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喊着“我会回来”的施瓦辛格，真的“回”到了加州政治舞台这次不是演电影，是来当州长的。

那时候的加州就是个“火山口”，前任州长留下的电力危机还没解决，预算赤字堆得老高，信用评级也被往下调，民众对州政府的不满都快溢出来了，最后连罢免机制都被触发了。

施瓦辛格凭着演员的大名气入局，优势很明显。

名气大、能筹钱、认识的人跨行业多，还特别会跟传统政治家“划清界限”公开活动节奏快，说话不绕弯子，主打“把账本拉回正轨”。

结果他赢得出奇轻松，支持他的选票比反对罢免前任州长的人还多一倍。

可上任没几天他就发现，当州长比当“终结者”难多了，终结者只需要开枪就行，州长要考虑的麻烦事能堆成山。

初期改革：赢了民心，却埋了隐患

施瓦辛格刚上任就干了件让车主欢呼的事调低高位的车辆牌照费，以前加州车主交的牌照费不低，调低之后大家少掏钱，自然支持他。

但这事儿有个后遗症，地方政府的收入跟着少了一块，他想了个办法，用学校的财产税补地方收入，再用州里的一般基金补学校的窟窿。

短期看矛盾是缓和了，车主开心，学校也没断钱，可这办法跟“拆东墙补西墙”没区别，把财政的灵活性给削弱了。

房价一旦波动，学校的经费会受影响，州里的总账也得跟着晃。

不过这招特别对选民的胃口，大家就认“少掏钱还能保服务”，至于后面的风险，当时没多少人在意。

紧接着他又推了工伤保险改革，那时候加州企业的工伤保险费涨得离谱，好多老板都快扛不住了。

施瓦辛格把医疗指引、伤残评估都搞成标准化的，流程也简化了，很快保险市场价就降了下来，企业老板们都挺认可。

但受伤的员工不乐意了，改革之后，员工要多承担证明责任，想复工还得过更严的评估。

弱势群体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不满的声音一直没断。

他倒是懂怎么平衡，照着共和党的逻辑压成本、提预期，还跟行业谈判，让企业用省下来的保费钱投到就业上。

当时大家评价他“大方向硬气，操作上留了软空间”，效率确实高，成绩也摆在那儿，可员工的不满也为后来的麻烦埋了伏笔。

2005年滑铁卢：四项提案全败，声望掉谷底

2005年的特别选举，是施瓦辛格执政的转折点，也成了加州现代政治的“大地震”。

其实在这之前，他那些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加州真正的问题藏在制度里：政府预算得2/3多数通过，稍微有点分歧就卡壳；1978年的“十三号提案”把房产税锁死了，想涨都涨不了；州财政还特别依赖资本利得税和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收入不稳定；加上公投把福利、教育这些支出固定了，收入难增，支出难减，政治谈判常年陷在僵局里。

施瓦辛格想动这些“根基”，搞了四项修宪式的改革提案，直接交给选民公投州议会肯定通不过。

这些提案全是冲着既得利益来的，他团队砸了不少钱宣传，说能让政府更高效、预算更稳健，可被触动利益的群体也没闲着。

教师工会、公共雇员工会、消防员协会这些组织迅速抱成团，密集发宣传，说“州长要砍老师的钱、砍警察的预算、砍老百姓的福利”。

广告里放着哭泣的孩子、焦虑的老人，看得选民心里发慌，选民根本不关心抽象的财政问题，就怕改革伤了自己的利益。

而且四项议题一起推，显得施瓦辛格像在“全面攻击公共部门”，跟2003年那个“为人民说话的T800”形象差太远了。

最后四项提案全败，他的支持率从60%一下子跌到30%出头，跌得比过山车还快。

这次失败让他看清了现实：公投机制早被利益集团拿捏了，民众对未知的改革充满恐惧。

2006年连任后，他彻底放弃了跟意识形态死磕，改成务实交易。

他推出了37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债券，覆盖交通、学校、防洪这些领域，是加州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公共投资。

项目分布得特别细，几乎每个选区都能分到好处：南加州能拓宽高速、扩建港口，北加州能升级防洪设施、改造铁路，中央山谷能拿到灌溉设备和学校维修的钱。

他不再谈什么原则，拿着清单跟两党议员谈，直接说“你选区能得多少资金、多少岗位”。

这套“里根式”的打法还真管用，连一些民主党大佬都支持他，大家开始叫他“行动型州长”。

他还把环保政策推到了全国，搞出《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这是全美第一部设温室气体总量目标、建州级碳市场的法律。

他聪明就聪明在，不用环保口号说服人，而是用经济语言包装，说绿色能源能创产业、吸引投资、减少石油依赖。

他还老跟硅谷高管一起露面，把科技、资本、文化产业和环保组织都拉到自己这边，声望慢慢回来了，也给国家级的气候政策打了样。

可加州财政的结构性问题还在那儿，2008年金融危机一来，加州税收断崖式下跌，2008-2009年的短期赤字超400亿美元。

施瓦辛格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出极端招数：给供应商发“注册欠条”，明说政府没钱；让州雇员周五无薪休假，每月少拿2-3天的工资，就为了省点现金流。

他成了“救火队长”，跟立法机构谈了一次又一次，可选民觉得他“拉偏架”“没本事”。

2009年5月，他推的预算调整提案也败了，就只有“赤字年禁止官员加薪”这一条过了选民既不想多交税，也不信任政府能把钱花好。

同期监狱系统也出了问题，因为人太挤、医疗差，引发了人权诉讼，2011年最高法院裁定，加州得在两年内把囚犯数减到设计容量的137.5%。

施瓦辛格陷入两难：提前放囚犯怕治安出问题，扩建监狱又没钱，最后只能把部分囚犯送到其他州，或者放进私营监狱。

这事儿也暴露了美国制度的复杂，州长根本不是最高决策者，得在法院、立法机构、联邦政府之间来回协调，不管选哪条路，都可能被否决。

2010年卸任前，施瓦辛格还对抗了“23号提案”，联合多方否决了石油公司想暂停环保法案的企图。

他之前推动的独立划区、初选改革、降低预算通过门槛这些举措也开始生效，为加州政治稳定打了点基础，可当下的困局还是没解开。

他的务实路线让他在共和党里被边缘化，2005年、2009年的失败让保守派质疑他，也为后来民粹崛起埋下了伏笔，2010年共和党在加州彻底失势。

离任后他还因为私生活问题坏了形象，不过没闲着，继续做公益、演电影，最大的遗憾大概是因为出生地，没法参选美国总统。

施瓦辛格这8年，接的是“烂摊子”，经历的是一场又一场危机，作为共和党建制派的英雄，他留下的制度红利现在还能用。

他的失败更像时代变革的体现，美国政治里，“勇气救世界”的剧本早就不管用了，大家对理性与妥协的态度，也跟以前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