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的车窗前，年迈的盛佩玉默默望着飞驰而过的街景，脑海却被几十年前的一幕幕所占据。

那年金碧辉煌的婚礼，那年他许下的三章誓言，那年她将热气腾腾的白绒线马甲交到他手里……

今天，眼前那个衣衫褴褛、蜷缩在角落里的乞丐，竟是她曾经引以为傲的丈夫——邵洵美。

她手中握着的，是上车前刚买的两个热包子，而心中未凉的，却是对往昔爱情最后一丝体面。

时光翻覆，这段民国名门间的爱情长卷，在这个寻常的公交车厢内，悄然翻到了最后一页。

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曾经的高门贵族为何寥落至此？

初相识

时间回到1916年初春，盛家宅院中一片肃穆，仆从脚步轻轻，丫鬟话语压低，整个府邸都沉浸在盛宣怀去世的哀痛氛围之中。

院内桂树虽仍青翠，却也掩不住枝头萧索，仿佛也在为这位商界巨擘的离世而默哀。

而此时的盛佩玉，才不过十一岁，却已显出端庄大气的神态。

她是盛宣怀最疼爱的孙女，从小便被盛老太爷视若掌上明珠，连李鸿章来访都常常揶揄他：“你这外孙女，怕不是下一个女状元。”

但如今，曾牵着她学步的祖父却永远地离去了。

这一天，邵家的吊唁队伍从苏州城东而来，清朝遗风仍存，男人多着长衫马褂，女子则低眉垂帘。

领头的是邵友濂，他身后，一个约十岁左右的少年左顾右盼地随着大人前行。

他名叫邵云龙，正是邵家的嫡孙，因两家联姻的关系，他与盛佩玉名义上是表兄妹。

他在灵堂前恭恭敬敬地跪拜时，却偷偷用余光打量着院角那位安静站立的小姑娘。

初见那一眼，他便像是被定住了脚，连耳边长辈的交谈都变得模糊不清。

那一日过后，两家人移至苏州郊外筹备盛宣怀的下葬事宜。

苏堤烟雨，杨柳依依，两个孩子悄然靠近了彼此。

那是一个傍晚，邵云龙捧着从家里带来的洋相机，小心翼翼地请求盛佩玉：

“表姐，我能为你拍一张照吗？”少女微微一怔，旋即莞尔一笑，点头应允。

咔哒一声快门落下，盛佩玉站在苏堤岸边，像极了南园中刚开的梅花。

两家人回到上海后，尽管盛佩玉常被规矩束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逢年过节、祭祀家礼时总能见上一面。

每一次的相逢，邵云龙都会偷偷记录她的一颦一笑。

少年心事如落花入水，静悄悄地蔓延。

彼时的盛佩玉也不曾察觉自己对那位总是站在门槛外偷偷张望的表弟，有了别样的情愫。

直到某一天，她在饭桌上听见大人们说起：

“那小子改名字了，说‘云龙’太俗，要换个雅气的字眼。”

有人笑着问：“那改成啥？”

盛佩玉静静听着答案，在听见“邵洵美”三字的瞬间，她手中筷子戳在饭碗中，顿了顿。

“洵美”二字，《诗经》有云：“佩玉锵锵，洵美且都。”

他以此为名，藏不住的，是对她的明目张胆的倾慕。

成婚梦

1925年的上海，正值暮春初夏之交，法租界内商铺林立，黄包车的车夫吆喝声此起彼伏。

但在这繁华背后，却涌动着一股愈演愈烈的愤怒情绪。

那一年，震惊全国的惨案爆发，租界警察在南京路上公然开枪射杀中国学生与工人，血溅街头，上海陷入前所未有的骚动中。

反帝怒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蔓延，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运动呼之欲出。

而在这座躁动城市的一隅，盛佩玉与邵洵美的爱情却悄然开花。

那时的邵洵美，已从少年蜕变为英俊潇洒的青年才俊。

而盛佩玉，则已是静安寺附近最引人注目的闺秀之一。

战争与动荡没有割裂他们之间的情意，反而使这份感情愈发笃定。

在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邵洵美在《申报》上发表了一首题为《天堂与五月》的诗，诗中虽无明言，但句句含情，全上海识字的读者都能读出其中字里行间的思念与深情——那是他写给盛佩玉的。

同年夏天，邵家决定送邵洵美前往英国深造。

行前，邵洵美坚持要向盛家正式提亲。

最终，盛佩玉轻声应允，一句“我愿意”，便定下了一生。

订亲之后，两人匆匆拍下一张黑白合影作为定情信物。

离别的那天清晨，上海小南门码头人声鼎沸，轮船汽笛响彻浦江。

盛佩玉穿着旗袍，手里拿着亲手织的白绒线马甲，交到邵洵美手中。

“你要记得三件事。”她声音轻柔却坚定，“不能找别的女人，不能赌博，不能碰大烟。”

邵洵美听罢，立刻伸手郑重发誓：“我若违背，天打雷劈。”

而就在他旅英求学的这段时间，国内局势仍不见平静。

战火频仍，百业凋敝，连邵家在上海的几幢洋房也因战乱受损。

邵洵美接到家书，不得不草草结束学业回国，但他的归来，也成就了一场盛世婚礼。

1927年1月15日，上海卡尔登大饭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胡适、徐志摩、郁达夫等文人齐聚一堂，场面堪比一场文化盛宴。

