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谋拜访任正非：为何我俩道路不一样？任正非：我们是穷人创业

2018年，中国两大科技企业巨头进行了一场重要会面。

地点是深圳坂田的华为总部，两位主角，一位是即将荣休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另一位是华为的掌舵人任正非。

这天，为了表示对这位半导体教父的尊重，一向不拘小节、爱穿便装的任正非，特意换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

张忠谋此行的目的很明确：一是感谢华为作为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长期以来的支持，二是希望自己退休后，华为能继续“照顾”台积电的生意。

然而，在商业寒暄之外，张忠谋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俩走的道路不一样？”

任正非的回答朴素得令人意外：“我们是典型的穷人，又没有知识和技术的创业模式。”

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两位巨头、两家企业乃至两种发展模式背后截然不同的密码。

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2025年的时间节点回望，这句话的深意显得愈发清晰和沉重。

1987年，华为和台积电同年诞生。但它们的“出生”场景，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台湾，55岁的张忠谋已经是功成名就的业界领袖。他手握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曾是德州仪器的全球副总裁，是第一批进入美国顶级公司管理层的华人。

带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的光环，张忠谋创业时，手上握着的是2.2亿美元的雄厚资本和顶级的配套资源。

他要做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无比清晰：开创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只做代工，不与客户竞争”。这像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棋局，每一步都计算精准，规则明确。

而在另一边的深圳，43岁的任正非刚刚经历人生的滑铁卢。

出身贵州贫困山村，从基建工程兵转业后，在国企遭遇不顺，被“扫地出门”。

任正非用凑来的21000元人民币，在深圳一栋破旧居民楼顶的塑料棚子里，挂上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牌子。

这家公司无资本、无技术、无人才、无背景，为了活下去，卖过减肥药，倒腾过火灾报警器，直到代理香港的小交换机，才算摸到了通信行业的门。

这是一个典型的草莽牌桌，任正非手里几乎没有牌，唯一的赌注，就是自己和一群同样“一贫如洗、胸怀大志”的年轻人。

这种天壤之别的起点，决定了两家公司最底层的“基因”。张忠谋的台积电，是资本和规则的产物，它的逻辑建立在全球化分工、专业、信任和资源整合之上。而任正非的华为，是苦难和意志的结晶，它的逻辑只有一个字——“活下去”。

基因决定路径。手握重金和清晰蓝图的张忠谋，迅速将台积电带上了资本的快车道。1994年，台积电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亚洲首家在美国上市的半导体公司。

凭借“中立代工”这一定位，台积电赢得了苹果、高通、英伟达等一众科技巨头的信任，成为了它们身后那个不可或缺的“军火库”。

华为则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条靠“人”趟出来的路。

任正非偏爱招聘那些来自贫困地区、能吃苦、对改变命运有“饿狼”般渴望的年轻人。

他不懂技术，但他懂得人性。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任正非就敢给员工开出当时令人咋舌的高工资。发不出钱时，就“工资发一半，另一半打白条”，这些白条，日后都变成了华为的股份。

这种朴素的“分钱”哲学，最终演变成了华为独特的员工持股制度。

公司坚持不上市，将利益与员工深度绑定。

截至2023年，任正非的个人持股比例已降至0.65%，而持股员工数量则增长到了超过15万人。这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机制，塑造了华为强大的“奋斗者文化”。

在技术上，华为也选择了最难的自主研发之路。

2000年，华为成立“海思半导体”，正式踏上了芯片自研的漫漫长征。这是一条烧钱、耗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对于一个“穷人”企业来说，这无异于一场豪赌。

从2014年开始，华为海思与台积电的合作日益紧密，双方曾共同打造出CoWoS封装的“鲲鹏”芯片。华为一度成为台积电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客户，贡献了高达8%的年营收。

那段时期，是两条路径的蜜月期，草莽英雄似乎终于赢得了精英棋手的认可，在全球化的牌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018年的那场会面，更像是一场旧时代的告别。

在那之后，全球风云突变。美国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一场极限打压就此展开。

张忠谋建立的商业帝国，其基石是“中立”和“信任”。但在地缘政治的巨浪面前，这块基石显得如此脆弱。

2020年9月15日，台积电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不得不终止了与华为的所有合作。这不仅是失去一个大客户那么简单，它动摇了台积电商业模式的根本。一个只讲商业规则的“教授”，遇到了一个不讲规则、直接掀桌子的玩家。

对于华为而言，这是釜底抽薪的一击。最先进的芯片来源被切断，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无理拘押。一时间，华为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然而，正是这场危机，彻底激活了华为“穷人创业”时就已埋下的生存基因。

那条曾经看似最笨、最苦的自主研发之路，此刻成了唯一的求生之路。被切断了外部供应，华为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加速了国产化替代的步伐。

时间进入2025年，华为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加强大。

终端业务强势回归，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首次实现年度盈利。

更重要的是，华为在“根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完全自主的鸿蒙操作系统HarmonyOS NEXT已经正式发布，彻底告别安卓内核，生态设备数量突破9亿台。

从2024年底的Mate 70系列，到2025年发布的Pura 80系列、折叠屏手机和鸿蒙电脑，华为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建自己的产品线和生态。

在汽车领域，华为智驾系统不仅在问界、智界等高端品牌上站稳脚跟，甚至开始与宝骏等品牌合作，向10万-15万元级别的市场下探，目标直指成为汽车界的“Intel”，以庞大的装机量和数据反哺技术迭代。

尽管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因巨大的研发投入而有所下降，但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高达22.7%，显示了其对未来的压强式投入。

任正非在近期的采访中依然强调“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这种源自草莽时代的坚韧精神，贯穿始终。

另一边的台积电，则在全球化的棋局中，走得步步惊心。

失去华为这个大客户的营收缺口，很快被AI浪潮带来的巨大需求所填补。

2024年，台积电营收超过900亿美元，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30%，表现依旧抢眼。2025年，AI加速器的营收预计将再次翻倍，成为增长的核心引擎。

然而，亮眼的财报背后，是无法忽视的隐忧。张忠谋退休后，台积电在美国的压力和《芯片法案》的吸引下，开始大规模在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

尽管官方宣称进展顺利，并计划提前引入2nm甚至1.6nm等更先进制程，但高昂的成本、文化冲突以及人才短缺等问题也时有报道。

台湾内部关于“护国神山”变“美积电”的担忧从未停止。

新任董事长魏哲家不得不在股东会上反复强调，台积电的技术不会因为海外设厂而外流。

回到2018年张忠谋的那个问题：“为何我俩道路不一样？”

任正非的回答是“我们是穷人创业”。

这句话的背后，是两种生存哲学的根本差异。

张忠谋的“精英创业”，本质上是一种“顺势而为”。它相信全球化分工是最高效的模式，相信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是不可动摇的基石。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条路无疑是正确的，它能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构建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商业帝国。

而任正非的“穷人创业”，本质上是一种“逆势求生”。它从一开始就不完全信任外部环境，它相信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相信只有通过内部的奋斗和利益共享，才能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活下去。在过去，这条路看起来很慢、很笨、很苦。

然而，当全球化的“势”发生逆转，当商业规则被地缘政治强行改写，两条道路的优劣似乎发生了戏剧性的反转。

台积电的“全球信任”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被迫在各大国之间选边站队，曾经的优势反而变成了掣肘。

华为的“自主研发”模式，虽然是被逼无奈的选择，却在极限施压下爆发出惊人的韧性，为其赢得了战略主动。

今天，我们很难简单地评判哪条路更好。

张忠谋和任正非，一位如同运筹帷幄的棋手，一位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他们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下，做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