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C叔，《浪浪山小妖怪》上映了，在《中国奇谭》的基础上，再次丰富了小妖怪们的日常。

尽管影片构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妖怪世界，但其内核却直指现实。我们会不自觉地代入这些小妖，而不是西游四人组，更不是那些有名有姓的大妖。

究其原因，或许是对“冲出浪浪山”的渴望，每个小妖怪都有其固定的“角色”和“位置”，正如小猪妖，其身份和价值在庞大的“大王”体系中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正是我们常说的，阶层固化。

我们反感，厌恶，却也无可奈何。因此会对小妖产生共鸣。

然而，电影归电影，生活归生活。

假如真的处于这种严格的阶层固化的环境下，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你还别说，我们把时间往前拨一千七百多年，就有一个真正意义上“规则写死”的时代，一个精英阶层集体“躺平”、以颓废为风尚的时代，那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样一个时代。以及在那个时代里，一个最不合时宜、也因此最耀眼的“异类”。这个人，叫做陶侃。

一、东晋的“浪浪山”：门阀士族与九品中正制

要理解陶侃，我们必须先理解他所活着的那个世界。也就是东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社会特征便是门阀士族政治。

当时的社会阶层被严格划分为“士族”与“庶族”（又称“寒门”）。士族，即世代为官的大家族，他们凭借血统和家世，垄断了高官显位，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简单讲，就是“拼爹”。

今天我们讲“拼爹”，其实包含一种调侃意味，但在那个时代，“爹”几乎就是你的一切。你的姓氏，你的郡望，决定了你人生的上限与下限。

当时的选官制度，叫“九品中正制”，该制度本意在于依据品行和才能评定人才，授予官职。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评定人才的“中正官”往往由高门士族担任，他们评定品级的首要标准，不再是个人才干，而是家世背景。

这就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子弟即便才能平庸，也能凭借高品级的评定轻松获得清要官职；而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也难以逾越门第这道鸿沟。

墙的这一边，是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些顶级门阀 。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清谈” 。他们谈论《老子》、《庄子》，谈论世界的“有”与“无”、语言与意义的关系这种极其玄妙的哲学问题 。他们鄙视具体的行政事务，认为那是“俗务”，是下等人才干的 。他们追求一种潇洒、放诞、不拘一格的风度，甚至以服食“五石散”这种烈性药物来获得精神上的迷狂和身体上的“飘逸”为荣耀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 。

你肯定想到了“竹林七贤”，这样的说法有些绝对，但总体来说，整个社会宛如一座巨大的“浪浪山”，个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由其出身所决定，向上流动的通道被极大地压缩。

当然，也有例外。

二、“浪浪山”的“溪狗”

陶侃，字士行。父亲陶丹，曾是东吴的一个“扬武将军”，官阶不高 ，而且随着孙吴的覆灭，这个家庭便沦为前朝遗民，失去了所有政治依靠 。

三国的历史大家都很熟悉，魏灭蜀，然后司马家取代曹魏，这是西晋，晋灭吴，最终三国归晋。

所以陶侃除了出身是寒门，对晋朝来说，还有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世说新语·容止》里有一则小故事：

石头事故，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云：“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容止篇里都是讲仪容，举止的，比如谁谁是美男子，谁谁举手投足令人赏心悦目。

但这篇主角不是陶侃，是说当时爆发了苏峻之乱，朝廷倾覆，庾亮向手握重兵的陶侃求救。但陶侃因之前未被列入辅政大臣名单而对庾亮心怀不满，起初拒绝出兵。

庾亮走投无路，他的朋友温峤劝他亲自去见陶侃。庾亮非常害怕，犹豫不决。温峤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便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

这里的“溪狗”就是说陶侃。

“奚”（或“溪”）在当时指南方和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也泛指“蛮夷”。陶侃出身寒门，他的母亲湛氏据说就来自“溪人”部族。庾亮是世家大族，温峤是名士，当时有求于陶侃，还称呼陶侃“奚狗”，可见当时的歧视都不自觉了。

最后这则小故事还是为了说明庾亮的风度，而不是陶侃的不计前嫌。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

贫穷、亡国遗民、非华夏正统，这三座大山压在青年陶侃的身上，这样的身份和出身是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可能的，但陶侃还是完成了逆袭，最后官至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三、中华四大贤母”之一

陶侃人生的第一个转机，来自一个雪夜，和一个伟大的女性，他的母亲湛氏。

这个故事，就是著名的“截发筵宾” 。

某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郡中颇具声望的孝廉范逵前来投宿 。名士驾到，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是底层人物唯一可能接触到上层圈子的机会 。但陶侃家徒四壁，拿什么招待贵客？

