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南京沦陷后，邮差在日军轰炸中出于畏惧，蜷缩成团，双手却死死护住胸前的邮包——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民国邮差真实的职业本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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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邮差——阿昌

电影《南京照相馆》的上映，主人公邮差阿昌，穿着绿色的沾着灰尘的制服，帆布邮包磨得发亮，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的送信件，也令不少人回忆起过去信件邮差的时代。

尤其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主要于亲朋好友联系的方式就是信件，正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尤其在民国电话电报没普及，穿梭在城市街巷与乡村阡陌之间的邮差，并不是单纯的“信件传递者”，乃是民国通讯网络的“毛细血管”。当时民众就是通过信件的信息维持情感，战乱的乱世也是依靠邮差的信件维持秩序。

在电影一开头，邮差阿昌为了给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爷爷，寻找女儿寄来的家书，毅然断绝了邮政局长上车的邀请，毅然返折回邮局。

当老爷爷看到女儿的信件里报平安，心里非常高兴。但阿昌却错过了前往码头的邮政卡车，但由此也躲过了一场日军的轰炸，捡回了一条命。这一情节勾勒出阿昌“胆小又善良”的社会底层人物性格，也代表民国邮差从业人员的性格。

只要我们翻开民国时候的《邮政月报》《申报》等历史文献，就可以获知电影中阿昌躲轰炸，随时可能丧命的生活非艺术虚构，却是民国无数邮差群体的生存缩影。

在民国依靠信件通信的时代，邮差们都是在道路上的“铁脚板”，挨家挨户挨村传递着信件。战火硝烟时候，却容易变为被毙的“活靶子”。邮差们没有和平年代的岁月静好，很多时候都在“躲轰炸、拒私货”危险的刀尖上行走，不小心就失去了生命，这也是民国普通百姓生活艰辛的反映。现在，本文就讲述民国邮差们职业群体的生活。

公务员考试？民国邮差选拔比高考还难！

电影中阿昌的邮差编号是1213，象征南京沦陷的日期。但这个编号并非虚构，乃代表民国邮政系统的管理制度。

民国建立初期，邮政上也借鉴了西方的邮政制度管理制度，对传递信件的邮差，都是进行严格选拔和考核。如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一样，采取严格的邮差选拔制度。邮差选拔条件是年龄在18-35岁之间，身体健康（无残疾无传染病），能识文断字，以及基础算术能力，以便处理邮寄信件、汇款、包裹登记等事项，一部分地区还核查家庭背景，排除犯罪记录者。

除了选拔严格之外，当邮差还需要严格的技能考核，考核技能就是“路线记忆”和“投递速度”，主要就是考察考生能在短时间内，熟记沿途街道、门牌编号，完成模拟投递。乡村邮差，主要还考核对山路和渡口的熟悉程度，以及应对恶劣天气的能力。

民国邮政局

如1936年南京邮政局招考时：

“应征者需通过《邮政章程》的笔试，负重30斤步行20里，目测能辨识如鸦片、军火等50种常见违禁品，录取率通常不足15%，应聘者多为城市贫民或破产农民，78%的邮差仅有小学文化——1936年南京邮政档案（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J001-1936-089）。

邮差通过考核之后，要经过邮差投递知识的1-3个月的培训，培训之后才能上岗工作。当时民国邮差大多数穿着标志性的绿色制服，大多数邮差都是男子，只有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女校、医院和高档住宅区，才是女子邮差。

由于民国邮差选拔严格，属于交通部的“国家雇员”，如影视剧的阿昌一样，有编号管理，享受国家薪资，社会地位还是高于工人、黄包车夫等社会底层民众。

民国邮差：低收入高风险

但是，享受国家薪资的民国邮差，却是典型的“低收入高风险”职业，不具备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障。1935年《交通部邮政统计年报》载明：全国邮差月薪平均12-18银元。

民国邮政所

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月薪8银元，小学教师月薪30银元。邮差的收入高于体力劳动者（车夫、工人），基本可租单间（月租3银圆）、每日吃两顿荤食；但是低于知识分子和政府编制的公务员（教师、编辑）。

但邮差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城市邮差大多数是配置自行车，但需要交押金，如1932年北平邮政局要求邮差缴纳20银元押金才能领车（相当于2个月工资），一旦车辆损坏从押金扣款，这也是变相对邮差的剥削。

