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深秋，煤油灯下，年轻母亲的手指轻轻点过方块字，孩童稚嫩的声音跟读着。这一刻，普通却不平凡，奠定了未来诺贝尔奖得主最初的人生基石。

1923年，杨振宁仅十个月大时，父亲杨武之便远赴美国留学。抚养与教育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罗孟华肩上。

那时合肥还没有电灯，每到夜晚，罗孟华就点起煤油灯，一边做针线活，一边教儿子认字。四岁开始学识字，杨振宁后来回忆说：“母亲一共教了我三千多个字，现在我认识的字加起来，估计也超不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那些年军阀混战，硝烟不时笼罩合肥。罗孟华常带着年幼的杨振宁“跑反”避难——有时躲进教会医院，更多时候是逃回三河娘家。路途颠簸，她用变形的双脚支撑着（幼年裹足后放开留下的痕迹），怀里紧紧护着儿子。

母子相依的童年岁月

杨振宁出生在1922年的合肥四古巷老宅。他是安徽太湖县都司杨家驹落籍合肥后的第四代长孙。父亲杨武之在安庆做数学老师时，安庆旧名怀宁，于是为儿子取名“振宁”。

杨振宁与母亲在合肥相伴度过的童年，塑造了他最初的性格。五年多的时光里，母子二人形影不离。杨振宁吃母亲的奶吃到两岁，感情上和母亲十分亲近。

父亲不在的5年当中，母亲在大家庭中生活，有些委屈也只能跟儿子说一说，这不但让杨振宁成为母亲唯一的精神支柱，也造成他比较早熟。

罗孟华虽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格外看重孩子的品性。有次杨振宁和弟弟吵架摔了碗，她没有打骂，只是默默收拾碎片，轻声说“一家人要和气，再难的日子也能过去”。

这种以行动传家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刻进了杨振宁的性格里。

即使在逃难的间隙，罗孟华也没中断杨振宁的学习。家里的长工背着杨振宁去看戏时，她会提前叮嘱“听完戏要把故事讲给我听”，借着孩童的兴趣悄悄培养他的表达与记忆能力。

1928年，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到来。杨武之获得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当时，“五四”新思潮冲击正劲，许多留洋归来的人都毁掉了幼时父母包办的婚约。

杨振宁与父亲

罗孟华内心充满忐忑。她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丈夫抛弃她和孩子，她就带着杨振宁去天主教堂“吃教”（合肥话指一生不结婚或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投靠教会）。

然而，杨武之从美国返回上海之前，就打电报要她带着儿子到上海相聚。罗孟华喜出望外，一时间痛哭失声。杨武之后来曾表示：“夫妇应始终如一，胡适之从来不嫌弃他的小脚太太，我很赞成他。”

6岁的杨振宁第一次见到父亲时，仿佛看到一个陌生人。父亲问他念过书没有，他说念过《龙文鞭影》并流畅地背了出来。杨武之高兴地送给儿子一支自来水笔——那是杨振宁从未见过的新奇物品。

清华园里的母亲

1929年，杨武之受聘清华大学，全家迁居清华园。此时，杨振宁的兄弟姐妹陆续出生，罗孟华肩负起照顾一大家子的责任。

在清华园中，罗孟华面临巨大压力。杨武之同事的妻子大多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她却是个没有受过新式教育的旧式女子。她的应对办法很简单：尽力把家管好，少去交际，不去打牌。

一两年后，罗孟华在清华园中赢得了治家整洁有方的声誉。

杨武之曾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去学校打网球，校工来通知开会。罗孟华只记得开会地点，却忘记了时间，杨武之抱怨妻子文化低。几天后，杨武之发现妻子曾用牙齿咬手臂直到出血。

询问之下，妻子说自己恨父母家穷，没有钱给她读书。这件事让杨武之深受震动。

在清华园，杨振宁和伙伴们爬树、骑车，探索着这个新世界。罗孟华给予孩子们充分的自由，从不过多限制他们的活动。她常拉着儿子的手，讲合肥老家的习俗，或是聊起父亲留学的趣事。“她的话不多，但总能让我觉得踏实”。

1937年抗战爆发，平静的生活被打破。罗孟华带着杨振宁兄妹5人逃到三河古镇。那时住的民房简陋不堪，粮食也时常短缺，罗孟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操劳，缝补旧衣、筹措口粮。

