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5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午10点，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警报鸣响长空，金陵默然垂首，我们以国之名祭奠三十万遇难同胞。

南京城的沉痛能被西方世界“看见”，离不开一个华裔女性的孤勇，她就是张纯如。

二十九岁那年，张纯如推开血色档案，用三年时间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完整听见南京城1937年的哭声。她的名字，也随着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的出版与畅销，为公众耳熟能详。本文作者孙宅巍先生1995年在南京初识张纯如，此后多次与她在美国相见。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曾将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95年夏，张纯如在南京

在南京，安排纯如调查访问

纯如初来南京调查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时，她在南京没有一个熟人。我是受托在南京这片土地上接待她的第一人。

1995年6月，我接到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吴天威的来信，称最近将有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张纯如小姐来宁调查南京大屠杀暴行，她准备用英文写作一本向西方公众介绍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著作，请我给予协助。具体要求是：安排熟悉南京大屠杀资料的学者与英语翻译各一人，随张调查；安排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若干人；安排参观南京大屠杀遗址若干处；亲自向她讲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及相关理论问题。

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投身南京大屠杀研究，已决定将此课题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当时我正在主持一个名为“南京大屠杀”的国家级课题。对于吴教授的请求，我当然欣然允诺。我分别约请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王卫星先生和江苏省行政学院杨夏鸣先生协助张纯如调查搜集资料。王熟悉南京大屠杀史实，并能阅读日文资料；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时，我还约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女士，陪同纯如访问幸存者，参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与丛葬地。

7月23日下午，我与王卫星、杨夏鸣两位先生在上海路西苑宾馆同远道而来的张纯如小姐见了面。当时她二十七岁，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头长长的黑发，能与我们用汉语作简单的交谈，基本不认识汉字。她告诉我们：这次她由美国乘飞机到广州，又从广州坐火车来到南京。1937年，她的外祖父就在南京做教师，曾目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在南京城沦陷前逃到了宜兴。一年前，她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上，见到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那些血淋淋的资料，唤起了她对祖辈在南京遭遇的同情。她暗下决心，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悲惨事实当作自己的一种历史责任。这次到南京来，就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心愿，用一部英文著作来向西方社会揭示南京大屠杀这一逐渐被遗忘的浩劫。这次见面，我请卫星先生向纯如介绍并帮助她整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夏鸣先生为她作翻译。纯如对于安排这样两位有造诣的学者来帮助她工作，感到十分满意。

张纯如在南京采访大屠杀见证者

25日，我与杨夏鸣、段月萍一道陪同纯如去南京大屠杀遗址调查。这一天，纯如穿着宽松的T恤、短裤与白球鞋，看上去特别有精神。我们包租了一辆出租车，马不停蹄地参观了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草鞋峡、燕子矶、清凉山、东郊、普德寺等南京大屠杀遗址和遇难同胞丛葬地。仅在上述地点被屠杀或埋葬的同胞就达十六万余人。这些土地浸透了死难同胞的鲜血，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标志地和缩影。

段月萍副馆长对南京大屠杀各遗址的史实与背景都十分熟悉，随处均可侃侃道来。每到一地，纯如都用她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将纪念碑与附近的景物及我们的解说，认真地加以记录。从她沉重的表情看得出，这一桩桩集体屠杀暴行，在她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草鞋峡集体屠杀遗址，纯如问我：“日本军队在这里一次屠杀了五万七千余人，为什么没有人进行反抗？”我说：“他们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徒手抢夺日军的武器，并造成了少数日军的伤亡。但是，在身体被捆绑和血腥恐怖的气氛中，要进行有效的反抗，是非常困难的。”她默默地点头表示理解。

