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谈话会”及《抗战宣言》发表始末(贺伟)

一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上了庐山，商讨对待侵华日军的国策大计。

此前，1935年10月，日本侵略军要求驻守平津和冀察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脱离南京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否则，将发重兵大举进攻河北、山东等地，日军急欲吞并华北的企图已暴露无遗。12月底，在北平成立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应对危在旦夕的华北局势。

华北事变的发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抗议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热烈响应，纷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华北事变也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并直接威胁到南京政府的生存，南京政府也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视事态如何发展而调整对日政策的议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表明现在还暂不“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也明显表示：如果“完全绝望时期”和“最后关头”到来，亦可“放弃和平”、决心“牺牲”。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中、日、满经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广田弘毅三原则”，世界舆论大哗，十分关注中国的态度。这个“三原则”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他表明“我们拒绝他的原则，就是战争；我们接受他的要求，就是灭亡！”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强硬，做应战的准备。南京政府首先要做好国内各党各派的统一工作，关键是要解决与拥有军队、在中国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共产党的多年争斗和矛盾。蒋介石设法通过苏联和宋庆龄等关系，与中共开始接触。1936年2月27日，宋庆龄请共产党员董健吾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谈判的信息去延安。中共对此表示欢迎，提出“停止一切内战”等五项要求。当年五月初，中共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正式提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救亡。但是，蒋介石一心要解除共产党的一切武装，然后才来谈“政治问题”，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内战仍有大规模爆发的危险。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在共产党的极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公开表示停止一切内战，共同抗日，国共两党开始正式谈判。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蒋介石、汪精卫等大批党政军要员来到庐山，进一步商讨对日问题。此时，面对全国军民强烈要求对日作战的民族情绪，国民党内的主战派已占了上风。

为了进一步听取民众意见，国民党决定，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来庐山召开“谈话会”。

被邀者计200余人，谈话日期定自1937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分三期进行。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庐山。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各党各派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参加“庐山谈话会”第一期的代表都克服各种困难，从全国各地赶奔庐山。

二

1937年7月15日上午，汇集庐山的各界名流已齐聚庐山。其中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大文学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长马寅初、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大律师张志让、著名教授学者梁实秋、梅思平、胡建中等。

7月16日，比原定日期推迟了一天的“庐山谈话会”第一期在传习学舍楼上举行。

会场布置得很别致，没有设主席台，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桌面铺着洁白的台布，每个座位前泡有一杯云雾茶，唯有蒋介石面前是清水一杯。会厅里悬挂着一对巨大垂幔，上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出席开幕式的共158人，除了各界名流外，还有国民党要人于右任、冯玉祥、李烈钧、戴传贤等，青年党代表左舜生、曾琦，国社党代表张君劢，以及农民党、村治派的代表。

蒋介石和汪精卫并肩而坐。汪精卫一身考究的浅灰西装，雪白的领前别着黑蝴蝶领结，头发梳理得整洁光亮。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上套黑色马褂，清癯的面容上挂几丝笑容。

九时许，张群宣布“谈话会”正式开始。他简单地表述了召开“庐山谈话会”的缘起、宗旨和意愿。接着，汪精卫代表政府致词。

随后，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第一个站起来，慷慨陈言：“日寇猖狂，中国危在旦夕。身为军人，惟有以死相拼。战死疆场，死得其所！现在还有人在说些什么‘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和了几年，安在何处？还有人把希望寄于美国、英国的出面干涉和援助，中国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以全国之人力物力，难道还怕小小的日本吗？当今之时，惟有速速抗战，宁使人、地皆成灰烬，决不任敌寇从容践踏而过！”

国社党代表张君劢接着发言：“民国成立前后，吾国党派纷起，各为中华复兴而筹划谋略，惟望吾国能洗雪外寇屡次欺凌耻辱。民国成立二十六年中，对于中山先生治国之理想，无不竭诚希望其完成。目前国难严重，在此时民族生存之重要，超过一切。必先有民族，方能谈到其它。在国民政府之精诚团结号召下，各党各派，在野人士，都应对政府表示其信任之善意，同心同德，本着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之遗训，共赴国难，共担忧虑，尽快驱除外虏，光我中华是要。”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胡适、左舜生、钱昌照等人。大家一致拥护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方针。整个会场充满热烈、慷慨的气氛。

开幕式结束后，国民政府宴请与会代表。

7月17日，“谈话会”的第二天，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精神抖擞地发表《抗战宣言》。他说：

各位先生、女士，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越讲声调越高。他猛然举起一只手臂，厉声说道：“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飞出窗外，在峰峦间荡漾。与会代表都站了起来，长时间鼓掌，不少人热泪盈满了眼眶。中国人民苦盼了七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得以实现，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终于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

18日，部分代表专程赴庐山西麓海会寺，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勉励即将与日寇作战的将校军官们奋勇杀敌，打出军威国威，驱逐外寇，收复国土，重整河山。

