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同志去世的前一个晚上，她躺在病榻上，呼吸微弱却清晰地吐出两个字：“李鹏......”

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滞，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敬重？不舍？还是人之将逝的最后牵挂？为何她最后说的两个字，是“李鹏”？

“周总理与邓颖超夫妇膝下无子”，这是老一辈革命者中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坊间关于李鹏是他们“养子”的传闻，也因此喧嚣尘上。

就在大家以为“真相即将水落石出”时，李鹏总理在回忆录中却一锤定音，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

“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一语封喉，既斩断流言，又道出一种深沉的感情，但感情的分量，从来不是用“儿子”两个字来衡量的。

邓颖超临终呼唤李鹏的名字，是一种超越血缘的羁绊，更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的终极回响。

你可能想不到，李鹏对父亲李硕勋的记忆，可能只停留在婴儿时期的一面之缘，甚至不记得父亲的声音、模样，却一生都在追寻父亲的足迹。

命运的齿轮，在他尚未断奶时就已开始转动，将他的人生引向一条不归的轨道。

李硕勋，这个名字在党史中并不耀眼，但他是中共早期白区工作的重要骨干。

1931年，他在抵达海口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最终英勇就义，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李鹏内心深处最早的“革命启蒙”。

反观李鹏母亲赵君陶，也绝非寻常女子，她出身商贾之家，自幼生活优渥，却毅然投身革命，改名换姓，从赵世萱变成赵君陶。

她不是舞台上的女英雄，却是乱世中最坚韧的母亲。

在丈夫（李硕勋）牺牲后，赵君陶带着尚在襁褓的李鹏和未出生的女儿，颠沛流离，从上海到成都，靠教书糊口，独自撑起一个家。

1938年，赵君陶在战火纷飞中继续她的教育事业，忽然，一封来自邓颖超的信改变了她的命运。

周总理希望赵君陶母子能够前往重庆，安顿下来，出于安全考虑，她只身前往，留下孩子们在外婆家，不久后，邓颖超再次登门，将两个孩子也接到了重庆。

那是李鹏第一次真正走进“周公馆”，他看到的是一位慈祥又严厉的“长者”。

有段时间，周总理亲自教导李鹏，给予其特殊的关爱，这份珍贵的记忆，远比“养子”身份来得真实而深刻。

李鹏并没有因为“红色背景”而走捷径，他选择了电力工业，自愿前往苏联留学学电，回国后一步步扎根基层。

不是每个总理都能从电力部干起，也不是每个“红二代”都愿意去工厂跟老工人吃住在一起，他骨子里有一种隐忍的力量，那是来自父亲的遗传，也是母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当然了，在李鹏心中，父亲、母亲、周总理、邓颖超的形象交织在一起，成为他此后人生的坐标。

也别忘了，赵君陶后来在成都创办中学，一生投身教育，1985年，她在化学院工作期间去世，李鹏痛哭失声，他知道，母亲这一生太苦，太累，但她从未抱怨过命运。

李鹏从未在公开场合言辞激烈地回击流言，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靠实力走进大众视野的。

他不需要“周总理养子”这顶帽子来证明价值，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担当、有情怀、有远见的共产党人。

邓颖超临终时，口中念着“李鹏”，那不是一种“身份的确认”，而是一种精神传递的体现，她在生命的尽头，仍旧惦记着那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那个像极了李硕勋、又继承了周总理精神的“革命之子”。

历史从来不写诗，但它比诗更动人，李鹏不是周总理的养子，他是周总理精神的继承人；他不是邓颖超的儿子，但他是她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很多年后，当我们在回顾总理这一职位时，李鹏的名字永远与“大国工程”“三峡工程”“电力改革”紧密相连，他的技术官僚出身、对能源安全的执着、在关键时期的冷静稳重，都是那个年代国家所需要的品质。

一个人能否成为伟人，不取决于他是谁的“儿子”，而取决于他愿意为谁奋斗，为谁牺牲，李鹏做到了。

与其说他是“被养”的，不如说他是“被信任”的，与其说他是“周总理的儿子”，不如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红色传人”。

邓颖超临终的呼唤，是那个伟大时代对后继者的期许与托付，那一声“李鹏”，是历史的低语，也是有感情的叮嘱。

参考资料：

李鹏新书：我是周总理养子？这不正确.澎湃见习记者 林周灵 整理.2014-06-30 10:27.来源：澎湃新闻∙ 中南海 >

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 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2013年07月11日13:10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