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吴越的继任者先称“留后”再称王，是一种弹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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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编辑】刚柔经史

在观看历史剧《太平年》时，吴越国国王的继任者都被称为“留后”，然后要等中原王朝的认定才能继承王位，被尊为王。

这种看似矛盾的称谓背后，实则藏着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独特的生存智慧与权力逻辑，而“留后”一词的由来与消亡，更是一部乱世中地方政权与中央博弈的微缩史。

“留后”制度滥觞于唐代安史之乱后。当时河北、中原藩镇林立，节度使去世或出缺时，地方军将往往推举代理人暂掌军政，称为“留后”，需经朝廷正式册封方能成为合法节度使。

如唐德宗时期，魏博节度使田悦去世，其子田绪被推为“留后”，后经朝廷册封才“转正”。

这一制度本为中央控制藩镇的缓冲手段，却在五代十国被割据政权巧妙利用，演变为权力过渡的“安全阀门”，此举既避免僭越之嫌，又通过等待册封争取权力巩固的时间。

吴越国地处两浙，虽富甲一方，却地狭兵弱，北有中原强权，南邻吴、南唐等虎视眈眈的邻国。

钱镠立国之初便定下“善事中原正统，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的祖训，主动将自身纳入中原王朝的藩属体系。

继任者先称“留后”，本质上是向中原王朝传递“暂摄国事、等待认可”的谦卑姿态。

如钱元瓘去世后，其子钱弘佐年仅14岁继位，先以“留后”身份临朝听政，待后晋册封“吴越国王”后才正式称王。

这一过程看似繁琐，实则是对中原正统的政治表忠，既避免了僭越的罪名，又借中原册封的正统光环巩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

“留后”制度的精妙更体现在其缓冲功能。新君以“留后”身份临朝时，往往需要应对宗室、将领、豪强的权力博弈。

钱弘佐在位期间，通过免除三年租税笼络民心，出兵援闽扩张领土，同时暗中削弱骄横将领的兵权，待权柄稳固后再正式称王。

这种“外示谦退、内行集权”的策略，既减少了权臣的警惕，又为后续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争取了时间。

反观钱弘倧因急于削藩触怒权臣胡进思，导致政变被废，恰反衬出“留后”阶段对权力过渡的重要性，它既是向外部展示臣属的政治表演，也是内部权力重组的黄金期。

然而，这种制度在宋代中央集权强化后逐渐消亡。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地方节度使权力被大幅削弱，官职制度走向规范化，“留后”这一临时性称谓失去存在土壤。

如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在位期间，虽仍接受北宋册封，但“留后”制度已名存实亡。978年钱弘俶“纳土归宋”后，吴越正式纳入北宋版图，地方权力过渡自然不再需要“留后”这一中间环节。

从“留后”的唐代起源到吴越国的巧妙运用，再到宋代的消亡，这一称谓变迁本质上是权力合法性构建方式的演变。

它既受制于历史制度惯性，又蕴含着主动的政治策略选择，通过制度化的权力过渡程序，既维持了内部稳定，又借助外部正统力量平衡各方势力。

当我们在《太平年》中看到吴越继任者先称“留后”的场景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称谓的变迁，更是一个割据政权在乱世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政治智慧。

它用“留后”的谦卑换取了生存空间，用“等待册封”的耐心换取了权力合法性。

最终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中走出了一条外示臣属、内修政理的独特路径，成为乱世中难得的治世样本。

而“留后”制度也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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