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演变中，个人对国家这个概念的思考往往是复杂的。国际关系下，两个国家可能是友邦，也可能是对手。但毛主席在经历中国风云激荡的半个世纪后，曾提出过一个崭新的理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国家可能即是友邦也是对手。

毛主席意有所指的这个国家，便是日本。

从书生意气的青年时代，到转战全国的中年岁月，再到运筹一国的晚年时光，主席对日本的态度经历截然不同的三重阶段。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转变，更是中国人民百年救亡图存心路历程的缩影。

一、青年时期：“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0年秋天，毛主席离开韶山，外出求学。在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他的音乐老师是位去过日本的留学生，因保留着假辫子，常被学生们戏谑称作“假洋鬼子”。不过毛主席却非常亲近这位老师，喜欢听他大谈日本的情况。

青年毛主席

在音乐课上，毛主席还学过一首叫《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曲，这首歌创作于日俄战争后，是歌颂胜利的声音。20多年后，在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这首歌时，主席还能清晰背诵出其中的歌词，并说：

“我从这首歌中感受到了日本的骄傲和强大。”

毛主席心目中对日本最初的印象是英雄一般的，1904到190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为近代世界史上黄种人首次完胜白种人，日本由此跻身世界大国之列。毛主席对日本的钦佩，更源自对中国如何救亡与复兴的思考，既然弹丸之地的岛国可以战胜欧洲强国，那么幅员辽阔的中国又为何不能逆境重生？

当然，也正如毛主席和斯诺所说的另一段话：

“我在学唱《黄海之战》这首歌的时候，尚未认识到日本的野蛮。”

在东山学堂，毛泽东大量接受新学，其中就包括郑观应《盛世危言》中主张以英、日为楷模的立宪变法理论。这也是青年毛主席，第一次对日本产生宏观了解。

四年后，毛主席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这也是他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阶段。彼时的主席尤为关注时局大势，平时的爱好便是读报。按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师读书期间，包括学费在内，一共用了160元钱，在这个数目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是用在了订报上。

1918年6月，毛主席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排左2）

而在当时的国际新闻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便是日本。

上世纪初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

一方面，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两国战火不断。日本1895年并吞台澎、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4年蹂躏东北、1914年占领胶州湾，桩桩件件，都是国仇家恨。

但另一方面，彼时的中国正值反帝反封建的热潮之中，急需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从落后到强大的转变，成为了资本主义强国，这无疑刺激了国人争相效仿的决心。早期接触进步思想的中国学生，对日本都是颇有好感，毛主席便是其中之一。

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展开了一系列赴日留学的热潮，且一发而不可收。

第一批是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第二批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

第三批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李大钊、陈独秀、彭湃、王若飞等人。

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那样：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从西方寻找真理。西方毕竟离中国太远，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很近。”

最开始，作为师范生的毛主席更欣赏日本在教育领域的成就。他的恩师杨昌济曾在日本留学5年，在毛主席留存下来的学习手稿《讲堂录》中，还特别提到过一位名叫福泽谕吉的日本人，他是明治维新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毛主席曾称赞他“以教育为天职”、“有诲人不倦之志”。

福泽谕吉

毛主席对日本模式的理性审视，是带着一种知己知彼的目的去研究。他想弄明白，日本是如何通过教育改革，在短短几十年内摆脱落后局面，跻身世界列强的。这种推崇，本质上是一种务实的“拿来主义”，是为了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一剂良方。

但191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不仅成为毛主席后来决定投笔从戎的催化剂，更让他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这一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迫使其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签订条约。

消息一经传出，举国愤慨，随即引发了反袁反日的爱国运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师生也积极参与其中。毛主席更是奋笔写下了一首四言诗：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两个月后，毛主席又在学生大会上振聋发聩：

"日本之野心，不在一城一地，而在亡我中华。今日之耻，非雪不可！"

至此，毛主席对日本的狼子野心有了一个清醒且全面的认识。1916年7月25日，他曾写信给同学萧子升，其中对中日关系及前景的预测，十分精到。他从“日俄协约”谈起，针对国人当时对日本新内阁抱有的幻想，断然指出：

“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

此外，毛主席沉痛预见：

“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重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

21岁的毛主席，断言中日之间必将有一场决战。但此时他对日本的态度依旧是理性的。他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割看待，认为日本也有革命志士。

1917年春，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宫崎滔天亲临长沙，参加黄兴先生的改葬仪式。毛主席和同学萧植蕃（即萧三）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宫崎写了这封信，表达上门聆取宏教的愿望。

1939年，毛主席和萧三在延安

信中，毛主席尊称宫崎滔天为“白浪滔天先生阁下”，并说：

“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两年之后，毛主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又与另一位日本进步记者伊藤武雄有过三次长谈。伊藤武雄的思想开明，厌恶战争，他的言论更令毛主席坚信日本民众和军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

此时的毛主席对日本的态度是恩怨分明的，他崇拜有识之士，而批评军国主义。他对日本的再批判，又是对日本的再学习。批判，是抵制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学习，则是从一个民族的身上看到了另一个民族的背影，使中国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获得涅槃。

二、中年时期：“这是一场决死的战争”

