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上海的天空阴沉，滂沱大雨如同要吞噬一切。国民党一名少将，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面色凝重。

接到命令，他必须在当天晚些时候赶上飞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航班。

飞机上有他的一线生机，也许会带来一线希望。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登机已经结束。那班飞机，再也不会等待他。

错失的那个航班，是否真的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他当时赶上了飞机，又会是什么结局？

抗战烽火，战场与笔墨并肩

1926年前后，正值国内风起云涌之际，郑蕴侠凭借自己的本事考入了当时声名赫赫的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郑蕴侠应该是在军队或国民党相关机构中逐步积累资历和经验，经过了数年的历练与发展，个人能力和政治上的可靠性都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1936年的4月29日，对郑蕴侠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几乎在同一时期，他被吸纳进了国民党内部一个权力极大且运作极为隐秘的核心特务组织——中统，其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印有“特字第四九六一二号”字样的党员证明书。

中统组织可以说是蒋介石维系统治、清除异己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是维护国民党统治、打击政治对手的强力工具。

其主要职责便是对内监控被视为“异己”的个人与团体，尤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各种左翼组织、进步学生和民主人士，同时广泛搜集各类军政情报，执行秘密逮捕、策反、渗透乃至暗杀等诸多不见光的任务。

1938年3月，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最紧要的关头，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全面爆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郑蕴侠接到了上峰的命令，要他挑起大梁，率领一支政工队伍火速奔赴硝烟弥漫的战争前线。他们的具体任务，是深入到滕县守城战的战场。

按照当时政工队的通常职责，他们需要在炮火纷飞中穿梭，进行战场宣传，比如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组织慰问，用以鼓舞己方官兵的士气，同时也要向民众解释战局，争取地方百姓对战争的支持与配合，有时甚至还要协助组织民众转移、救护伤员等。

身处这样的环境，郑蕴侠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感受战争的极端残酷，每日里都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牺牲无处不在。

他也因此亲眼见证了中国军民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那种空前团结、一致对外的顽强决心和不屈意志。

除了在正面战场从事政工工作，在整个漫长的抗战岁月中，郑蕴侠的足迹还远涉到了更为艰险的印缅战场。

在那里，他的身份转变为一名战地记者。郑蕴侠用他的笔，记录下了远征军将士们的英勇事迹、浴血奋战的场景以及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

校场口血案，人生污点难抹

八年浴血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郑蕴侠凭借着他在黄埔的人脉以及在中统系统内建立的关系，加上他能言善辩、长于交际的特长，他在文化宣传领域获得了一席之地。

他同时兼任了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以及《自治周报》的总编辑等职务。

1946年，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共同参与下，政治协商会议在山城重庆隆重召开。

各方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着如何和平建国、组建联合政府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博弈，一时间，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对于蒋介石及其核心决策层而言，对于日益壮大的共产党力量以及社会各界追求民主的呼声，他们内心深处充满了极度的忌惮与不信任。

他们表面上参与和谈，暗地里却在积极筹备和策划各种破坏活动，企图削弱乃至消灭对手。

2月6日的清晨，命令要求他立即组织并带领一批特务人员，前往破坏即将在校场口广场举行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

接到命令后，郑蕴侠迅速行动起来。他精心挑选了一批精干的特务分子，在当天清晨，趁着庆祝大会尚未正式开始，人员陆续进场之际，带领他们乔装打扮，混入了位于校场口的会场之中。

他们潜伏在人群里，等待着动手的时机。当一切准备就绪，大会按计划开始，民主人士、学者李公朴先生正准备走上讲台发表演讲，阐述对和平建国的期盼时，一直密切注视着现场情况的郑蕴侠，按照预先策划好的暗号，不着痕迹地摘下了自己头上的帽子，并连续挥动了三下。

埋伏在人群中的特务们一接收到指令，便如同事先演练过一般，心领神会，立刻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口中呼喊着诸如“政协会议是阴谋”“打倒汉奸李公朴”之类的口号，不由分说地对台上的李公朴、郭沫若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实施了粗暴的殴打和围攻，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惊呼声、叫骂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这场由郑蕴侠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暴力事件，便是后来震惊全国的“校场口血案”。

逃亡与落网，命运急转直下

1949年的11月，解放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摧枯拉朽的最后阶段，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朝不保夕。

山城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也即将迎来解放。

11月20日的凌晨，中统重庆站的核心成员们在一片紧张肃杀的气氛中召开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