1929年浙江邮政报告称：

“疟疾致死的邮差，家属仅获5银圆丧葬费。”

由于没有福利保障，这也使得邮差生存状况堪忧。如1936 年《申报》报道，南京邮差李正明在投递时被人力车撞伤，邮政局只给了 15 银元医药费，之后治疗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最令人心疼，就是邮差乃是辛苦的体力活，日常工作强度惊人。民国城市的邮差，如电影中的阿昌一样，乃是快节奏的“绿衣人”。工作时间一般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遇急件需连夜送达。每日步行或骑自行车投递100-200封信件，需熟记街巷布局。银行汇票、政府公文需优先投递，延误可能受罚。

上海邮政局1935年规章载：“邮差须‘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延误者罚薪三日。”可以看到邮差工作任务的繁重。

乡村邮差，基本上是山间小路的孤行者。在农村的山路，需要步行，或者驴车和马车、小船颠簸航行，偏远地区甚至如云南怒江峡谷需溜索过江，脚下是奔腾的江水，怀里是前线士兵的家书。

1920年代,河北,一位邮差戴着帽子,穿着棉大衣

由于乡村交通不通，邮差可能一周才跑一趟，每日在山路步行30-50里，风雨无阻送信，几天才到达目的地，邮件一般用油布包裹防雨，路上可能遇到野兽、土匪、自然灾害等危险，可谓高危职业！

抗黑帮：邮差每天都是“生死时速”

民国是一个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各自为政，通过邮政信件从事走私现象屡屡发生。为此，邮差还要当兼职的“人肉验货员”，练就火眼金睛的功夫，一眼发现违禁品。如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邮政法实施细则》规定，邮差需目测检查邮件是否含违禁品，如发现私货（走私烟土、军火等），必须上报。

战乱时代的邮差：躲炸弹威胁

在民国战乱时代的邮差，经常躲避炸弹，稍有不慎就没命了。这不是夸张，是每天面临的现实。 20世纪40年代,江苏无锡邮政人员在收集整理邮筒里的信件

20世纪40年代,江苏无锡邮政人员在收集整理邮筒里的信件

如抗战爆发之后，日军为了更快占领中国领土，对中国主要城市都是进行“无差别轰炸”战略，邮政设施成为了重点目标。

美国传教士魏特琳在《烽火连天中的南京》（1938年）中写道：

“邮差们像蚂蚁般在瓦砾中穿行，昨天送信的巷子，今天已成焦土。”（P.142）

由于日军的轰炸频繁，“躲轰炸”就是战乱时候邮差们的必修课。根据1940 年《邮政月报》第 8 期统计，1937-1940 年国统区，一共有 三十二名邮差在投递信件中。因轰炸伤亡，尤其是南京、上海的邮差伤亡率更高。

根据记载，1937 年 10 月，南京邮差陈永发在新街口投递时，日军飞机轰炸南京，投掷的炸弹就落在附近，他出于邮差的职业道德，用身体抱着包裹进了路边的店铺。虽然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脸，邮包却没沾一点灰。但是，同一路段的另一位邮差，却来不及躲避就丧命了。

1937年，中国上海一名邮差

在1941年重庆大轰炸时候，邮差们一边听着防空警报，一边投递邮件。当警报响了，就躲进防空洞，警报一停就立刻出发投递。很多邮差一天要进很多次防空洞，躲三四次轰炸，天黑最终才能回家，可谓是危险又辛苦！

拒绝私货

如前面讲述，民国走私猖獗，邮差就是终点贿赂的对象。在1935年《申报》报道：上海法租界鸦片贩子日塞邮差2银元，求夹带”小包裹”，面对贿赂，邮差遭遇两难的选择。如果收贿赂，根据邮政局的规则，肯定是被罚款和革职，丢掉这一体面的饭碗。但如果拒收贿赂，肯定遭遇到黑社会帮派的报复。

如在1936年天津《大公报》载，邮差张德海因拒收藏有军火的“茶叶包”，被黑社会帮派砍伤了左臂。

这是有具体的例子证明的，在南京市档案馆藏《首都邮政局违纪案卷》（1937年）显示，1936年全国邮差因“拒私货”，遭到莫名其妙的袭击事件，一共达137起，其中32人残疾。