此后，纯如用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在卫星、夏鸣先生和段女士的协助下，调查、搜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她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拜访了朱成山馆长与军旅作家徐志耕先生；访问了唐顺山、夏淑琴、潘开明、陈德贵、侯占清、李秀英、刘芳华、刘永兴等幸存者。采访由夏鸣先生进行记录，纯如则全程录像，并拍摄了幸存者身上伤疤的特写镜头。日本侵略军对这些幸存者本人及其家庭造成了毁灭性伤害。幸存者的居住环境使纯如深有感触，她后来在书中写道：“我得知大屠杀期间，其中一些幸存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以致在其后的数十年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我所见到的情况，令我震惊和沮丧。”

8月10日，纯如于离宁前夕举行晚宴，招待我与卫星、夏鸣、志耕先生及段女士。她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表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南京的调查、采访和搜集资料的工作，返美后将尽快投入写作，让西方民众能够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餐后，她又就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询问我，如：造成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南京人民在屠杀中的抗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一一做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阐述。纯如用摄像机录下了我讲述的全部内容，我每讲一段，夏鸣先生便用英语翻译一段，纯如则用英文进行记录。我们大约工作了两个小时，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专访结束我才知道，纯如当天正在发烧，体温达到三十八摄氏度。她那疲惫的面容，使我们既心疼又感动。纯如在工作中的执着、专注与投入，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洛杉矶，收到纯如千页资料

在南京接待纯如之后约一个月，我便于8月中旬应邀赴纽约出席“对日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我向大会做了题为《日本军国主义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报告，后又先后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演讲。当时，我的小女儿孙路正居住在美国西部城市洛杉矶一个叫帕萨迪纳（Pasadena）的小镇。我在纽约参加完研讨会后，便与内子在女儿处小住了一段时间。9月20日，我以主人的身份，邀请当时也住在洛杉矶的纯如来女儿家中做客。这是我们相识后的第二次见面。

时近中午，纯如自驾一部乳白色的轿车来到我们家中。只见她身穿一袭黑色连衣裙，外加一件蓝色背心，脸庞显得分外清秀。这次会面，有我的女儿当翻译，因此交流毫不费力。纯如说，两家虽然都在洛杉矶市，但由于不在同一社区，途中遇到塞车，她竟开了两个小时。她还告诉我，返美后，她便夜以继日地整理在南京搜集的各种资料。交谈中，她还提到一些不太清楚的史实，我一一作答。

纯如对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唐生智似乎有特别的兴趣。她详细询问了唐生智关于守卫南京的态度、部署和撤退的情况。我告诉她，后人对唐生智在南京的指挥及他这个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而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唐生智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抗日爱国将领。唐生智的最大失误，是在布置撤退时，临时将“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原则改为“大部渡江，一部突围”，这造成近九万名官兵滞留江边，既无法过江，又不能组成有战斗力的队伍。这些官兵后来大部分被俘，惨遭屠杀。最后，连唐本人撤离南京时也十分狼狈。我见她在听了我女儿的翻译之后，忙于埋头记录，便对她说：“我写了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书名为《1937年南京悲歌》，即将在台湾出版。我刚才讲的内容，那本书中都有，等它正式出版后，我送您一本。”她高兴地表示感谢。后来，她在美国买到了这本书，并在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中引用了书中十三处资料。

纯如说，再过两年，便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六十周年，她一定要用自己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著作，来纪念这个日子。我说，我正主持一个同名的国家课题，争取也在1997年12月之前问世。于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不约而同地期待着对方早日实现夙愿。

在家庭便餐中，我们频频举杯，互致祝福。临行前，纯如将自己在美国档案馆精心查找、复印的一千多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送给我，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1994年9月解密的部分日本外交文件、魏特琳日记的部分原稿、东京审判的部分速记等。与此同时，她还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寄去了一份同样内容和数量的复印资料。纯如说，她发现在江东门纪念馆中，很少见到西方的文献，而如果屠杀发生地的博物馆没有这些文献，简直是一种耻辱。我说：“关于缺少西方文献的情况，不仅纪念馆存在，在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中也存在。由于我们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西方的以及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都还没有被翻译过来，甚至有的还没有被发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们的后腿。”我希望纯如今后能在这方面多加关注。她说：“我会利用生活在美国这一有利条件，及时把一些新发现的西方资料送给你们。”我诚恳地回答：“我们十分需要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次您送给我和纪念馆这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令我非常感动。现在您的专著还在写作之中，您就让我们中国机构和学者在第一时间分享您的劳动成果，这体现了一种非常高尚的学术品格。”纯如赠送的这批来自西方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为我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钥匙。从这些浩繁的资料中，我体会到了纯如为了事业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心血。

