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宝宝”的出生给不少家庭带来了喜悦，也为中国的人口数据添上了一抹亮色。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954万人，比2023年增加了52万，出生率为6.77‰。这是自2016年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首次回升，扭转了连续七年下降的趋势。

广东更是连续7年成为全国生育第一大省，2024年出生人口113万，占全国总数十分之一以上。

这一转折背后，是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实和生肖偏好的影响。但在此之前的下降趋势令人担忧：2021年1062万人，2022年956万人，2023年902万人——中国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人口数据背后的下降曲线

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并非突如其来。回顾历史数据，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高达2975万人，出生率达到惊人的43.6‰。那时每个家庭两三个孩子是普遍现象。

1990年代后，这一数字进入下行通道。1998年开始，中国年出生人口持续低于2000万。到2020年，出生人口仅1200万，不到1963年的一半，出生率跌破1%（8.52‰），创下1978年来的新低。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曾短暂回升至1786万，但好景不长，随后便出现“三连降”：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

2020年，出生率首次跌破10‰（8.52‰），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到2023年，出生人口已降至902万的历史低点。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2022年1月，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关键。

首当其冲的是育龄妇女数量减少。“十三五”时期，中国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而2021年比2020年更是减少了473万。这意味着潜在的母亲规模正在收缩。

年轻一代的婚育观念也在显著变化。“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杨金瑞指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生育意愿的调查数据更为直观：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降至1.64个。

现实压力同样让年轻人犹豫不决。住房、教育、就业等因素影响下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生育成本要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强调。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的生育子女数）降至1.3，不仅低于2.1的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跌落这一水平通常被认为会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从1992年以后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中国已经错过了生育率调整的机遇期。”

低生育率并非中国独有现象。韩国2020年生育率跌至0.84，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低；日本2025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降3.1%，创历史最低。

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发布预测，全球人口总数将在2064年左右达到峰值97亿，之后到世纪末下跌至88亿。中国人口预计将从现在的14亿减至7.32亿。

从地方到中央的生育支持政策

面对生育率下降，各地普遍延长产假30-90天，已有25个省份完成计划生育条例修订。浙江将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纳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苏州计划财政投入4亿元用于促进普惠托育发展。

但延长产假只是第一步。宋健教授点出关键：“能不能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假期期间保障女性收入，使其顺利返回原岗位且职位收入不受影响至关重要。

202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明确以应对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文件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攀枝花市率先探索发放生育津贴，成为全国少数直接为生育“发钱”的城市之一。

出生人口下降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失衡。穆光宗教授形容这种现象“像跷跷板一样，一头沉一头起”。

2020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相当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更严峻的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以来每年减少几百万，已累计减少4000万以上。人口增量也从2017年的737万降至2020年的仅204万，中国已接近人口零增长的门槛。

宋健教授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未来需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和女性人口的潜力。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未来路径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关专家在回应三孩政策效果质疑时如是说。

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其周期长，影响因素复杂。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尚短，配套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明显效果。

2024年出生人口的微升表明，政策支持与生育意愿仍存在可调和的空间。未来的关键在于能否构建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中国要通过生育友好的非常政策和重量级制度来重建新型生育文化。”穆光宗教授认为，一个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生育友好必须体现在尊崇生育的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尊重生育权利。

未来，随着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妇女逐渐退出生育旺盛期，中国育龄妇女总数将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2030年前，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将显著缩减，给出生人口带来更大下行压力。

人口数据的背后，是无数年轻家庭在现实与理想间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