南京市档案馆《首都邮政局殉职名录》（1938年，全宗号J001-1938-045）也这么记载：

“南京下关邮局，李德明，28岁。1938年1月12日，拒收日本商人‘糖盒’（内藏手枪零件），被日本宪兵以‘破坏大东亚共荣’罪名当街枪决。”

民国邮差：传递地下情报信息

抗日时候，邮差政治作用特别凸显。在很多日伪区也就是沦陷区的邮差，出于爱国心，主动配合抗日地下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这些邮差虽然被日军强迫佩戴“大东亚共荣”的袖标，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下传递“非敏感”的邮件，但也秘密协助抗日地下组织传递情报信息。

1951年,河北定州,邮递员将报纸送到当地农民手中

但这些工作都是高危的行业，稍有不谨慎就丧失性命。

如在日伪区的邮差王德胜（化名），借用投递信件之便利，把奎宁、磺胺等禁运药品藏入邮件，送至陕西的八路军根据地。

后来，在1943年，王德胜由于汉奸告密被逮捕，就义前高喊着：

“老子送的是中国人的救命信！”，可以看到普通邮差的拳拳爱国心。（《晋察冀日报》1943年8月）

邮差传报信息事情增多，这也使日寇把邮差当敌人看待。根据《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8日记载：

“日本宪兵以‘通敌’为由，当街枪杀3名邮差，只因他们试图修复邮政线路。”拉贝试图交涉，却被告知：“送信的，都是敌人。”

“民国邮局

又如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的时候，上海邮差赵振铎因退回“日商礼品”（实为情报胶卷），全家遭日军扫射（《上海抗战时期邮政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年，第77页）。

又如 1941 年，北平邮差赵文华因不知情帮人带了 “印有抗日标语的传单”，被日军逮捕后也没出来。

民国邮差：乱世通讯的生命线

民国邮差送的信件，有前线士兵与家人的家书、商业的生意函、师生同学的信件等，这些信件都是民众的通讯信息，邮差自然成为民众“通讯生命线”的守护者。

所以，民国邮差在飞机轰炸的硝烟中，即使害怕得蜷缩成团，也要双臂保护邮包，守卫邮包里民众的信件！这不是煽情，却是民国邮差捍卫通讯的责任心反应！

如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前，邮政总局发布《告全体邮员书》，赋予邮差在战争时候的责任：

“纵使炮火连天，邮路即国脉。一信不达，民心即散！”（《申报》1937年11月25日）。

这也使很多邮差为了这一份职业责任，牺牲生命也要护送信件！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日记中，对当时普通邮差的责任心做了详细记录：

1938年1月，7名邮差冒死将平民的求救信送到安全区，在途中一共5人被日军杀，但信最终抵达武汉——这封信的送达，直接促成国际红十字会介入救援。

为了表彰这些邮差在战乱年代，为民众服务的责任心，1946年国民政府在光复南京之后，追授这七名战时殉职邮差为“忠烈”。

在民国战场的大后方，邮差不仅是传递信件，更承担着前线与后方联络信息的辅助工作。1938 年《申报》报道，抗战后方的湖南、四川等地的乡村邮差，经常帮前线军人传递家书，既能稳定军心，又鼓舞作战的士气！解放战争时候，国统区的邮差也配合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向民众递送我党的宣传片，乃我党政治动员的重要力量。

结语

当代社会，我们在手机上动一动手指，就能发送一条微信信息。但我们需记住，在民国战乱时代，曾经有一群“绿衣人”，用生命为民众传递信息，守护民众的每一封家书。

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即使电影是虚构的，但真实的邮差阿昌却活在民国的街头和乡间小道。在那时代，邮差们为了送情报信息、或者报平安的家书，躲过的每一枚炸弹、每一次轰炸、每一次为送信的长途跋涉，每一次在信件拒收的私货，都是履行邮差职业的家国情怀。

所以，民国邮差的故事，不只是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挣扎，却是平凡的普通人用汗水和生命，诠释了 “责任” 二字的重量，他们的身影，值得被留在历史的记忆中！

#《南京照相馆》“照”出深沉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