作为中统在重庆地区的重要头目之一，郑蕴侠也参与了这次会议。

会上，他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最后指令：务必在解放军进城之前，将中统在重庆的所有机密档案悉数销毁，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潜伏特务的人员名单、未来的破坏计划、联络暗号以及重要的情报资料。

在执行完销毁档案的任务后，他没有片刻耽搁，心急如焚地赶往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

就在他乘坐的汽车仓皇驶向机场的途中，他发现驾驶汽车的司机不知何时被悄悄调换了。

这个陌生的司机驾驶技术似乎也并不过关，或者说，是另有图谋，车子在半路上突然失控，猛地撞向了路边的障碍物，虽然郑蕴侠本人没有受到致命伤害，但车辆损毁，行程被严重耽误。

等他费尽周折，心急火燎地终于赶到白市驿机场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如坠冰窟：机场上空空荡荡，那架承载着他逃生希望的专机，早已经起飞，消失在了茫茫的天际。

后来他才辗转得知，那个在关键时刻顶替了他原来司机的神秘人物，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

就这样，郑蕴侠戏剧性地被滞留在了大陆，成为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覆灭之际，少数未能成功撤离的高级别特务军官之一。

面对绝境，求生的本能驱使着他开始了东躲西藏的逃亡生涯。

他隐姓埋名，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叫做“刘正刚”，一路辗转逃窜，最终选择潜藏在当时相对闭塞落后的贵州省务川县。

为了彻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处心积虑地将自己伪装成一个不识字的文盲小贩，平日里靠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贩卖一些针头线脑、肥皂火柴之类的小百货为生。

为了让这个伪装更加逼真，他甚至在与人交易算账时，故意把算盘打错，显得自己愚笨迟钝。

平静的潜逃生活在1958年的一天被一次意外彻底打破。

当时，务川县的供销社在盘点库存时，发现有一批布匹无故短少，一时查不出原因。

在排查相关人员和线索的过程中，郑蕴侠作为在当地活动的商贩之一，也被叫去配合调查问话。

在面对供销社干部和公安人员的盘问时，他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这批布匹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就是这句在文化人听来十分平常的成语“不翼而飞”，对于一个常年伪装成文盲的人来说，却显得极为突兀和不合时宜。

公安部门随即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通过多地公安机关的联手协作，以及对历史档案的反复比对核查，最终，这个潜逃多年的“刘正刚”的真实身份——前国民党中统高级特务郑蕴侠，彻底暴露无遗。

同年冬天，郑蕴侠在务川县被正式逮捕归案。

至此，这位曾经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叱咤一时的人物，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内地最后一个被捕获归案的国民党高级军官。

改造与新生，平静告别百年

郑蕴侠被捕之后，经过人民法院的审判，他因其历史上的罪行被判处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随后，他被送往位于四川省珙县的芙蓉煤矿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他被编入了专门集中关押和改造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将校队”。

在狱中，郑蕴侠和其他国民党战犯一同参加体力劳动，主要是下井挖煤，同时也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政治理论，撰写思想汇报，反思自己的过去。

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学习，以及与不同背景的战犯的接触，使得他的思想观念开始逐渐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1961年间，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为了搜集创作素材，曾多次前往芙蓉煤矿，与包括郑蕴侠在内的一些在押国民党特务及高级人员进行深入的交谈。

在与罗广斌的数次长谈中，郑蕴侠并没有选择隐瞒或回避，而是相对如实地供述了自己过去的经历，包括在中统组织内部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知。

据称，他在谈话中也流露出了对自己当年某些行为的悔恨之意，这为《红岩》等文学作品提供了部分真实的背景材料。

1975年的12月15日，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人道主义的考量，中国政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高级军政人员实行特赦，郑蕴侠的名字也在这次特赦的名单之列。

在经历了漫长的铁窗生涯之后，他终于重获了自由。特赦之后，郑蕴侠回到了他曾经潜逃并最终落网的地方——贵州省务川县。

当地政府对他进行了安置，考虑到他的文化水平，安排他在当地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负责教授语文和地理两门课程。

到了1981年，随着国家政治环境的进一步宽松和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郑蕴侠因其特殊的经历和身份，被聘请为务川县政协的特邀委员。

晚年的郑蕴侠，生活过得十分平静和低调。2009年3月，这位历经百年沧桑的老人，以102岁的高龄在务川县平静地走完了他漫长而复杂的一生。

他的丧事办得非常简朴，没有惊动任何官方人士出席。

在他的家属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一本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六个字：“不求洗白，但求不忘。”

参考资料：

[1]王文罗.最后在大陆落网的国民党将军[J].四川统一战线,2009(4):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