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

张炜煜这篇文章，

介绍老詹和老李。

新闻界和出版界，

两位退休的老总。

他俩有哪些相同，

又还有哪些不同?

从二位前辈身上，

能够学一点什么?

顶峰相见：从陈行甲访谈过的两位前辈身上学点什么

张炜煜

假如陈行甲是你的好朋友，作为一个名人的朋友，你会对他哪些情况好奇——关于他的工作、他的过往、他的感情生活或者他的交际圈子？

作为陈行甲十多年的老朋友，这些，我都兴趣不大。但在最近的一个月内，他在直播间访谈了两位文化界前辈，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

一位是新闻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一位是出版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这两位前辈都出版了自己的著作，陈行甲就是在直播间与他们访谈，同时推广他们的图书，且效果奇佳，堪为图书推广的顶流。

我对他们三位的人生故事都很熟悉。想了好几个晚上，将詹国枢、李昕两位前辈做一个对比，我想搞清楚的问题是——，

他们二人的成功能否复制?

优秀的人物都有哪些特点?

杰出的人才是如何造就的?

詹老师出生于1949年，共和国同龄人，是四川县城普通职工家的孩子；而李昕先生出生于1952年，父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如果再往上数，那更了不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看。这两位前辈的年龄差不多，相差3岁，出身完全不一样，却殊途同归，都是知情，又各自登上了职业生涯和职务的最高点。

有趣的是，他们尽管不是同一级考生，却在同一年毕业，詹老师是在28岁的时候，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而李昕则是在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两人都得到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尽管不是同一级学生，他们都是在1982年毕业，因为詹老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高考生，当年高考情况特殊，所以只能在来年的春天才入学。毕业之后，当时的小詹因为师母做饭慢了一会儿，被导师的朋友看到他的论文，爱才心切，就把他要到了北京的报社，来年又解决了他妻儿的北京户口。可以说，年轻的小詹第一份工作还是非常顺利的，这是他人生一个高起点的开始，因为他当时所在的报纸就是现在的经济日报——最高党媒之一。

而更年轻的李昕，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知道在80年代，文学的作用比现在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具有号召力。可以说，两人的起点不分伯仲，都站在了各自领域的最好平台上。但人生的路总是要往前走的，曲曲折折。有主动有被动，詹老师因为爱思考，勤动笔，为人踏实，又得遇贵人范敬宜，所以进步巨快，40多岁就做到了副总编，这是一个正厅级的职务。

而李昕在人民文学特别善于把握主动权，向当时的领导屠岸提出想改换工作，因为之前是想让他做行政，可是他却愿意做编辑，再之后他又主动提出来想去香港工作。那个时候摆在李昕面前的是世俗更看重的大好仕途，但他偏偏放弃阳关道而转身走向独木桥。家世与性格，是李昕的底气，也是他的自信来源，更主要的是他骨子里有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动。

詹老师在57岁半的时候，踩着最后一次被提拔的点，调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这是一个副部级的职务，跨入了世俗意义上的高级领导干部行列。而李昕从香港回来以后，没有再回到老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而是选择了三联书店，做到了总编辑的职务，这是世俗意义上的正厅级职务，在中国，出版社领导最高的职务就是正厅（局）级。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平台走到了巅峰。

再说成就。两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受益者和阐释者，他们的理念大体是一致的。詹老师的文章，当时影响巨大。我和他尽管是两辈人，我还经常接到不同媒体担任相当职务的作者通过我向他约写序言的请求。他们还如数家珍，讲道詹老师当年写的《市场赋》《改革赋》《开封何时能开封》等影响巨大的报道，像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长江韬奋奖这些新闻领域的最高奖项他也都拿到了。

