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没有枪，也不穿军装，却被日本军队编入前线，像弹药和罐头一样随军调动。白天“接待”，晚上验身，生病了注射堕胎药，逃跑就活埋。她们不是妓女，是被战争奴役的中国女性。

不是服务，是战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随着大规模屠杀与强奸暴行的曝光，日本军方开始系统性推动“慰安妇制度”，标称“防止性病、稳定军纪”，实则是将性暴力“编入军规”，将无数妇女纳入战时军用资源。

慰安妇制度由日本军部直接制定、筹建、管理，各地军队设立“慰安所”，强征女性充当“军用性奴隶”。这一制度自中国扩展至整个东南亚战区，贯穿整个二战时期。

在中国，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春等地的“慰安所”超过172个。慰安妇来源多为乡村女性，方式包括拐骗、强掳、集体迁押。历史学者苏智良指出：“所有中国幸存慰安妇都不是自愿赴慰安所，无一例外。”

慰安妇被编入军事系统，有编号、有登记，接客次数、健康状况、月经周期皆记录在册。其“工作”高强度、无报酬、无自由，被称为“没有军服的兵役制”。

以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为例：据当地遗址资料，1944年日军驻军400余人，慰安妇仅3人，日均需接待百人以上。慰安所内设隔间、木床、铁门，且每处仅一进一出，确保受控。她们每天“工作时间”多达17小时，从清晨至深夜。

多数慰安妇在战场一线，被随部队“转移使用”。在一次松山战役中，慰安妇被迫冒炮火清扫战场、为伤兵“提供服务”，部分人在炮击中死伤。

日本南海支队战俘西山幸吉供述，在缅甸、新几内亚、南洋战区，慰安妇与弹药、食物一同押运，被视为“军需品”。他称：“一天三餐可断，慰安妇不能无。”

慰安妇不享有医疗、休息、拒绝权利。一旦染病、受伤、生理期，被视作“损坏品”，部分被注射消毒药物导致不孕、终生残疾。她们被灌以兴奋剂、咖啡粉防止晕厥，不堪其辱者选择自尽或被掩埋。

在上海，利济巷慰安所成为日军最大集中慰安所之一，关押女性超过百人。日军强迫她们使用日名、穿制服、每天向军官敬礼。墙上曾贴有“遵纪守时”“为皇军服务”标语，颠覆人伦。

战争之恶，在于它不是暂时的混乱，而是永久化的控制。中国慰安妇总数超过20万，遍布各战区；在东南亚、朝鲜、菲律宾、日本本土，慰安所制度如毒网般蔓延。

史料记载，许多慰安妇“被使用至瘫痪、绝育、精神错乱”才被遗弃。一名湖南籍女性被日军关押于衡阳，数月后骨瘦如柴、两腿溃烂、性病感染已至内脏，送医途中死亡。这些妇女，多数年仅14至25岁。她们被编号、被锁门、被注射、被验身，却从未被当作“人”看待。

三千人排队，一人接待

1942年1月22日，日军攻占新几内亚腊包尔港，在当地设立大规模军事据点，并首次将中国籍慰安妇编入前线部队。

根据日本战俘西山幸吉供述：“腊包尔最多时驻军三万人，慰安妇人数不到一百。”日军规定所有士兵必须“定期排号服务”，形成长达数百米的队伍，有时一个慰安妇日接待超过300人，平均每人仅有几分钟。

慰安妇必须接受军医检查，每三天一次，检测性病、体温、皮肤状况。发现怀孕即注射堕胎针，常引发大出血，很多人当场昏迷。部分感染梅毒的慰安妇被转入“隔离区”，日军允许继续“使用”，并标明“须戴避孕套”。

工作空间通常是木棚隔间，地面泥泞，光线昏暗。慰安妇只能跪坐待命，前后无休时间，日军在外安插宪兵防止逃跑。部分部队为控制排队秩序，用刺刀维持纪律。一份日军日记记载：“一日之内，一女之泪可填水壶三满。”