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9日结束，比预定计划提前5天。

三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庐山谈话会”期间举行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周恩来1937年6月4日初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进行国共合作的第三轮谈判。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递交给蒋介石，并就国共两党所辖的军队合作抗日交换了意见。周恩来提出共产党愿意取消苏维埃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不能将红军改编的人数压得太少，也不能将红军分散到国民党各个部队中，必须保持独立的编制，特别是要保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蒋介石提出可先成立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同盟会，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同盟会来解决，他本人具有最后决定权。周恩来指出两党合作应是平等的，但决不可能将共产党融入国民党内，共产党的军队也决不可能融入国民党的军队内。蒋介石请共产党再提交一个具体的合作议案。周恩来于6月18日返回延安。

7月15日，周恩来和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继续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的第四轮谈判。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一行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会谈。刚刚在上午发表了《抗战宣言》的蒋介石心情十分愉快，他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道：“恩来，我们在黄埔军校、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周恩来爽朗地说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在《抗战宣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周恩来说着，将经过修改、作出重大让步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呈交给蒋介石，并就其中关于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这样很好！贵党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可以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万5千人。师、团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政训处主任由我党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我们还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恩来与秦邦宪、林伯渠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道：“委员长先生，我党愿与贵党合作，并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我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至于师参谋长的人选，我看就不用劳委员长操心了吧，委员长总不至于认为我军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吧。”

蒋介石思忖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再商量。举国抗战是一件大事，光有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统一指挥，严肃纪律。贵党的刘伯承、林彪、左权、陈赓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

国共两党经过几轮商量，合作抗日谈判终于在“谈话会”期间取得原则上一致的意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意共产党拥有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向所属共产党独立指挥的军队提供武器给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应该说国共两党能举行谈判并最终取得成功，蒋介石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由最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公正地评价说：“蒋介石9月23日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为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四

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七月下旬相继抵达牯岭。他们之中有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洪深、章益、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吴南轩、潘序伦、刘彦、戴修瓒、周北峰、张凌高、肖一山、王亚明、朱庆澜、杜重远、李剑农、陶希圣、顾毓琇、杨公达、潘公展、段锡朋、经亨颐、叶楚伧等。留在庐山的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也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

27日晚，来宾们在“仙岩饭店”共进晚餐，相互交流意见。忽然著名戏剧家洪深跳进餐厅，宣布中国军队重创日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大家极为兴奋，纷纷举杯庆祝胜利。窗外，传来一阵阵鞭炮声，整个牯岭山城都沸腾了。庐山山民和游客纷纷走上牯岭大街游行，欢庆胜利。代表们也涌出饭店，汇入欢腾的人流之中。

7月28日上午，第二期谈话会仍然在传习学舍二楼举行。因蒋介石返回南京主持战局，谈话会由汪精卫独自主持。

汪精卫在致辞中说道：“各位先生，跋涉远来，今日相聚一堂，不吝赐教之盛意。当下为诸位先生所深切关心的，无过于时局问题。卢沟桥的炮声，已使第一期共同谈话中各位来宾，都集中视听于此一点。现在事态愈扩愈大，亟有待于解决，好在对于时局之应付的方法和决心，已有蒋先生在第一期共同谈话中，明白宣布了。全国同胞唯有本着一致的决心，向着一定的方针，迈步前进。任何困难，皆不避免，任何牺牲，皆所不辞。我们如果个个都愿以身殉国，则其最后的胜利，必在我们。”

汪精卫致完词后，任启珊、吴康、许仕廉、王芸生、章益、吴南轩、潘序伦、洪深相继发言。他们一致认为：蒋委员长在第一期谈话会上所宣布的政府对日既定方针及汪主席今日的演讲，充分表达了全国上下一致、共赴国难的意愿。大政方针既定，今后地方各项工作的统一化、组织化、纪律化，就显得尤为重要，都应紧密围绕大政方针来进行。代表们就政治、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如何适应举国抗战的新形势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汪精卫表示要将代表们的意见好好整理出来，送交行政院和各有关部门，加以仔细研究和落实。

中午，汪精卫照例宴请所有与会代表。席间，潘序伦建议以第二期谈话会同仁名义，发电勖勉宋哲元将军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众人一致赞同，当即由王芸生等人拟就电文，云：

第二期谈话会开始之际，奉读感电，敬悉我忠勇将士守土御寇决心，至深钦佩。读阅战报，尤切激昂。顷闻移节保定，切盼与中央所派各军同心戮力抗战到底。同仁等不敏，竭心力以从诸公之后。中国每一块土地，皆满布每一个国民之血迹。宁使人地都成灰烬，决不任敌人从容践踏而过。谨布精诚，遥祝胜利。

7月29日，谈话会继续进行。因日军已占领北平，局势日益严峻，加之大政方针已定，与会代表都急于返回原处，安排应对事宜，第二期谈话会于29日下午即告结束。第三期谈话会因战事紧张而未举行。

喧腾的牯岭山城因代表们和大批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们的离去而显得冷清许多，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战争正在全面展开，并最终在八年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