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重庆红岩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清理白公馆地下水泥封层。泥块掀开的一瞬间,他们看到一具瘦小遗骸,手紧紧合在胸前,指骨间夹着一截半黑半白的铅笔。
他年仅8岁,名叫宋振中,人称“小萝卜头”。他没出过狱门,也没进过课堂,却用这截铅笔传情报、抄报纸、背古诗,写下自己短促而明亮的一生。
他死前24天,新中国成立。他来不及看见,只把铅笔带进了墓穴。
这不是玩具,是他想握着去学校的证物。
1940年出生于陕西,宋振中出生不足9个月,便随母徐林侠一同入狱。
父亲宋绮云是《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共产党员,曾参与草拟“八项抗日救国主张”文件。1941年,宋绮云遭特务设局诱捕,妻儿同时被抓,三人从西安押至重庆,关押于白公馆。
监牢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牢门不远处设有一个便桶,腐臭熏人。小萝卜头每日食物只有一碗由霉米糠、烂白菜煮成的汤。瘦骨嶙峋的身子,顶着个发育不良的大脑袋,狱友给他取名“小萝卜头”。
他没有见过糖。看守曾用一块糖试图引诱他改口叫“阿姨”,他看着那糖发愣许久,抿抿嘴,依旧摇头。回到牢房,他问母亲糖是什么味道,母亲将手指蘸盐放进他嘴里,说:‘这就是糖’。
牢房里没有学校,难友便为他办了一所监狱里的学校。
1946年,他快6岁,父亲宋绮云请求狱友共同发起绝食,换来小萝卜头在牢中学习的机会。罗世文教他语文,车耀先教他算术,黄显声还教他俄语和武术。母亲从棉衣里撕出棉花,烧成灰后兑水制墨,父亲在地上磨出一根树枝做笔。狱友省下草纸,为他做成练习本。
到了1948年元旦,他已能背诵并默写三十余首古诗,模仿狱中报纸排版,默写新闻段落。他坐在砖地上写作业,背靠铁墙学朗诵。他没见过讲台,却总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学校。”
他长不大,狱门就是他的终点。他能抬得动的,是那截铅笔。
在监狱里,他成了唯一能自由走动的人。特务把他当“无害的小孩”,但这正是狱友们秘密利用他的关键。他传纸条、送报纸、递地图,成了狱中最年轻的交通员。
东北军将领黄显声每日制作“香烟盒报”,将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新闻剪辑写在香烟盒内页,交给小萝卜头,再传至白公馆各牢房。
他甚至成功送出一张囊括岗哨、围墙结构与地形布防的白公馆地形图,由“疯老头”韩子栋绘制,为组织越狱准备图纸。
他8岁时,已经是一个能传递军事情报的交通员。他从不出错,从不抱怨。即便送完消息回来,被骂被推也从未反抗。他只是更紧地攥住袖口里的纸条。
黄显声将一张手绘地图叠成指甲大小,藏入他缝制的内袖暗袋。他顺利完成任务,并将口令准确传达,狱中同志无一泄露。
蒋介石派人严查白公馆时,传出消息:所有重要政治犯不得释放。1949年8月25日,蒋介石下令“处决在押政治犯”。白公馆、渣滓洞开始清除名单,枪声频繁,尸体就地掩埋,现场浇上水泥,以掩盖血迹。
1949年9月6日深夜,小萝卜头、宋绮云、徐林侠三人被提审,随后被秘密杀害。地点为白公馆二层“戴公祠”房内。行刑前,特务拔刀猛刺,小萝卜头趴在狱友杨拯贵身上,试图替她挡刀。
这天,他8岁。离新中国成立,还有24天。
他没喊叫。没逃跑。他太小,也太明白。
他知道墙上每天减少的脚步声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地上血迹还没干透就有新尸体要来。他只是用瘦弱的身体守住一块光。
1950年,白公馆整修,工作人员打开水泥层,发现一具小型遗骸。骨架轻薄,牙齿尚未更换,胸口双手紧握,指缝间是一截残破铅笔。
那支铅笔不是制式用品,是罗世文为他削的树枝笔芯,被他揣在怀里,每天上课用、传纸用、练字用。后来笔断了,他仍舍不得丢,藏着,说以后上学还要用。
那是他给自己的“成年礼物”。
重庆解放后,曾与他共处一牢的狱友李碧涛回忆说:“那天早上,他没来念书,我以为他又调皮,谁知已经走了。”说完,李碧涛失声痛哭。
他去不了的学校,变成了后来无数孩子可以走进的校门。他没能写完的作业,被放进展柜。那支断笔,如今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归类为“烈士遗物”。
这孩子没进过课堂,没看过糖是什么样,没穿过新衣服。他只记得谁是坏人,记得传纸条要快,写字要端正。他记得老师说:“新中国来了,你可以去学校了。”他信了,可他没等到那天。
他信的事没实现,他信的人替他实现了。
杨钦典的“黑”“红”人生.人民网.
“小萝卜头”牺牲72年,中国最小的烈士曾是狱中地下党小交通员.新京报客户端.202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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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到一岁入狱,牺牲时不满九岁,被杀害时手里仍攥着一小截铅笔...上海共青团.2021-04-14
更新时间:202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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