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债与反内卷，太平洋两岸的启示

作者：潮思

历史进入2025年，当美国的关税大棒彻底沦为无能狂怒的闹剧，当美国面临天量高息国债到期，当美国为了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开始几近于满世界强抢，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如何以美国为鉴，如何“办好自己的事”的共识寻求也越来越迫切。最近我们也准备出一批文章对这方面问题进行探讨。

今天先从社会成本方面说起吧。美国方方面面的社会成本之畸高如今是世所共睹，而我国也面临着前些年房地产高企导致的一系列社会成本问题，导致“内卷”，“阶层固化”等社会负面情绪的高涨。我们先抛开当前那种将一切勤劳工作都泛化为“内卷”，社会不能兜底允许躺平就是“内卷”的议价话术，作为学术意义层面的“内卷”确实与社会成本高度相关。反内卷确实是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重要途径。

对于曾经的美国和如今的我国这种超级工业大国来说，整个社会作为一台复杂精密的工业机器，理想情况下整体的生产和流通成本，以及构筑于生产之上的各项社会成本长期上应当是趋向低水平的。其实就没十年之前，国内的精美们吹捧的主要内容都还是“汽车和电子产品便宜”，“网费低”，“一美元炸鸡”这些商品价格上的优越性，当时还不流行念叨“低价就是消费降级”。

如今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化债”问题。这两年对经济活力和就业问题的抱怨，最直接原因是我们处在先以三道红线刺破泡沫和控制（地产商、城投公司和政府隐债的）新增高息负债，逐步完成经济支柱的去地产化和国民经济化债的过程中。而美国高成本的火药桶眼看将被全面点燃，我们也将看到大洋彼岸会如何进行自己的化债。

目前，中国在工业体系层面已经初步有了迈向前所未有的低成本高生产力社会的基础，我们需要以美国为鉴对照自身，思考那些不由生产力决定的方面，我们需要如何降低社会成本。（关于中美两个工业大国如何走向了两条不同的社会成本道路，以及中国继续推进低成本体系的意义，我们将在后面文章中继续探讨）

从金融资本循环层面，信贷-借债-押上未来现金流-续借新债，随着利率的高企而导致循环不断被放大，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就会笼罩着脱实向虚的阴云。一般来说，（理论情况的理想市场）为了让信贷可以持续，（规模放大的）借新还旧会导致市场利率不断走高，以维持资金的供给；而维持资产负债表的关键性支柱是利润，是利润足以抵冲利息，如果资产的利润不足以覆盖负债的利息，就意味着要额外借债以填补应付利息，这就是资产负债表的恶化。

如果把国民经济分成金融部门（虚部）和实体部门两个部门，因为实体部门的利润率是有限的，当利率过高时，资产负债表的期限结构就必然导致国民经济的脱实向虚和金融空转。

这是美国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们前些年一度面临的风险。脱实向虚不光造成工业能力的衰退，也是社会内卷加剧的一大主因。

相对实体部门，非实体部门的一大特征是常常代表着物质生产难以解决的社会稀缺性资源。在脱实向虚的过程中，资本大量涌入此类部门，会因为资源的稀缺性创造更高的利润和财富效应，但相比物质生产，再多的资本对于稀缺社会资源来说也只能缓慢改善，甚至根本难以改善（比如没法大规模生产优质医生教师，比如教育资本只能创造培训但不能创造对应岗位，比如房地产的稀缺价值也从来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地段，配套，学区，城市前景，社会体面等等不可量化的属性。）

一方面是资本的极度膨胀，一方面是社会稀缺资源在没有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被资本膨胀导致更加稀缺，由此陷入内卷恶性循环。

最近本号讨论了关于学校双休和补课的问题，这里继续以教育为例。当竞争愈加全方位而卷入竞争的人越来越多，但回报果实则越来越少的同时，人才培养和教育方面就彻底陷入过密化和无效内卷。在学生的内卷式培养中，不但意味着对国民经济利润的吞噬和浪费（课外培训、教培等行业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对国民经济本身来说并无任何裨益，也不生产对应教育投入的有效岗位），更是对未来人力资本的严重损耗，还导致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运行成本高昂。无论是2021年的双减和教培禁令，还是近期的双休化，都是希望降低这些无效的内卷消耗，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2023年，北大国发院主办的《经济学（季刊）》曾有两文分别对双减的成效进行了剖析，两文得出了近乎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时关于经济调控政策众说纷纭，其实论述者都在表达自身的立场。我们摒弃掉国发院所热爱的动辄高级计量和偏微分求解，仅从政治经济学上进行一个简易模型推理。

