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浮沉处见骨格，照见大唐文人的精神图谱

储劲松

人的一生，有遇有不遇，文章也是。

以盛唐诗人李白和杜甫为例。李白曾经短暂得宠于玄宗，天宝初年征召入朝之际，玄宗待之如商山四皓，下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并亲手为其调制羹汤。置身金銮殿，出入翰林院，专掌秘命，代草王言，李白一时贵盛莫比，坊间甚至有杨贵妃为之磨墨、高力士为之脱靴的传言。杜甫则一生不得意，安史之乱中被叛军俘虏，后来只身逃奔肃宗行在，麻鞋破袖见天子，得左拾遗一职，不久就因疏救宰相房琯，触怒龙颜，落职拿问，差点儿惨遭刑戮，获救后朝廷弃之如敝屣。以生平遭际论，李白有所遇，待诏翰林是其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杜甫一无所遇，终生愁苦困顿，一如其笔下的枯棕病橘。

以文章论，李诗和杜诗的命运也截然相异。在世时，李白的诗就传唱四方，几乎可以说，有人烟处即有人歌李诗。杜甫也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认为李白的诗天下无敌手，自己遥不可及。而杜甫在世时，诗作仅仅流传于江汉一隅，江南一带甚至于不知道有杜甫这个人。从盛唐到中唐，李白的诗名远远高于杜甫。直到二人沉没夜台将近一百年，因为元稹、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杜牧等人极力推崇，杜甫才有了与李白齐名的应得地位。元稹评价李、杜，重杜甫而轻李白，说杜甫的诗直逼《诗经》和《楚辞》，兼有秦汉以降诸多名家之长，自从有诗人以来，无人可以与之比肩，甚至说，在短制方面，李、杜成就相当，但在排律的创作上，李白不能企及杜甫的边界，更不能窥其堂奥。相较之下，韩愈的评价要客观公允多了，一碗水端平，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一代文宗韩愈一言九鼎，两句诗就平息了纷争。后来李、杜二人终于并尊“仙、圣”。

但是，待时间来到北宋，李白的地位忽然一落千丈，杜甫则高居华表之端。王禹偁、苏舜钦、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叶梦得等人，对李白几乎不屑一顾，对杜甫则顶礼膜拜。推究宋人重杜甫而轻李白的原因，我以为主要并不在于诗艺之高下、诗风之迥异，而在于骨格之不同。杜甫有上古贤臣后稷、契之风，立朝谔谔，遇事敢谏，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宋代的士大夫重气节、轻性命，普遍正色立朝，以经时济世、直躬行道为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杜甫的政治理想和精神追求相契合。杜甫以“三吏”“三别”等为代表的写实作品，意气沉雄，痛陈时弊，指斥权贵，同情民间疾苦，无我而有天下。宋代士大夫将其视为前代知音，为官、做人、作诗以之为楷则。而李白之为人，一如其诗歌，纵逸高蹈，恃才傲物，浪漫若青鸟翱翔在云间，少见人间烟火气，有我而无人，为宋代士大夫所不喜。王安石通判舒州，余暇精心辑录杜甫散佚的诗章，对杜诗宗仰备至。在《老杜诗后集序》中，他说：“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呜呼！诗其难惟有甫哉！”他的观点，在宋人中很有代表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人还是文章，其命运就像江上一叶舟，是沉是浮，风浪做一大半主。

相较而言，做文人士大夫，在唐代远不如在宋代，唐代遇者少，宋代遇者多。

唐代重武轻文，文臣得到重用的机会很少，大文人的命运以淹蹇不遇居多。稍顺一点儿的是王维、韩愈、白居易和杜牧，也未能跻身宰辅之列，功业和名位均不够丕显。孟浩然终生未得一官，沦落一世，以白衣之身病死于襄阳。柳宗元和刘禹锡受“永贞革新”影响，一贬再贬，越贬越远，飘零江湖许多年。李商隐和温庭筠沉沦幕府，为布衣粗食寄人篱下，一生颠沛流离。