正当陶侃焦急万分之际，他的母亲镇定地让他只管留客，自己则悄然走入内室。

她剪下了自己那头可以垂到地上的长发。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伦理观念下，这是一种极大的牺牲。她用这头发换来了几斛米，备办了酒菜。她又将床上的稻草席子割下来，剁碎了喂饱范逵的马匹。

这不是欧亨利的小说，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我们前面说了，湛氏可能来自“溪人”部族，在外人看来或许只是一位靠手工纺织，勉强养活家人的普通妇人，但别忘记，她同时也是东吴“扬威将军”的夫人。

她熟知当时的社会规则，并愿意为儿子的前程赌上自己的一切。

范逵事后得知真相，大为感动，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他感动的，不只是一顿饭，而是这顿饭背后那种不计代价、奋力向上的生命力 。这股力量，在那个普遍“躺平”、以颓废为美的士族圈里，是多么的罕见和珍贵 。于是，他向庐江太守张夔举荐了陶侃 。

母亲的教诲，远不止于此。

《世说新语·贤媛》里记载：

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一坩鲊饷母。母封鲊付吏，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

说陶侃早年担任管理渔业的“鱼梁吏”，他将一罐官府的腌鱼送给母亲品尝 。湛氏问清来历后，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并附信一封，严厉地写道：“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无益，乃增吾忧也！”（你身为官吏，拿公家的东西送给我，这非但不能让我受益，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 。

刘义庆将这个故事归类到贤媛，是为了表彰陶母识大体，但湛氏要教育陶侃的，并不是公私分明。

一个世家子弟或许可以轻松地将官府的物品带回家，那不过是风流倜傥的点缀；但对于陶侃这样的“寒门”子弟，一个“亡国之余” ，这坛鱼就可能是一纸无形的诉状，是他仕途上第一块、也可能是最后一块绊脚石。

与其说是一次廉洁教育，不如说是一堂残酷的政治生存课。

四、“搬砖”的鼻祖

母亲给了他起点，接下来的路就要靠陶侃自己走了。

在门阀政治的中心，没有靠山寸步难行。陶侃的策略简单而有效，用极致的忠诚和卓越的能力，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他对恩主张夔，事之如父。当张夔的妻子患病，需要到数百里外请医，时值寒冬大雪，大家都不想去，只有陶侃挺身而出，说：“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主母如同母亲，哪有父母生病而不尽心的道理！）他冒着风雪为恩主奔走。

凭借范逵和张夔的举荐，他得以进入当时的政治中心洛阳，拜见司空张华，希望能一展抱负。然而，张华起初“以远人，不甚接遇”，仅仅因为他来自偏远之地，就对他十分冷淡。在洛阳的五六年间，最终以才干打动了张华，被举荐为郎中。

在公司里你或许也会碰到这样的人，领导只要说什么，他就马上执行，从不说不，凡事首先考虑领导感受，没有自己的想法。现在“00后”整顿职场，这种人必然是被看不起的。

对于士族来说也一样，陶侃这种行为，无疑是溜须拍马，是个谄媚小人。我们应该谈风雅，名士就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做派，你请我来当官，我要跑到山里躲起来，你给再好的条件，老子就三个字，不稀罕。

像陶侃这种上赶着迎合领导的，必然是被看不起的。

从一个管理渔业的“鱼梁吏” 开始 ，靠着忠诚勤勉，得到了张夔、刘弘等人的赏识与提拔。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他在平定“张昌之乱”的战役中一战成名，大破叛军，“斩首数万级”，凭此军功获封“东乡侯”，正式跻身贵族行列。

然而，对于一个寒门将领而言，最大的危险，往往不是来自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来自朝堂上那些既需要你、又恐惧你的“盟友” 。

平定“杜弢之乱”后，陶侃凭借赫赫战功，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荆州，是长江上游的战略要地。此时的陶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军事将领，转变为掌控一方的诸侯。他的存在，对于当时权倾朝野的顶级门阀领袖王敦而言，构成了一种难以容忍的威胁。

王敦的反应，不是个人嫉妒，而是一种根植于门阀制度的系统性排斥 。陶侃这样一个出身卑微、却凭借战功扶摇直上的人，他的成功，本身就是对门阀政治原则的颠覆。如果军功可以取代出身，那么士族们世袭的特权地位将摇摇欲坠。

所以，王敦必须行动。他以朝廷的名义，将陶侃从荆州刺史这个实权位置上调离，转任偏远的广州刺史。这在名义上是晋升，实际上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放。

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为陶侃举行的饯行宴上。据史料记载，王敦一度打算在宴会上就将陶侃杀掉，永绝后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刻的场景：觥筹交错之间，是客套的言辞和冰冷的杀意。帝国的功臣，不得不在自己上司的死亡威胁下，强作欢颜 。最终，在旁人的劝说下，王敦才作罢 。陶侃得以脱身，在宴会结束的当天便匆匆登船南下，逃离了这是一个非之地 。

