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第四版画像挂上天安门，遭市民质疑：主席怎么只有一只耳朵

自1949年以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成了无数人翘首以盼的画面，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集体记忆里都有那双慈祥却坚毅的眼睛。可每年国庆前，广场上不经意多出来一辆吊车，把画像小心翼翼地取下，再换上一幅新的。人凑过来看，不免疑惑，这么大幅画像，真要一年一换吗？有人甚至半信半疑，这番折腾到底图什么呢？

许多细节其实都藏在不易察觉的地方。从建国到现在，官方给出的数据，画像大约换过8次面孔。可外人看过去，似乎只是在城市最繁忙的节点，多出点仪式感。实际不然，背后的故事远比看上一副画像更为动荡。每次更换与修缮，并不是单纯的美术工作，哪怕今天技术已经进步许多，悬挂画像这事，依旧仪式感十足，城楼前总要围出护栏，吊车慢慢升起，画师们吊在半空里紧张地指挥。看来年复一年的其实是某种守护，这自身就已足够让人动容。

但要问第一次悬挂毛主席画像是什么时候，多数人都以为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这样说其实并不准确！实际上时间追溯到1949年2月，大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场热烈的大型集会在天安门广场上展开。主席画像第一次在城楼上出现，还有其他几位革命历史人物的画像，彼时北平艺专师生们挤在一起，画室灯火通明，吊着嗓门互相催促，主笔董希文甚至一整个通宵没合眼。大家并不觉得累，每一笔仿佛都要把内心的激情抽出来。

董希文和他的师生被后世反复提及。董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徐悲鸿力邀他加盟的时候，他没有推辞。有人说董希文年少时喜欢到处跑，西南边寨、苗寨、土家村子呆上好几周，就为体验农村苦日子。这给了他极高的绘画感染力。1949年的毛主席画像，是他带着几位技术最强的学生连夜赶出来的。那时候彩油画工具还没今天高级，师生一边用汽油擦画布，一边掌灯给彼此打气。画像完成那天早上，董希文把沾满油污的手在围裙上一抹，笑了半天。那神情，像极了他画里城市之外的农人。

有趣的是，历史上只有一次，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并列悬挂在天安门上。那是抗战十二周年纪念，大会氛围格外浓烈。毛主席身侧还有一颗巨大的红星，学生们画得很带劲。后来有人觉得这是个人情感写意，但说到底谁又能分清呢？那年夏天，陈淑光刚19岁，还只能算董希文的半个徒弟。老师临时分派给他画朱德，陈淑光懊恼自己笔法不够老道。画成的画像极具感染力，可惜只挂了一天，后面再没重演。

到了1949年秋，距离开国大典不过几十天。此时顶替董希文负责绘制新像的是周令钊。任务直接交到他教室，他以为只是临时代笔，谁知道周恩来总理点名要一张能代表新时代领导人的肖像。最开始选了好几张毛主席照片，试图从中挑选一张作为画稿参考，但无一中意，熬到深夜才挑到一张毛主席同朱瑞谈话的照片。那时候毛主席没穿堂堂正正的衣服，反而衣领松开，看起来清爽得很。周令钊觉得这是最生动的侧影。

画得好还不过关，得请领导指正。元帅聂荣臻直接提出让他把衣领紧一紧，说样子太随便。周令钊只得在最后一晚上重新画，上色，擦汗，几乎到了凌晨三点。后来聂元帅夸了一句“还挺像”，全小组才算松口气。那副画像尺寸决定得颇大，6.4米高，5米多宽，画布得拼好几块油画布缝在一起，画师要站在七八米高的平台上用特制长杆刷子干活。别说画得好不好，单单胆子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可画像技艺其实没标准，有时候视角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60年代那会，毛主席画像终于不用国庆节才挂而是常年在城楼正中间。1967年，著名的“一只耳朵”事故轰动一时。周令钊画的那幅肖像，在正面平视时两只耳朵都很清楚。民众仰头一看，却发现毛主席只剩一只耳朵？都急了，上面立刻催着更换。实际上是角度问题，图片拍得略偏，一般人很难直接意识到这个瑕疵。调整过后问题解决，人们才松口气，可对周令钊本人才是另一番折磨。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画师自认瑕不掩瑜，外头看客却觉得纰漏不可容忍。这幅“只挂一天”的画像，算是天安门历史上一段微妙的空白。它后来被很快换下，鲜有人再提及，但对于周令钊和画室同事来说却是一辈子的结。

随着设计制作越来越复杂，后来每年都要更换崭新画像。风雨侵蚀极快，一幅巨画半年下来就掉色、起皮、斑驳不堪。选色调无数次试样，甚至有人把绘画室天花板换成玻璃的，说是要保证色彩与天安门外一致。别说在画板前汗流浃背的辛苦了，画手们除了化颜料，许多人因高温在画室里待久了，出现腹泻、晕厥，边画边喝藿香正气水很正常。一幅画像从草稿到完工，至少三四人配合，工序繁复不得有半点马虎。就算是这样，最终挂上去还是要经过光影、距离双重检测，主笔的压力，外人看不到罢了。甚至，有时候画师们还会为了细微色差而争执半天。

画像的换代不断更新，不仅是画工在提升，更是对时代精神雕刻的反复磨练。天安门广场上黄昏与晨曦都不同，画像的颜色在不同的时段下呈现不一样的视觉效果。有时深色会淡，有时暖色显得突兀。一些画手在长时间创作过程中，逐渐学会如何借光影和结构调整画像整体神韵。标准统一了，但每年画面细节总有不一样的变化，这或许才是活着的艺术。你说这种变化是不是画师的心血凝结？可也许仅仅是每个人主观感知的不同。

如果有人认为画师们是纯粹的工匠，也许不太公平。比如邢秋成，他画了一辈子毛主席肖像，从不掺杂个人情感，但完成最后一次后自己轻描淡写地说：“我一辈子就做这一张画。”旁人听了觉得言简意赅，实际上背后是他多年的执念和勤勉。画师里，有的人至今还在坚持，有的人已经离开这个岗位，不知道画像传递出去的那份精神力量，是否真让大家都感受到？

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假期，天安门广场接待游客数以百万计。每个人都会站在画像前发会呆，好像毛主席真的注视着你。其实远远看去，不管处在广场哪个角度，都像是被画中人的目光关注。有人说这是画手技艺不断进步的结果，也有人觉得，纯粹巧合。细究起来，不过是光影角度变化加上结构调整，大众总愿意赋予精神内涵。

当然，中国没有哪一件画像能像它这样纠缠着时代记忆，从解放到变革，从庆典到平日，天安门城楼挂过的每一幅巨画都是历史节点。可每一次更换，也许都在提醒大家：没有完美的艺术。但这些画师们，哪怕承受巨大压力，风雨中奔波画室与广场，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打磨、调整、尝试，反复推敲色调、主题，最后成就影像传奇。他们的故事，也值得一遍遍被讲出来。

看得见的是画像上的微笑和坚定，看不见的是背后汗水和遗憾。有人觉得年年更换太麻烦，成本高，不如永久保存。可换一个视角想想，也许，正是这样的更替、这样的不完美，才让它永远年轻，永远有活力。

光影、笔触，历史、情感，全都留在画布上。时代在前行，画像却始终陪伴在这里，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