在旧金山，与纯如同组交流

自在洛杉矶同纯如第二次见面后，我们又有多次机会在美国举办的有关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见面、交流。

1995年在洛杉矶，本文作者孙宅巍与张纯如

1996年12月上旬，我应邀赴斯坦福大学出席“中日关系史研讨会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二届年会”。这次会议期间，我又一次见到了纯如。她与“史维会”的丁元先生共同担任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他们轮流用流利的英语和汉语发表了关于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精辟见解，猛烈回击了少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侵略中国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谬论。

那天，纯如的演讲是一篇报告，也是一次表演。她是那样充满激情和活力，演讲情景令人难忘。开幕式结束后，我与众多学者来到纯如的面前，祝贺她担任主持人成功。她谦逊地说：“在这样隆重的学术会议上担任主持，我还是生平第一次。以往我从来没有在百人面前讲过话。”听了她的回答，我对她的学术投入和演讲能力，更加感到钦佩。想来也真是不容易，难怪她在次日发给妈妈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主持大会，加上接受媒体采访，令我精疲力竭。”

1996年在旧金山，本文作者孙宅巍与张纯如

1996年，纯如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南京大屠杀资料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即她发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一些文献资料，还打听到拉贝的一个外甥女莱因哈特仍然健在。与莱因哈特取得联系后，她得知拉贝曾给希特勒写过一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并有一部关于日军暴行的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开会见面时，她兴奋地告诉我，将于12月12日去纽约出席一场关于发现《拉贝日记》的新闻发布会。我说：“《拉贝日记》的发现对于研究南京大屠杀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您，是这一伟大发现的核心人物。”她谦逊地说：“在这件事情上，莱因哈特夫人和北美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首任会长邵子平先生才是关键性的人物，我不过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知道邵子平先生曾在德国留学，能讲德语，在帮助纯如寻找拉贝下落及与其亲属沟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纽约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并在国际社会中引起轰动，几乎全世界的主要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都对此做了重点报道，纯如和邵子平、莱因哈特的名字，因此引起世人的关注。

在斯坦福大学会议期间，纯如还同我谈起《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进度。她说，初稿已基本完成，但是她还想增加两章，分别写幸存者的命运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我鼓励她说：“这两章加得好，这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延伸，幸存者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只有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类的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世界的和平才有保证。”她表示一定要努力写好这两章。后来，该书正式出版时，果然增加了饱含感情的“幸存者的命运”与极富政论哲理的“二次劫难”两章。这样的架构，使该书的内容更趋完整。

两年后，我应邀赴旧金山出席“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与纯如再次在大洋彼岸见面。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与纯如分在同一个小组，纯如作为会议的特邀评论人，对胡华玲教授的《关于明妮·魏特琳日记》文进行评论。胡华玲教授是世界首部魏特琳传记《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的作者，是诠释魏特琳日记的权威专家。纯如在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过程中，曾在耶鲁神学院专心研读魏特琳日记，并在其著作中设立“南京的活菩萨”一节，专门介绍魏特琳对南京难民的救助与保护。