日军为提高效率，还设“高级慰安所”，供军官专用，室内有木床、香皂与热水。这类场所通常配备日本籍或朝鲜籍慰安妇，而中国妇女多被安排在士兵区域，环境最恶劣、待遇最低。

慰安妇若因病或自残中断“服务”，需由其他人补班。有人为减轻身体负担故意吞针、用头撞墙，有人割舌求死，被日军以“违命”处死。

1943年，云南遮放前线曾出现“慰安妇集体沉河”事件。因连续7日高强度“接待”，五名慰安妇深夜手绑铁链，投身遮放江。尸体次日浮出，被当地百姓秘密掩埋。

而另一地——云南盈江城外，留存一份中国军队战报，记载有三名被俘慰安妇伤势描述：“阴部裂伤五处，膝盖肿胀，精神涣散。”医官标注：“此非伤兵，乃战争奴隶。”

据战后联合国人权报告，日本战时慰安妇制度下的“工作负荷”，已构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性别暴力罪行”。这不仅是军事暴行，更是系统性屠杀女性尊严。

至战争结束，数万慰安妇被遗弃或处死，少数逃回原籍。她们大多因“遭日军污辱”被家庭拒收、村庄排斥，终身未嫁，或流浪病死街头。

她们说过“不”，没人听见

1944年夏，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攻克龙陵、腾冲、芒市等日军重镇，大量慰安所随之暴露。龙陵董家沟村的慰安所被中国军队攻破后，发现五具女性尸体，皆赤裸、双手捆缚、眼球破裂。墙面仍可辨认“东洋堂”三字，地上有大摞避孕套纸袋与军医记录本。

次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大部分日军撤离时，或屠杀慰安妇，或弃之于山野。极少数慰安妇自辩“非自愿”，申请庇护，但无一得到战后赔偿。

慰安妇制度长期被日本政府否认。1970年代起，大量证据被历史学者收集：军令、经费拨款表、慰安所建筑图、军医检查记录，都标明这不是“个别军人暴行”，而是由军部统一管理的国家行为。

2003年，中国籍慰安妇朴永心在南京利济巷旧址重访，亲口指出：“就是这个房间，我在这里被关了五个月。”她坐在破旧木床上，用手拂过墙角刻痕。陪同记者称：“她看一眼，哭一声。”

朴永心曾于1995年在联合国提交证词，控诉日本政府从未道歉。她说：“我们说过‘不’，但没人听见。”

2015年9月，中国在北京设立“慰安妇历史博物馆”，展出受害女性照片、衣物、证言共1600余件。观众排队入场，许多年轻女孩看完展览哭着说：“这些阿婆，不该这么走。”

据统计，登记在册的中国籍慰安妇幸存者至今不足10人，大多行动不便、语言困难、精神受创。她们成为战争伤痕最后的见证者。苏智良教授总结：“慰安妇制度不是污点，而是全人类法治与人权体系的创伤。”

她们说过“不是自愿”，她们说过“求放过”，她们说过“我要回家”——可她们说出口的，每一句都埋进了铁门后、泥地上、深夜里的呻吟声里。

如今，只剩档案馆里泛黄的证词，和那些已无法回应问题的老人口齿间，干涩的一句：“我还记得。”

参考资料：

慰安妇悲情人生中国女性“最底层” 饱受摧残.抗日战争纪念网.2015-09-11

“慰安妇”，她们是历史的活证人.吉林大学.2017年06月19日

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67.8%为中国籍.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11-23

慰安妇：每天平均接待370多名日本士兵.抗日战争纪念网.2016-05-05

“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事实证明“慰安妇”制度就是日本战时的国家犯罪.光明网.2021年09月18日

不容忘却：“四脚牛”酷刑下“慰安妇”的苦难经历.搜狐.2025-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