中年时期的毛主席，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从学生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引路人。而在此期间，他对日本的态度也有了一个定性的判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武力侵占东北。三天之后，毛主席便在瑞金召开的会议上公开提出：

“日本帝国义是要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我们的基本口号应是武装保卫中国。”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在当时的国人看来，日本虽侵占东北，但未必会有全面侵华的野心与魄力。因此对于红军多数指战员来说，他们都认为革命和抗战应该是并重的。但毛主席的意见却截然相反，他断定中日之间必将有一场事关存亡的决战，而且中国若要取胜，就必须暂停一切内战，一致对外。

包括当时斯诺曾问他：

“中国于何种条件下，能战胜且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回答说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的兴起。

此段对话的精妙之处，在于当时中国抗日尚处局部阶段，国共内战未歇，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几近于无。然而毛主席却能审时度势，内察中国之情，外观国际时事，乃至大胆预言抗战终局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与斯诺在延安

毛主席展现了极为务实的一面。他深知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必须暂时搁置国内战争，将民族荣辱置于首位。为此，他给国内社会贤达写了大量书信，力陈抗日救国大义，阐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共赴国难，团结御侮。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

直到1936年10月，蒋介石还在西安亲自坐镇，策划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他曾说：

“任何只谈抗日不谈追击红军的人都不是中国士兵。日本人还远着呢，可是红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而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糊涂战略，最终也为全国抗日志士所不容。两个月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形势逼蒋抗日。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大讨论中，毛主席又是极少数提出要宽宏大量的人，他力排众议，希望借此机会促成全民族联合抗日。

毛主席与蒋介石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出现了两种论调：“亡国论”认为中国必败，“速胜论”则幻想短期内击败日本。在国民惶恐不安之际，毛主席再度出手，写下了堪称鸿篇巨制的《论持久战》，其中就有以下几句话“这是一场决死的战争”、“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是整场抗日战争中最系统、完整、可行的战略指导，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不过此时，毛主席也坚持着自己青年时的思想，1938年，他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理论：

"我们第一不可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第二不可忘记我们的朋友是日本人民。”

这也是毛主席军事思想最核心的一部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主席

实践层面，毛主席亲自指导对日战俘工作。1940年，他批准在延安创办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改造日军俘虏。学员小林清在回忆录中写道：

"毛先生告诉我们，你们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我们的敌人是同一个。"

不过对那些拒不妥协的顽固派，毛主席的态度仍然强硬。1945年7月26日，日本拒绝中美英三国让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选择继续顽抗。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实行广泛的进攻。”

戏剧性的是，就在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批准了一份提案，表示日本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三、晚年时期：“过去的战争应由军国主义负责。”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日态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历史的教训刻骨铭心。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下，他以一位资深政治家的深邃目光，审视着战后日本的走向。

晚年毛主席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植下，迅速从废墟中崛起。然而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并未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相反，日本逐渐成为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阵营的桥头堡。

彼时的中国，面临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便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而日本作为邻国，对中国来说既是威胁，同样也是机遇。于是毛主席采取一种复杂而精妙的平衡艺术，他既坚决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又热情团结日本人民。这种“警惕”与“分化”并行的策略，充分展现了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1961年1月24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说：

“过去的战争应由军国主义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1962年1月，毛主席接见日本友好人士安井郁夫妇

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毛主席的对日态度面临第二次重大转变。一方面，他需要在意识形态上维持"反帝"姿态；另一方面，又必须现实地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对抗苏联威胁。

毛主席曾说：

"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

在这一战略框架下，日本不再是"帝国主义敌人"，而是"可以争取的中间派"。

1972年9月25日，在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开启访华之旅。在田中角荣抵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为他举行欢迎晚宴。不过也就在宴会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插曲。田中在答谢辞中，阐述了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并说这是日本给中国“添了麻烦”。

次日下午的中日第二次会谈上，周恩来严厉谴责日方所用“添了麻烦”一语，并明确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麻烦”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

田中显然没有料到，一个词会引来中方如此激烈的反应。他解释说，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括以后不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9月28日晚，毛主席接见了田中首相一行。期间，主席又旧事重提：

“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毛主席的言外之意，还是原则上的事情决不能妥协，哪怕是一个词汇一句话，都不能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半点模糊。当然，会见中，毛主席还友好地邀请田中参观自己书房，纵论古今，气氛很好。毛主席并送给田中一套《楚辞集注》作为礼物。

1972年9月27日，毛主席会见田中角荣（中）、大平正芳（右）

这件事明显体现了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一是保持绝对的警惕，在原则和立场问题上毫不让步。二是要缓和和拉拢与日本的关系，打开中国与世界各国建交的大门。

在毛主席和田中会见后的次日，田中角荣便在双方起草联合声明时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中日联合声明中这样写道：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毛主席的友好期盼下，更多的日本有识之士在对侵华战争反思和忏悔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两国和解。如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纠夫、细川护熙、村山富士和福田康夫在担任首相期间，都曾极力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

回顾毛主席对日态度的三个阶段，更能感受到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屈辱、抗争与自强中走过的曲折道路。如今日本同样应该铭记历史的教训，警惕军国主义的再次复辟，不然中国依旧会如同青年毛主席所说的那样：

“磨砺以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