张纯如在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年会上展示其作品《南京大屠杀》

纯如特别关注胡教授在美国发表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文。她说她读过胡教授在《日本侵华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南京暴行中的中国妇女》。在那篇文章中，胡教授利用魏特琳日记中的素材，勾画了妇女们生活在安全区却仍饱受日军蹂躏凌辱的悲惨画面。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中，纯如多次引用胡教授的这篇论文，来描述女难民们所经历的“恐怖的六星期”。因此，由纯如来评论胡教授的报告，再合适不过了。纯如的评论果然不负众望。她肯定了胡教授对魏特琳日记的高度评价，指出：“魏特琳的贡献，不仅在于她在保护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方面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而且还在于她给历史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日记，使人们得以了解战争屠杀期间一位目击者的精神世界。”这次分组讨论会，是我与纯如相识、接触过程中，唯一一次同台讲述各自学术观点的交流。我做了题为《关于南京大屠杀及其周边暴行的研究》的学术报告。然而，不幸的是，这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圣路易斯，领略纯如的学术光辉

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工作，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版大作终于在1997年年底出版。1997年12月，是个不寻常的年月。六十年前，三十万南京市民与放下武器的军人，被日本侵略军血腥屠杀。六十年正好是一个甲子。每个人的一生，一般也只能经历一个甲子。

《南京大屠杀》中、英文本的热销，使纯如一下成了国际名人。她奔波于美国纽约、加拿大多伦多等地，为热心的读者签名售书。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不断发表宣传与赞扬《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文章。尤其是该书的英文版，初次将“南京大屠杀”暴行介绍给欧美人士，使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六十年前中国人的惨痛经历。著名作家肯·林格尔饱含深情地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称赞纯如：“1937年发生于南京的事情一向少有人知，但它却灼痛着一个女人的灵魂。”

该书在首发式上被抢购一空。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签售仪式上，书店里一书难求，纯如只好在藏书签上为那些排长队的读者签名。此后，这本书连续十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在前十五位。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在翻译出版日文本时，对一些暴行事实加以歪曲说明。纯如对此举表示了坚决反对，表示“不允许对原文作任何修改”。她被人们称赞为“勇敢的斗士”。

纯如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的问世，对南京大屠杀的宣传和伸张人类的正义与良知，做出了杰出的、无可替代的贡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并非仅仅是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灾难，更是人类的一段痛苦记忆。它本应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成为一面反对侵略战争和残忍屠戮的历史明镜。然而，由于语言不通，长期以来，南京大屠杀这一人类历史悲剧，只是在中国及华裔的圈子中传播，这大大缩小了它的国际意义。以往，我到美国、我国香港等地参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讲演，参会者大部分是华人、华裔，但是，纯如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问世，使得这段历史真正回归到它本应归属的全人类之中。

1999年11月，我应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亚洲论坛”的邀请，出席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有六七十位专家、学者、学生和市民出席。这次会议与以往会议的最大不同点，是许多白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的人参与了进来。他们有的还带着纯如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就六十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悲剧提出种种问题和自己的见解。一位来自纽约的历史学教授库克先生很用心地听了我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士兵人数的分析。他说，过去，他弄不清究竟有多少军人守卫南京，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被捕、被杀。他表示，会后还要写信给我，进一步讨论南京大屠杀的有关问题。一位墨西哥女青年站起来激动地说：“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剧，而且是人类的悲剧。全世界都应当警惕日本右翼分子的翻案活动。”另一位来自密苏里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正视那段侵略历史，作出应有的反省，只有这样，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能有保障。”

张纯如与研究南京大屠杀学者合影（ 左起： 徐志耕、段月萍、张纯如、杨夏鸣、孙宅巍、王卫星）

在南京，得悉纯如惊人噩耗

纯如曾为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的《魏特琳传》作序，她在序中指出：“魏特琳的去世，是一名英雄之死，她也是一名南京大屠杀的牺牲者。她为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最终也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南京人民的“活菩萨”魏特琳女士因精神抑郁，于1941年5月14日选择了自杀。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将魏特琳之死称为“英雄之死”、称赞魏特琳“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纯如，竟同样由于精神抑郁实践了“英雄之死”。

