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直到牺牲也想不到，最终救自己妻儿的人，是自己的“死对头”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晨雾中的枪声格外刺耳。吴石这位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参谋次长，因向大陆传递绝密军事情报而暴露，倒在血泊中。

当时吴石的妻子王碧奎已被关进死牢，十六岁的女儿吴学成、年仅七岁的儿子吴健成被房东连夜赶出家门，蜷缩在火车站冰冷的长椅上，靠着捡拾路人丢弃的饭团充饥。

彼时的台湾，因“吴石案”掀起的恐怖浪潮尚未平息。蒋介石为震慑岛内中共地下组织、稳固退台后的统治，特意下达了铁令：“凡为吴石说情者，以同罪论处。”

一审时，三位试图以“证据不足”帮吴石辩解的法官，当天就被革职流放了。自此，吴石”二字成了无人敢提的禁忌，白色恐怖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岛屿。

就在这肃杀的氛围中，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身影悄然出现，拯救了危机边缘的吴石妻儿。此人名叫陈诚，是国民党的“二号人物”。若论表面身份，他本该是吴石最彻底的“死对头”。

陈诚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还娶了宋美龄的干女儿为妻。所以蒋介石和陈诚，既有师生之名，又有姻亲之谊。

在亲上加亲的背景加持下，再加上带兵打仗的果敢狠劲，陈诚从团长一路升至了参谋总长，成了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按常理，陈诚应是最坚决执行蒋介石命令、对吴石家属避之不及的人。

可偏偏就是陈诚，在这个风声鹤唳的关头，选择站出来帮助吴石家人。这份看似反常的举动，其实早在34年前的保定军校就已埋下伏笔。

1916年，二十一岁的吴石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他不仅军事理论扎实，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校期间编撰的《参谋作业》后来成了国民党军队的标准教材。

那时十八岁的陈诚刚考入保定军校第五期，每次上战术课，都要提前挤到前排——不为别的，就为能看清讲台上吴石做示范时画的战术图。

陈诚当时总是跟自己的同学念叨：“三期的吴石学长才是真能文能武的军人。”命运的转折，就发生在1926年。

北伐战争的南昌战场上，当时已升任团长的陈诚，在一次攻坚战中，部队被军阀孙传芳围困，他自己也在突围时染上伤寒。

危险之际，是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的吴石，带着两名警卫冒死冲进包围圈，硬是将他从死人堆里扛了出来。到后方医院，军医看着高烧不退的陈诚连连摇头，说能不能活过今夜全看天意。

那一整夜，吴石就守在病床边，每隔半个时辰就用凉水浸湿毛巾敷在陈诚的额头上，直到天快亮时，陈诚的烧终于退了下去。

后来，陈诚常对自己身边的人说：“我这条命，是吴学长给的。”而这份救命之恩，陈诚记了整整一辈子。

晚年整理旧物时，每看到当年北伐时吴石送他的那只军用指南针，陈诚还是会对着发呆许久。这份深厚的旧情，后来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还成了吴石完成秘密任务的独特助力。

1948年秋，国民党败局已定，陈诚计划将存放的数万份军事绝密档案连夜撤运台北。这些档案中藏着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布防图，还有各地要塞的防御数据，是足以影响战局的“军事命脉”。

就在安排运输船只之时，吴石找到了他，语气诚恳地建议：“这批档案数量太大，直接运台容易混乱，不如先移到福州暂存。视战局如何，再决定去向。”

陈诚没多想就答应了，在他心里，吴石既是当年救过自己性命的恩人，又是军事上的“老行家”，绝无相欺之理。

可是陈诚不知道的是，吴石早就已经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暗下决心要为人民保留这批珍贵的“军事遗产”。

拿到批文后，吴石立即颠倒了档案的运输顺序，将真正的绝密档案留在了南京，后来又悄悄转移到福州的隐秘仓库。1949年解放军解放福州时，这批绝密档案被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半年后，吴石身份暴露，陈诚在整理案宗时才猛然惊觉，自己被信任的学长骗了。可他对那份自己亲笔签字的批文愣了半晌，最终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段“被骗”的过往。

其实，吴石当年也尝试过，拉着陈诚一起“另寻出路”。1949年年初，国民党的败退之势已经不可逆转。

一次两人在南京偶遇，吴石借着汇报工作的间隙低声对陈诚说：“眼下局势已经明了，跟着蒋先生路退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你有没有想过另选一条路走？”

陈诚当时正拿着笔批阅文件，听到这话手顿了顿，却没有抬头：“学长的意思我懂，但我是蒋先生一手提拔的人，不能做背主之事。”吴石看着他紧绷的侧脸，知道再劝也是徒劳。

陈诚的命运早已和蒋介石深度捆绑：他的部队是国民党嫡系核心，他的官位是蒋介石亲授，连他的婚姻都是蒋介石一手促成。这份“绑定”，早已容不得他回头。

吴石英勇就义之后，陈诚在案头看到了吴石妻子王碧奎的卷宗上面赫然写着——“匪谍家属，拟判死刑”。

陈诚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最终提起笔，在卷宗边缘写下：“查王碧奎无直接参与谍报证据，且其子女年幼无人照料，建议改判有期徒刑。”

这短短一行字，在当时足以给陈诚招来杀身之祸，可他还是这么做了。为了不引火烧身，他没有亲自出面，而是让副官以“体恤军属”的名义递上诉状。

最终将王碧奎的刑期从死刑改成了七年，最后改为七个月。至于流落街头的吴学成和吴健成，陈诚更是费尽了心思。

陈诚不敢用自己的真名，特意化名“陈明德”，让副官每月悄悄送去米粮和学费。后来吴健成到了该上学的年纪，陈诚又暗中托人联系海外学校，并自掏腰包凑了一笔钱送他出国读书。

1994年，已是白发苍苍的吴学成和吴健成，终于捧着父母的骨灰回到了大陆，将他们合葬在北京福田公墓。

墓碑上“吴石将军之墓”六个字刚劲有力，而墓前摆放的一束白菊里，细心的人会发现其中夹着一张小字条。

上面是吴健成亲笔写下的一行字：父执之恩，没齿难忘。陈叔高义，吴家永念。当年那个在火车站冻得瑟瑟发抖的七岁孩童，将“陈明德”这个化名铭记了一生。

长久以来，除了当事人鲜少有人知晓，那位身处国民党权力中心的“二号人物”，曾在白色恐怖的漫漫长夜里，为了立场相悖的故人，守住最后一点人性的温暖。

这段超越立场的情谊，如同墓前那束静静绽放的白菊，历经岁月风霜，依然保持着最初的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