宋代偃武修文，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大文人虽然也饱经风霜挫折，起起落落、沉沉浮浮，总体上却备受宠遇。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苏辙等人更是高居九卿之首，身系天下之安危，积极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进程，立德、立功、立言，各自做得好大一番事业。所以，文人士大夫的遇与不遇，与个体固然相关，与所处的时代关系更大。宋代文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抱负，刚正不阿的气节，力铲时弊除旧布新的改革勇气，关心底层百姓疾苦的民本思想，远法三代。其直接来源，则是唐贤杜甫、裴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相对包容宽松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又使得宋代士大夫有机会将这些优秀的士的品格含弘光大。不遇则独善，斗酒吟诗，啸歌林野；遇时则兼济，冒死谏诤，锐意进取。宋人从唐人身上汲取了行藏用舍的精髓要义。

以上，是我写这本书的一点儿浅显所得。野人献曝，微意存焉。

本书是《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一书的姊妹篇。书中所写，也是十一个人。李白、杜甫这十一个唐代文人，就像前书所写的王安石、苏轼那十一个宋代文人，在他们的时代，如同十一根天柱，各自高高撑起了唐宋文学的灿烂天空。由宋而唐，就像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依次拜谒唐代诸贤，与他们喝茶、听雨、促膝长谈。潜意识里，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文章故人，当作前世的父祖和兄弟。

之所以选择重写他们的晚年行踪和心路历程，并非盖棺论定，毁誉由人。事实上，盖棺往往并不能论定，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声誉生前死后不一，就是明证。乃因一个人的晚年，更可见其骨格、操守、修为、风调、性情、境界，以及文章和事功成就。

有人大器晚成，有人晚年生子，有人暮岁得道，有人须发皆白迎娶二八俏佳人。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天将暮，日将落，命将终，晚年是时光的尽头，是一个暗黑而沉重的词。孔子暮年悲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夜里梦见自己坐在两个廊柱之间，受人祭奠，早起背手曳杖而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一举一动天下莫不瞻望，暮年却日渐昏聩，举措失当，霸业一天天衰落。与天地参、明比日月的大哲孔子，经文纬武、英雄盖世的齐桓公，其暮年尚且如此不堪，何况其他人。

李白晚年穷困潦倒，依附当涂县令李阳冰。重病濒死之际，李阳冰任期已满，打算挂冠而去，从此退隐山林，李白陷入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导致精神失常。杜甫后半生飘零巴蜀和荆湘，晚年坐着一条破船，与家人漂流于湘江之上，四处求食，最终病死舟中。孟浩然晚年大病在身，久卧床榻，虽是炎炎夏日，但也觉得屋子里冷如冰窖，连窗外树上的蝉鸣听起来也悲凉莫名。柳宗元晚年被谪放四千里之外，壮志未酬，身殁炎荒。白居易原本乐天知命，暮年致仕后，亲朋相继凋零，某天夜里起来点灯服药，却听见河南府尹卢贞的宅第之中，繁弦急管，正在大宴宾客，心中也不免倍感凄凉，作诗道：“当君秉烛衔杯夜，是我停飧服药时。”落拓词人温庭筠更不消说，死时心中有千万恨，恨暗黑腐朽的时代，恨不公平的科举制度，恨那些玩弄阳谋和阴谋的权贵。即使是晚年平顺，得以优游泉林乐享天年的韩愈、刘禹锡和杜牧，在人生最后几年或十几年，也各有各的伤悲，各有各的辛酸，各有各的不堪。藩镇割据，战乱频仍，阉人当权，唐室衰落，赋徭繁重，人民饥寒，这些则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晚年共同的悲切。邦家不幸，不是诗家之幸，而是诗家之愁，诗家之悲，诗家之恨。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身体的疾病和衰老，是心志的减退与磨灭，也就是说，是暮年练习死亡的过程。唐贤不像宋贤，后者好言齐死生，前者更在乎当下，更入世一些。写唐代文人的晚年，如在深秋黄昏的荒寺，听跛脚老僧沙沙扫叶声，看枝上黄叶片片凋落，心中寂寞又苍凉。以诗证人，以文证史，以古人之心为心，做麻丫头的针线活，此间滋味多，欲说已忘词。

时间会冲刷一切，但青山依旧在，江河万古流。不灭的是高山巨川，也是瑰丽雄奇或简淡自然的好文章。

储劲松 癸卯盛下皖水边

2024年6月11日

注：本文为《文章憎命达：大唐文人的遇与不遇》序言，储劲松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本文标题为小编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