2004年11月9日早晨，智慧、纯朴、执着的纯如，在自己的白色轿车内，用手枪向头部开了一枪，结束了自己三十六岁的年轻生命。长期以来，她一直忍受着抑郁症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煎熬。她在遗书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一直在为生或死的决定而纠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太软弱，无法承受未来那些痛苦和烦恼的岁月。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更加困难，就好像正在溺毙于汪洋大海之中。”她还在一封信中请求人们记住生病以前的她，那个对生活充满希望、献身于事业的她。

由于时差和传播的关系，中国公众知道这一消息比西方晚。我得到这一噩耗是在11月11日。这天上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打来电话，沉痛地告诉我，纯如为抑郁症所折磨，已用手枪自杀身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再三追问：“人是否已经不在世了？”他答：“从消息来源看，人应当是已经不在世了。”

在我的印象中，纯如落落大方，善于同人交流，又事业有成，似乎不该得抑郁症，更不该走上这条不归路。彼时彼刻，纯如当年只身来到南京调查、考察的情景；她驾车两小时来到我在洛杉矶住处，我们共进午餐的情景；我们同台作学术报告与学术评论的情景……一下子全部在我的脑海中涌现出来。我无法相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离去。

这天，我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对纯如的贡献做了高度的评价。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暨晚，连续有《现代快报》《南京晨报》电话采访。余肯定纯如为杰出的华裔女性，富于正义感的勇士与踏实工作、成果卓著的学者。认为其有三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是出版首部英语《南京大屠杀》著作，二是发现《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三是坚决与日本右翼势力做斗争。”

11月12日《现代快报》以“《拉贝日记》发现者在美中弹身亡”的大字标题，配发了纯如的大幅照片，刊登了对我的采访报道：“张纯如女士去世的消息昨天传到国内，使南京大屠杀研究学界为之震惊。权威学者孙宅巍指出，她是发现南京大屠杀核心资料《拉贝日记》的关键人物，她的英文著作第一次让欧美人士翔实地了解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对揭露日军暴行有重要意义。”该报道还在“她让世界了解了南京大屠杀”一节中写道：“‘听说这件事我真的很震惊，张纯如女士的去世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学术界的一个重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的书和她的工作，让欧美特别是美国人准确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在世界范围内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昨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资深学者孙宅巍与记者通话时，语气沉重。”

张纯如家人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的张纯如雕像

像纯如这样一个活跃、开朗、对生命充满热情的女性，为什么竟会罹患抑郁症，并最终导致自杀？人们善意地猜测：是南京大屠杀的血腥事实，使她的心灵承受不住？是她正着手搜集的二战中菲律宾巴丹半岛美军战俘遭受虐待的残酷事实，使她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是英文版《南京大屠杀》出版后，她不断收到被怀疑是日本右翼人士的恐吓信件和电话，使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从逻辑上来说，这些推论与猜测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纯如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在自己的回忆录与接受的采访中，并未正面回应上述推测。她说：“对于纯如自杀，这个问题我们向自己问了不知多少遍，但是找不到答案。”纯如之死，给社会公众留下了太多的悬念。其实，找不到答案，本身也是一种答案。

位于张纯如祖籍江苏省淮安市的张纯如纪念馆

也许，纯如预感到自己会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于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用来从事写作。她于1996年出版了生平第一部著作《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1997年出版了第二部著作《南京大屠杀》，2003年，她的第三部著作《在美国的华人：一部叙述史》问世。接着，她便着手写作第四部著作。她的母亲张盈盈教授回忆，纯如总是说：“生命将消逝，但书和文字可以流传。”“文字是留住灵魂的唯一方式。”“书是写作者实现永生的终极方式。”张盈盈教授在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一书中，以一句名人名言作为结束语：“有些人的一生是专为别人而度过的。”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纯如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正是为了替千千万万冤死的生命寻求公道与正义而度过的。

（原文《我所认识的张纯如》刊于《名人传记》2020年第9期 文/孙宅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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