，包括在体育场馆内外悬挂横幅、使用球迷证件发声、闯入球场、集体退场等。

尽管以色列与哈马斯已于周四凌晨达成停火协议，但两年多的加沙冲突已造成至少6.7183万人死亡、16.9841万人受伤，其中近三分之一死者为儿童，另有数千人被埋在被毁建筑物废墟下。

面对禁赛呼声，国际足联始终未采取行动，背后涉及多重因素：

官方立场回避：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在2024年10月2日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将此事间接归为“地缘政治问题”，并表示“国际足联致力于利用足球的力量团结分裂世界的人们”，以此回避制裁诉求。

权力政治与豁免现状：卡塔尔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阿卜杜拉・阿里安指出，以色列足球队所受的“特殊优待”，是该国在两年冲突期间“完全不受惩罚”状态的延续。

他表示，体育机构往往反映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政治，“以色列在种族灭绝过程中始终被允许逍遥法外，这种豁免权已持续数十年”，而国际足联的不作为正是这一现状的体现。

外部政治干预：阿里安透露，美国的干预是国际足联未制裁以色列的关键因素之一。在联合国发布关于以色列在加沙可能存在种族灭绝行为的调查结果后，禁赛以色列的呼声进一步升级，但“美国迅速代表以色列干预，对国际足联等机构发出威胁，防止它们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此外，下一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联合主办，且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因凡蒂诺关系“非常密切”，这也对国际足联的决策产生了影响。

双重标准争议：阿里安作为《中东足球：国家、社会和美丽的比赛》一书的作者，明确指出国际足联的双重标准与“共谋”——面对持续两年的压力，尤其是联合国最新调查结果公布后，国际足联仅将巴勒斯坦足协的诉求转交纪律委员会审查，“此举旨在维持官僚流程运转，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最终决策本质上是“国际足联高层的政治选择”。

（一）巴勒斯坦足协的努力与困境

2024年，巴勒斯坦足球协会（PFA）以两项理由向国际足联提出诉求，要求对以色列足球协会（IFA）实施包括国际禁赛在内的“适当制裁”：一是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二是以色列将位于巴勒斯坦领土非法定居点的俱乐部纳入其国内足球联赛，违反国际足联章程。

然而，国际足联仅将此事委托给纪律委员会审查，未推进实质性处理。阿里安表示，巴勒斯坦足协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受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足协“面临巨大内部制约”，推进禁赛诉求常招致严重后果，包括以色列阻止巴勒斯坦运动员出行、限制巴勒斯坦队集体训练，且巴勒斯坦已多年无法举办国际比赛，多名足球运动员遭枪击、监禁、滞留检查站，职业生涯被毁；另一方面，巴勒斯坦足协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支持，而该机构在巴勒斯坦权利问题上的立场“饱受批评，不少人将其称为‘占领分包商’”，立场并非始终与巴勒斯坦民众利益一致。

（二）挪威与意大利的参赛考量

以色列与挪威、意大利同被分在欧足联世界杯预选赛第一组，尽管两国国内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存在不同态度，但球队均选择参赛：

参赛的规则压力：意大利队主教练加图索明确表示，“我们必须踢这场比赛，因为如果弃权，将以0-3判负”，直接面临世界杯预选赛淘汰风险。

国内态度与行动平衡：意大利政府在加沙冲突期间基本支持以色列，但国内要求停火、批评总理乔治娅・梅洛尼政府拒绝谴责以色列的抗议活动日益增多；挪威政府则呼吁本国主权财富基金（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之一）审查在以色列的所有投资，并撤出与加沙冲突或非法占领约旦河西岸相关的投资。同时，挪威承诺将与以色列比赛的门票收入捐赠给无国界医生组织（MSF），用于加沙的人道主义工作。

两场比赛的抗议氛围已提前显现：意大利队训练期间已成为抗议者目标，加图索坦言“比赛不会是平静的环境，预计体育场外有1万人抗议，场内有5000至6000人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2024年9月8日，以色列与意大利在匈牙利德布勒森纳吉尔德伊体育场的比赛中，意大利球迷就曾举横幅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一）体育抗议的局限性

阿里安指出，尽管体育历来是民众表达诉求、推动抗议运动的重要途径，但如今足球的“商品化”使其难以实现抗议目标。“过去几十年，全球足球领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占据主导地位，严重限制了足球作为动员平台的作用，这也是部分本应更具同情心和团结意识的足球协会，未能达到民众期望的原因。”

（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行动困境

1974年，以色列曾因多个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以科威特为首、包括朝鲜在内）的反对被逐出亚洲足球联合会（AFC）——当时这些国家拒绝与以色列比赛，这一事件常被视为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团结反对以色列的例证。但如今，这些国家却未能推动国际足联制裁以色列。

阿里安认为，核心原因在于“更深层次的利益绑定”：过去几十年间，部分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商业关系，甚至推动关系正常化，即便在加沙冲突期间，仍维持着外交关系，“这些利益关联使它们难以推行制裁以色列的政策”。

（三）以色列的足球归属变迁

以色列本是1954年AFC的创始成员国，在AFC框架下参赛20年。1973年阿以战争后，1974年AFC以17票赞成、13票反对的结果将以色列驱逐。20世纪80年代，以色列主要与欧洲国家进行国际比赛，并参加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最终在1994年获得欧足联正式会员资格，这也为其如今参与欧足联框架下的世界杯预选赛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