从经济学特别是宏观视角来看，教育行业是家庭作为最小社会单元进行阶级再生产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培养和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步骤。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说，教育的成本都应该是受控、最好是给定的，如海淀家长群体一般将育儿成本无限制提升，无疑是违背热力学的，从局部来进行均衡分析，会发现主导“海淀家长”等上中产竞选进行教育军备竞赛、进而“内卷式鸡娃”的成因，仍旧是对阶级再生产和阶层跨越的路径依赖。

在当下，“素质教育”所涵养的“素质”，乃至高考和考研所带来的名牌院校出身光环，在青年人初入社会的敲门砖效应已经大幅降低，但这终究不可能彻底清零。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双减政策的出台背景是合理的，符合热力学（必要条件），但能否走通，则需要取决于动力学路径（充分条件）。类似高考等的选拔方向，应该是大幅度缩减选拔中重复训练的比重，也摒弃稀奇古怪的素质比拼，减少无意义的专门化路径（如大量的艺术类、小语种招生），同时缩小各高校的差距。

然而单纯减少教育的内卷，人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阶层固化了怎么办？或者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潜台词说的再明白些：不靠拼教育，我阶层上不去怎么办？

联系其他社会稀缺资源的属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社会稀缺资源，常常和阶层的维持以及再生关相关。为了阶层维持追求社会稀缺资源，对社会稀缺资源的追求让资本大量涌入，资本涌入社会稀缺资源又加剧了内卷。社会想要反内卷，但又想阶级上升，寄希望于更多资本进入解决社会资源稀缺问题，这可能吗？

这里就出现一个反直觉的逻辑推断。推动社会公平可以有效降低内卷的程度，但公平往往意味着变化变慢变小，意味着社会更趋向“固化”。降低内卷的程度，往往需要降低竞争的烈度，绝不可能存在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能够同时保持公平竞争的强度和压制无效竞争的内卷。

推动公平起到的“固化”作用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公平需要的是将社会稀缺资源同阶层地位解绑，而非每个人都能同等的“享有”阶层上升所需要的资源，一是后者完全不现实，二是对零和博弈来说，所有人都有了还是等于所有人都没有。

所以提倡公平也好，反内卷也好，本身应当针对的并非是阶层流动不公这个现状，而是阶层分层这套体系本身。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本应当是一个常识，但长期市场经济思维导向下，很多人已经遗忘或故意无视了这点，而总是幻想存在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天堂。

自从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从阶级的对垒走向阶层的高度分化这种从马克思到韦伯的转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所谓的修复和改良，一方面从科层制和社会化分工生产的普及层面看，有其必要意义。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走向破产，这种社会无限分层的模式的效益也开始走向负面。

这点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由于物质和商品生产能力的极大进步，互联网导致的文化普及和大众流行文化的跨阶级性，让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对阶层身份的标识越来越失去作用，这将导致高阶层人群会更加追求和垄断社会稀缺资源，力图保持阶层身份的区隔，让社会更加走向内卷。

公平推动的这种“固化”本质上通过减少社会过度分层和过度竞争而实现社会成本的降低。减少分层和竞争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对阶层“流动”的压抑。拿股市打个比方，一个对韭菜理想的股市需要更低的波动，让参与者的获益更为平均，但这种股市也就越趋向于理财。

这当然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起步。让资本对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这些稀缺资源中抽离出来，减少资本造成的阶层分化和内卷加剧，降低社会成本；然后，社会成本的降低继续推动生产力的解放，通过物质的低成本充分供应和大众文化生产的丰富，缩减不同社会分工造成的劳动回报差异，降低货币收入代表的阶层价值。当这两步充分发展之后，社会就会从韦伯式的复杂分层辩证发展至新一层次级分野。届时，我们社会的多数群体将会更明晰社会前进的方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因社会分层的复杂性而陷入一边喊公平和反内卷，一边加大要价阶层上升的自相矛盾中。

我们的舆论中这种自相矛盾甚至南辕北辙的议题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多次说过的消费降级问题。后面除进一步探讨社会成本外，我们还会再说说消费与内需，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最后多说几句，为什么我们的社会需要选择一种减少社会分层，降低内耗烈度去达成条件实现辩证式发展的路径，而不是像一些加速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觉得猛踩油门一路狂奔之后就能获得新生？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美国展现出的去工业化后果让人触目惊心。正如最近刘扬

声所说”刘世界上没有非工业化后再工业化成功的案例“，对一个国家如此，对于整个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