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们不是政客,不是军阀,是更危险的人,坐在蒋介石身边,端茶倒水,听完最高军事机密,转头就传给日本。
而这一切,从一场泡温泉开始。
1935年,南京,冬末。
汤山温泉招待所不归旅游局,也不归警卫部队,它归行政院。
那天的汤山格外冷,黄浚身穿和服浴袍,坐在石池里,一边听汪精卫抱怨“蒋介石又私下改了会议议程”,一边偷偷打量着对面那个女人。
她自称廖雅权,来自天津,日本留学归国,跟随汪公来汤山养病,她不说话的时候眼神很平静,一开口,满口是关东口音。
十分钟后,她递给黄浚一只温泉蛋,他接过来时,指尖碰到了她的。
她笑了,这不是搭讪,这是南造云子的第一次试探。
三天后,黄浚第一次收到一封信,写在温泉招待所的毛巾纸上,上面只有五个字:“今晚,小路见。”
信塞在他更换浴衣的口袋里,没人看见是谁放的,更没人知道,他把这封信塞进怀里之后,整个人已经不一样了。
黄浚不是军人,他是行政院秘书,专门整理会议记录,他不像陈布雷那样写稿子,不像张群那样谈外交。
他是那种“不显眼但什么都知道”的人,每次国防会议,他坐在最后排,不发言,不表态,低头做记录。
他的字漂亮,他从不提意见,没人怀疑他。
而他的儿子黄晟,刚进外交部三年,天天在处理中日公文往来,文件送上来,他看一眼再转交。对外说是流程,对内是过滤。
黄家父子从1935年开始,每个月都去汤山两次,一次是“养生”,一次是“疗养”,汤山变成了他们的联络点。
南造云子安排接头不靠密码本,也不用无线电,她只用生活中的小物件。
情报藏在糖纸里、帽檐缝里、浴巾标签上,换糖纸,换帽子,换床单,情报就出去了。
黄浚亲自写,黄晟翻译,南造云子带回上海,再通过“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网络,转交给上海特高课。
整个过程,没有一次失误。
1937年8月,重庆电令发出:封锁长江,沉船,布雷,阻止日舰逆流而上。地点:江阴要塞。时间:8月20日。
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计划,海军副司令陈绍宽亲自操刀,参会者名单控制在五人以内。
黄浚也在场,会议结束那天晚上,他回家,烧了一壶水,煮了面条,他妻子问:“今天事情多吗?”
他摇头:“不多。”然后去书房,用打字机敲了一页纸,叠好,塞进一盒大白兔糖里。
第二天,他带着那盒糖去了汤山。
8月18日晚上,江阴前线发现异常,长江北岸的日舰突然全部撤离,无一滞留。
陈绍宽警觉,下令暂停沉船计划,8月19日,日舰绕道吴淞口,开始炮击嘉定、宝山,淞沪战线完全暴露。
作战计划泄露的消息第二天传到蒋介石那里。
他怒不可遏,把江阴指挥官全部召回南京问话,但始终没人能解释,为什么敌人提前48小时知道了计划?
国防会议记录全部封存,只有一人能接触到原始文稿,黄浚。
到了这个时候,黄浚依旧若无其事,他每天照常进出行政院,继续做会议纪要,还帮蒋介石撰写讲话稿。
只有两个人起了疑心:军统特务处处长戴笠,和他手下的一个司机。
司机姓王,名不详,只知道他原是黄浚的专车司机,戴笠的人跟了他三周,在一次交接糖果盒时将其拦下,盒里是三页打字纸,内容是南京兵力部署。
黄浚被捕是在1937年8月25日。地点:南京,行政院门口。
他没有挣扎,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是记录者。”
1937年8月21日,蒋介石准备乘英国驻华大使的装甲车前往上海,行程极密,提前两小时才定下路线。
但是,日军的炸弹比他先一步等在那里。
那辆车在杭州湾转弯处被直接命中,英国大使被炸飞十米远,失去左耳,蒋介石因为前一晚加班临时取消行程,逃过一劫。
没人知道日军怎么知道路线,参会名单中,只有一个非军方出身者,黄浚。
而就在这次炸车发生前的四十八小时,黄浚去了汤山一次,那是他最后一次带糖纸走出招待所。
这不是巧合。
军统在车祸现场找到了一个油纸包,烧焦的纸面上有模糊的英文地名和行程图,用的是英国大使馆内部格式。
而黄晟正是中英往来文件的翻译人员。
9月初,蒋介石安排警卫处清查内部人员,但没等结果出炉,第二次刺杀又开始了。
这一次更近。
1937年9月15日,南京,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现场,蒋介石将亲自讲话,场地设在大礼堂。
炸弹被藏在主席台下方的木制地板里,靠近话筒接线口。
安检是在头天晚上做的,负责排查的是宪兵第六团,那天晚上,一名宪兵发现一名“电工”蹲在讲台下,正在接电源。
他穿着工装,说话结巴,临走时不小心掉出一把铁丝剪,当场扣押。
第二天早晨,审问刚开始,嫌疑人咬舌自尽。
军统介入后发现,“电工”的入场证由外交部协办印发,签发人,黄晟。
黄晟被捕时,正在家中翻译一份英国海军公函,他面不改色,把文件叠好放在桌上,说:“这是误会。”
审讯三天,始终不开口。
第四天,戴笠亲自出马,摆出他父亲的口供笔录,才换来一句话:“我父亲知道我要走的路。”
他知道,但没拦。
蒋介石没有下令立即处决黄家父子,他想知道,“南造云子”是谁。
所有记录中,没有这个名字,也没有“廖雅权”的正式身份。
唯一线索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汤山,是9月3日,带走了一个帽盒,消失在上海。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76号特务机关设立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筹备,地址是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
首批人员中,有三人出自外交系统,两人来自行政院旧部。
他们对南京政务系统非常熟悉,知道各科室的档案口令、内线电话、每位部长的出勤习惯。
而这批人的招募,正是南造云子牵线。
她并未死,也未被捕,她被黄浚父子称为“先生”,她并不喜欢穿和服,而是穿民国女校教师的制服。
说话用中文,写字用繁体,讲话带江西口音,真正的身份至今成谜。
但她确实存在,汤山的服务员、司机、侍卫都记得这个女人,她不住楼上,只住地下室,没人见过她白天出门。
她不是单独行动。
汤山温泉实际上是一个分站,背后还有两个据点:一个在上海虹口的三等旅馆,另一个在南京老门东的理发店。
军统在1938年追查这个网络时发现:从1935年至1937年,至少有21份军政密件在离开行政院后两小时内出现在日本特高课手中。
时间对得上,内容对得上,手法一致:打字纸,无签名,无日期,但有“备注栏”特征,这个格式只有黄浚在用。
这21份情报里,包括:上海布雷计划;黄浦口封锁令;武汉空军转场命令;中英海军联合通讯试验草案
这不是间谍,这是中枢系统的坍塌。
黄家父子最终被判死刑,时间是1937年8月26日,行刑地点在雨花台。
没有公开审讯,没有媒体通报,甚至没有墓碑,军统只留下一句话:他们不该知道他们知道的东西。
更新时间:2025-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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