红毯尽头站着的，正是邵洵美和盛佩玉这对璧人。

新婚之初，日子甜蜜得像酿了蜜。

邵洵美下决心创业，他拒绝继承邵家的传统生意，而是向银行借款，创立“时代图书公司”，一心想在出版界闯出一番天地。

盛佩玉没有反对，反而掏出自己的私房，补贴他的公司运营。

可惜好景不长，公司初创资金吃紧，加之邵洵美好客大方、交游广阔，经常请客设宴、资助友人，财务很快吃紧。

面对捉襟见肘的局面，盛佩玉毫无怨言，甚至变卖了部分嫁妆，只为了让丈夫坚持梦想。

可命运总爱在人最深情处设下一道暗礁，只待风起时，翻江倒海。

情裂

时代图书公司虽然一度陷入窘境，但邵洵美并未就此沉寂。

他的朋友圈依旧热闹非凡，笔下诗文依旧流转华美，只是家中那一纸账本却越来越沉重。

那一年，兰心大剧院台上正上演着英美合拍的新剧，邵洵美作为特邀嘉宾在台下观剧，身旁的那位女郎金发碧眼、言笑风生——便是艾米丽·哈恩，一位来自美国的特约撰稿人。

她聪明、大胆、对东方世界充满好奇，而对邵洵美的第一印象，则是“那双像欧洲贵族一样高挺的鼻子，还有一张满是诗意的嘴。”

两人初见的那晚便相谈甚欢，从莎士比亚聊到李清照，从西洋戏剧谈到中国诗词。

酒过三巡，眼波流转之间，似乎有什么在滋生。

随后几周，艾米丽频繁出入时代图书公司，有时参与文案编辑，有时负责英文撰稿。

她的加入，确实为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风格鲜明的专栏、独家的海外报道、一手的国际评论，让时代图书再次被市面关注。

公司的员工渐渐习惯了这位洋气十足的“蜜姬”，她成了这个文化圈里最靓的风景线。

邵洵美亦未多解释，只说她是合作伙伴，偶尔住在公司附近的客舍。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眼中的柔情，早已从诗稿转移到了那一袭红裙之上。

对于丈夫的交际圈，盛佩玉不曾横加干涉，更何况她曾亲眼看着艾米丽礼貌地向她鞠过躬，称她为“夫人”，说中文时带着几分可爱的腔调。

有那么一段时间，盛佩玉甚至觉得，这位美国女子颇有趣，二人一度成为笔谈之交。

她送给艾米丽一本精装的《红楼梦》，封面绣着金线边，书页还夹着一片干花。

她并不知道，那一页“冷香丸”旁的花，是艾米丽夜半从她丈夫的书桌上拾起的。

真相暴露，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

家中佣人慌慌张张地冲进她房里，她顺着佣人指的方向走去，在那幢偏僻的花园厢房里，邵洵美手中执着烟枪，旁边熟悉的金发女人。

“不能碰大烟，不能有别的女人”的誓言，像薄薄的纸，在现实面前被撕成碎片。

盛佩玉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一夜未眠。

第二天，她亲自送了一个翡翠镯子给艾米丽，这个女人，成了丈夫的侧室。

此后，艾米丽便大大方方出入邵家，而盛佩玉与邵洵美之间，却多了一道无法逾越的缝隙。

最终有一天，艾米丽走了。

她没有留下告别的话，只在书桌上留下了一本她未完成的手稿——封面写着《宋家三姐妹》，还有一张纸条：“我终究不是你心中的那个‘佩玉’，再美的异国女子，也替代不了一颗中国女子的心。”

蜜姬离去，裂痕却难以挽回。

陌路再遇，两个包子

其实艾米丽离开之后，盛佩玉一度以为自己与邵洵美之间还残留几分情意，也曾试着修复早已龟裂的关系。

但现实告诉她，烂掉的泥里不会重新开出花。

丈夫又出轨了，和家中的小丫鬟。

这一次，她连流泪的力气也没有了。

第二天清晨，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要离开那一场早已失控的婚姻。

她没有留下告别的信，只让家中老仆捎一句话：

“告诉他，不必找我，我去南京了。”

邵洵美，似乎也并未挽留。

两人就这样分隔两地二十余年，偶有书信往来，只是互报安好。

直到那一年——六十年代末，盛佩玉因为家中水管漏水，临时出门去市区修理铺请人，却因阴差阳错错过了末班车，只能坐上一辆拥挤的老式公交车回家。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刚买的两个肉包子，打算回家热一热做晚饭。

就在此时，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踉跄上车，头发蓬乱，面容憔悴。

起初没人多看他一眼，直到司机无奈地咕哝了一句：“现在连乞丐都敢上车了。”乘客纷纷侧目，指指点点。

而盛佩玉，那一刻却如遭雷击，她望向那个角落，那是邵洵美。

曾经那个站在婚礼红毯尽头意气风发的男人，如今却变成了这副模样。

他没抬头，只是双手哆嗦拿着一张发霉的干饼，啃得狼吞虎咽。

盛佩玉悄然起身，走到他面前，将手中那两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他面前。

邵洵美愣了一下，随后接过来，仍旧低头，不敢与她对视。

他没有认出她，或是认出了，却羞于相见。

他一口一口地吃着，像是在吞咽这世间所有的悔恨与落魄。

一站之后，她拉铃下车，或许是怕看见那张已不属于她的脸，或许，是她想留给他最后一份体面。

那一面，便是诀别。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在上海的家中吞食鸦片自尽。

那一纸誓言，终究成了断桥残雪。

人就是这么复杂的生物，他不辜负家国大义，能为此奋不顾身；他不辜负华彩文章，流传之作甚广。

唯有相濡以沫的枕边人，只余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