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在做什么？他在“搬砖”。是的，字面意义上的搬砖。

他每日清晨，都亲自将一百块砖从书斋搬到室外，到了傍晚，再悉数搬回斋内，寒暑不辍 。旁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如果过度安逸，恐怕将来难当重任。”

有人认为他在用这种最朴素、最笨拙的身体力行，来对抗整个时代的虚无和懒散。

其实，这是陶侃在和自己较劲，还没到放弃的时候，陶侃，再加把劲。

这就是著名的“陶侃运甓”的故事。

五、一个迟疑的救世主

公元327年，东晋王朝迎来了自建立以来最危险的内部危机，苏峻之乱，而这场叛乱，也将陶侃推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危机的导火索，是以外戚身份辅政的士族领袖庾亮。庾亮为人刚愎，急于巩固中央权力，强行征召手握重兵的历阳内史苏峻入朝，意图剥夺其兵权。此举引发苏峻的激烈反抗，最终导致其联络祖约一同起兵叛乱。叛军势如破竹，很快攻陷了首都建康，皇帝被囚，朝廷倾覆。而一手造成这场灾难的庾亮，则狼狈出逃，投奔了驻守寻阳的另一位士族领袖温峤。

此时，整个东晋的希望，都落在了手握荆州重兵、坐镇上游的陶侃身上。温峤和庾亮深知，没有陶侃的加入，他们绝无可能平定叛乱。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前往荆州，请求陶侃出兵共赴国难。

这也就出现了前面《世说新语》讲的那个故事，温峤认为溪狗肯定会响应号召，但实际并不如《世说新语》里讲得那么轻松。

陶侃直接拒绝了。

陶侃的怨恨由来已久。此前晋明帝驾崩时，遗诏任命了多位辅政大臣，陶侃位高功重，却被庾亮等人排挤在外，未入顾命之列，他对此“深以为恨”。此刻，面对庾亮的求援，他冷冷地回应：“吾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我只是镇守边疆的将领，不敢越权行事。） 。这句官腔背后，是积压多年的屈辱和愤怒。

就在这国家危亡与个人恩怨交织的关头，两个关键事件彻底改变了局势。

首先，是温峤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手腕。他给陶侃写了一封情真意切、逻辑严密的长信。信中，他动之以情，称两人“如首尾相卫，唇齿相依”；晓之以理，指出若朝廷覆亡，荆州也无法独存，“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更奉之以名，尊陶侃为讨逆盟主，将领导权拱手相让。这封信给了陶侃一个台阶，也满足了他对尊重的渴望。

而真正一锤定音的，是一桩传来的噩耗：在建康的陷落中，陶侃的儿子、时任庐江太守的陶瞻，力战而死。

这个消息如同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陶侃内心的犹豫和怨愤。政治危机在这一刻转化为切肤的丧子之痛。叛军苏峻，不再仅仅是庾亮的政敌、朝廷的威胁，而是杀害他亲生骨肉的凶手。

国仇与家恨，在此刻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这为他的出兵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超越个人恩怨的理由。他不再是去拯救那个曾经轻视他的士族朝廷，而是去为子复仇，顺便匡扶社稷。《晋书》记载，当儿子的灵柩运抵时，陶侃“瞻丧至不临”，看都未看一眼，便戎装登船，昼夜兼程，东下勤王。其内心的决绝与悲愤，可见一斑。

平定苏峻之乱后，作为救世主的陶侃，终于迎来了他对士族阶层进行“复仇”的时刻。当罪魁祸首庾亮前来拜见谢罪时，陶侃坐在马上，倨傲地阻止了他，说：“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你庾亮难道还要向我陶侃行礼吗？）。

这句反问，充满了辛辣的讽刺，将两人间的地位和功过瞬间颠倒。当丞相王导进入石头城，想取回自己当年逃跑时丢下的官府节杖时，陶侃又笑着说：“苏武节似不如是！”（汉朝苏武出使匈奴持节十九年，他的节杖恐怕也不是这样的吧！） 。

此言一出，令王导满面羞惭。这些简短而刻薄的对话，是陶侃压抑一生的怨气在权力巅峰的瞬间释放。他拯救了他们，但他永远不会让他们忘记，是他们把他逼到了拯救者的位置上。

六、九重门

战后的陶侃，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被晋升为侍中、太尉，后又加封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他不仅拥有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无上荣典，更重要的是，他实际控制了东晋帝国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成为名副其实的“强臣”。

此刻，他站在了“最后一重门”前。皇权旁落，天子年幼，他手握雄兵，功高盖世，完全有能力、也有足够的理由取司马氏而代之。整个帝国，都在屏息凝神地等待他的选择。

故事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始终萦绕不去的梦。

在那个由黑暗与渴望构筑的国度里，陶侃感到自己的身体生出了八只翅膀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每一片羽翼扇动时撕裂空气的力量，将他沉重的肉身托举而起。他飞升，穿过云层，向着天界的九重门而去。