而李昕老师在出版领域也是做出了出版人不能望其项背的成就，所能获得的大奖他都获得了，但这些你可能没印象，如果我拿出一本书，就是他把版权争取到手并且顺利出版的，你可能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本书的操盘手是这一位先生。看好了——就是这一本书《邓小平时代》，当年就是李昕老师从香港把它给争取过来的。当时除了有众多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向傅高义约稿之外，还有一位民营公司出版商拎着一满箱的现金去和作者谈判。对于已至耄耋之年的傅高义，他最终选择了李昕带队的三联书店。李昕先生还有一样出版人求而不得的眼界和协调能力：判断敏感人物的作品是否可以出版。比如刘再复等人在大陆出版界的复出就是李昕先生推动的。如同新闻领域，出版届同样有貌似平静却暗涛汹涌的选题故事，因涉及重大选题或敏感人物、敏感话题，这些很少为外界人所知。而这才是评判顶级新闻人、出版人的硬尺度。

詹、李二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内，无论是业务还是职务都做到了极致，是妥妥的成功人士，我辈楷模。当然，并不是说詹老师比李昕先生高一级职务，水平就更高一些。我想如果用这个比较他俩，老詹不会这么认为，李昕先生也不会这么认为。职场上流行这么一句话：退休后，正局副局一起出局，正部副部一起散步。对于旷达的詹老师来说，他绝对不会认为局级领导不如自己；对于清高的李昕先生来讲，他也绝对不会认为有多高的职务就会让他感觉到压力，或者是他所仰望的。对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讲，人生早已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不过在新媒体方面，詹老师虽然年长3岁，却比李昕先生要起步得早。他在十多年前就玩起了互联网，全网粉丝近百万，阅读量惊人；而据我所知，李昕先生也就是在近一年里才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号。

如果将他们和陈行甲在直播的情况做一个对比，还是能发现很多好玩的地方的。

陈行甲的传记出版以后，詹老师率先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连续发文推介，特别是“激情似火、嫉恶如仇、纯真似婴”概括陈行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别离歌》出版以后，第一位访谈的嘉宾也是詹老师。而在一个月前，陈行甲为推广詹老师的书做直播，我想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不只是詹老师的书写得好，也有对老人家的一份深情厚谊。在直播的时候，76岁的詹老师如老黄忠一样披挂上阵，风采不减当年。其间何止是陈行甲向他提问，他还反客为主，频频向陈行甲提问，这是优秀记者独有的优势。比如他向陈行甲提问的几个直击要害的问题，“你辞职以后有没有后悔过？”“你想对昔日同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朋友们说些什么？”激发出了陈行甲“顶峰相见”的精彩回答。

而在和李昕老师的直播中，这些精彩并没有出现。整场来讲，陈行甲主动在说，而李昕老师回答得少。我想这一方面出于他的矜持克制，另一方面也是出版人一贯的幕后工作者定位使然。只是令我意外的是，在结尾处，李昕老师说得很动情。他之前并不认识陈行甲，最近在看他的传记时却几次落泪，这让作为该书编辑的我深受触动。要知道，无论是詹老师还是李昕先生，他们见过多少大风大浪，经历过多少不为世人所知的大事。要让他们随随便便在公开场合，在上万人的直播间夸一个人，其实并不那么容易。他们一旦说出这句话，就要为这句话背书，为它负责，所以我相信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当然还有一个遗憾，就是陈行甲对李昕先生或者说对出版行业了解不是太深入，否则的话，他可以问出更精彩的内容。当然观众问出来一个很精彩的内容，就是想请李昕老师讲一讲他和杨振宁的故事。要知道杨振宁在大陆的作品《晨曦集》也是由李昕老师经手出版的。由这位读者的提问，李昕老师谈到了他正在做的下一部作品，那就是他和杨振宁先生的通信，多年间他们俩人的通信达到400封左右。此外大家一定也很关心翁帆女士，我想如果行甲老师在这个场合对李昕老师多提一些问题，想必他回答得更精彩。还有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纷争，以及李泽厚的版权官司、李昕先生拒绝一名曾爽约的文化学者等故事，无一不是独家。

詹老师的新书叫《且将人生看通透》，在这本书里，他讲了50则感悟；而李昕老师新出的一本书是《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讲他的家族故事的，那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了不起的家族这些故事。

以上提及的这些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假如我和詹国枢老师或李昕先生访谈，各位读书人，你们希望我向他们提问哪些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争取满足大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