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大学教授的家庭也面临经济困难。为补贴家用，清华大学的教授夫人们各想办法。梅贻琦夫人韩咏华、潘光旦夫人赵瑞云等合作制作“定胜糕”出售。罗孟华则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这个家。

“书不能停读”——这是罗孟华在艰难岁月里反复对孩子们说的话。有一晚，15岁的杨振宁在油灯下解数学题到深夜，抬头发现母亲还坐在旁边，手里拿着没缝完的衣服打盹，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时候我就懂了，母亲说的‘坚忍’不是口号，是藏在每一个难熬的日子里的。”

跨越重洋的牵挂

1945年，23岁的杨振宁赴美国留学。离家那天清晨，合肥的街头还蒙着薄雾，四个弟妹抱着他的腿哭，罗孟华却站在一旁很镇定，没掉一滴泪，只是把亲手缝的布鞋塞进他的行李箱。

汽车迟迟没发动，邻座的美国人突然示意杨振宁看窗外——父亲还站在原地招手，而远处巷口的阴影里，他瞥见母亲用袖口擦脸的动作。那一刻，他才懂母亲的“镇定”里藏着多少不舍。

此后十几年，母子俩靠书信联系。罗孟华识字不多，常托人代写，信里全是家常：“家里的枣树结果了”“你弟弟考上中学了”，从不说自己的辛苦。杨振宁则会把学术上的小事讲给母亲听，哪怕知道她不懂，“因为我知道她一定愿意听”。

1960年和1962年，罗孟华两次随丈夫赴日内瓦与儿子团聚。时隔十五年再见，杨振宁发现母亲的头发白了大半，走路也慢了。他每天陪着母亲散步，给她讲美国的生活，罗孟华则拉着他的手，摸了又摸，反复说“瘦了，要多吃点”。

1973年杨武之去世后，罗孟华在上海独居。杨振宁每次回中国，必抽出时间陪母亲。1985年，他索性把母亲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宿舍定居，亲自照料起居。

那时杨振宁已63岁，学术工作繁忙，却坚持每天早起给母亲打洗脸水，晚上帮她擦身、按摩手脚。罗孟华晚年腿脚不便，他怕护工照顾不周到，凡事亲力亲为。

1984年夏天，杨振宁特意安排了四个月的行程，陪母亲去美国探亲游览。这是罗孟华生平第一次跨洋旅行，杨振宁推着轮椅带她看纽约的高楼、旧金山的海滩，吃饭时细心地把食物切碎，再一口口喂到母亲嘴里。

同行的朋友打趣“杨教授成了专职护工”，他却笑着说：“小时候母亲就是这么喂我的。”

1987年初，罗孟华卧病在床，杨振宁推掉所有会议，日夜守在榻前。同年9月，罗孟华在香港病逝，享年91岁。哲学家熊秉明去探望时，亲眼见他端着碗给母亲喂粥，动作轻缓，毫无半分匆忙，“完全不像一个身负重大责任的科学家”。

母亲的精神传承

罗孟华虽不懂儿子研究的物理理论，却始终以他为傲。杨振宁把《论文选集》送给母亲时，她摩挲着扉页上“献给母亲”四个字，郑重地放在床头，每天都要翻看几页——即便一个英文单词也不认识，她也坚信“这是振宁用心血写的好书”。

1992年，母亲去世5年后，70岁的杨振宁在演讲中谈到母亲，悲从中来，当场掩面而泣。幻灯片出现母亲的黑白照片时，他嗓音突然哽咽，沉默了许久才说：“母亲给我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却刻在骨子里——那种坚定的信念，支撑我走过所有艰难时刻。”

杨振宁曾这样形容母子关系：“我与母亲之间没有复杂的成分，她懂我，我也懂她。” 这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成了他一生最珍贵的精神支柱。

2025年，103岁高龄的杨振宁先生安然辞世。终于，这对母子在天堂团聚了。从合肥的煤油灯到香港的病榻，罗孟华用一生的坚韧与温情，为杨振宁铺就了精神的底色；而杨振宁则以晚年的悉心侍奉和陪伴，回应着这份跨越岁月的母爱。

杨振宁的遗嘱执行人后来回忆整理遗物时的发现：在先生的私人物品中，珍藏着一串磨得光滑的铜钱——那是1962年在日内瓦，母亲临别时塞给他的“辟邪物”。

铜钱旁边，还有一串乌光闪烁的念珠，那是1987年母亲去世时，熊秉明提议留下做纪念的物件。两件简单的物品，无声诉说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母子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