一重，两重......八重门在他身后关闭，天界的光辉触手可及。然而，就在他即将穿过最后一重门时，一股无法抗拒的暴力将他击落。守门人手中的木杖，重重地击打在他的身上。他从云端坠落，八翼中的左翼应声折断。每次从这个梦中惊醒，他都能感到左腋下传来一阵清晰而顽固的刺痛，仿佛那折断的翅膀并非虚幻，而是一道永恒的、烙印在他灵魂上的伤疤。

《晋书》明确记载了这个梦对他最终选择的影响：“侃每有觊觎之心，则仿佛见（梦中）介人，其事遂寝。”（每当他有窥伺皇位的念头时，就仿佛看见了梦中那个击落他的守门人，于是念头就此作罢。）。

这个梦，成为他自我约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他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那道阻拦他的“最后一重门”究竟是什么？是东晋森严的门阀结构？是他卑微的出身？抑或是，由他自己内心深处筑起的一道心理屏障？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

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病重。他有条不紊地安排好所有后事，将印信、兵符、府库钥匙全部封存，交接给继任者，而后登舟，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封地长沙，最终却在途中的樊溪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

他的死，让“朝野失色” 。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个一直被他们视为“局外人”的陶侃，才是这个王朝真正的守护者。

七、陶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要用一句诗文来升华陶侃的故事，我认为最贴切的莫过于荀子《劝学篇》中的：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

陶侃出身寒门，如同浅水溪流，但他通过不懈的积累，最终汇成了深渊，从中诞生了“蛟龙”，即成为一代名将、位极人臣的自己。他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风雨”，更成为了驾驭“风雨”的人物。

陶侃的人生是个励志的故事，但我今天想讲的不是励志。

我想请问大家，陶侃“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是他的母亲的教导，有人会说是他在勤奋努力，甚至有人认为陶侃善于钻营，比如讨好张华，讨好其他的上司。

我觉得都不是，最大的原因可能是：运气。

运气？有朋友肯定要说，C叔弄脑子瓦特啦？你怎么能用运气来简单解释一个人终生的奋斗。

没错，假如没有八王之乱，假如没有后来一系列的战事，像陶侃这样的“寒门”，这样的前朝遗民，这样的出身，怎么可能有出头之日？

看到这里，有朋友就要问了，所以你写那么多究竟要说什么？

其实我想说的，如果你像陶侃一样努力了，依然不成功，我们该怎么办？

西晋也好，东晋也好，像陶侃这样的成功案例是个例，还有很多和陶侃一样努力的人，最后都不过是芸芸众生。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像陶侃一样努力？

我想推荐一篇余华的小说《鲜血梅花》，故事讲的是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了，他的儿子阮海阔要报仇。他一路寻找仇人到底是谁，路上遇到了胭脂女、黑针大侠、青云道长。他一路受人所托，一路为别人询问他们要找的人，却始终找不到他的杀父仇人。最终，他找到一个名叫白雨潇的人，他告诉阮海阔，他的仇人已经被胭脂女、黑针大侠杀了。

这是一个很武侠，很复仇，又很莫名其妙的故事。

这和陶侃的故事有什么关系？

我想说的是，你的努力，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努力，更像是在黑暗中储备的干粮和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迷路，但这些储备，能保证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别人走得更远，活得更好。

所以，如果像陶侃一样努力了，依然不成功怎么办？

答案是：那就继续这样“有滋有味”地活下去。

把人生的目标，从“我一定要成功”，悄悄地切换成“我一定要活得没有遗憾”。

每天都尽力而为，夜晚便能心安理得地睡去。

守住自己的品格，便能坦然面对任何人的目光。

珍惜自己的时间，生命便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这样的人生，无论最终是否达到世俗意义上的“顶峰”，它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你活成了自己的榜样，这比任何外界的承认，都来得更坚实、更长久。

风有它自己的方向，

浪有它来去无常的脾气。

我们不是天气的许愿者，

只是那个，在每一次潮落之后，

依然弯腰，把自己的船，修得更牢。

我们种下的树，以为会在南方开花，

却在北方的梦里，听见了鸟鸣。

为翻越高山而磨出的厚茧，

竟在渡过湍急河流时，稳住了船桨。

汗水从不说谎，它只是，

喜欢在意想不到的角落，长出回响。

所以，别再问路途的尽头，有没有奖赏。

去问，一天的结尾，能否与镜中的自己，坦然对望。

把人生活成一部作品，

无关画框，只关乎笔触的滚烫。

当喧嚣都退场，

你，和你亲手凿出的勋章，

就是自己的光。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