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玄同的笔记，看百年前是如何清点清宫遗宝的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该院为此推出“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大展，展品有《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伯远帖》等书画珍品，以及白玉盘龙钮“大清受命之宝”、青铜莲鹤方壶、唐代大圣遗音琴等器物。

故宫藏品甚多，那么，在一百年前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宫里的珍品是如何清点的呢？从文字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的相关记载中，可以管中窥豹。

钱玄同两探古物陈列所

钱玄同自号“疑古”，是新文化运动中最为坚决的“破旧立新”者。紫禁城于他而言，不啻于一个巨大的“古董”，他应当不会有什么兴趣。然而，世事难料，钱氏却在因缘际会之下，参与到故宫博物院筹建初期的相关工作中。

且说1924年突发“逼宫”事件，溥仪逃出宫外，一时间，舆论大哗，各种立场、各种意见的声音此起彼伏。新文化运动阵营里，钱玄同第一个站出来拍手称快。溥仪被逼出宫次日，钱氏伏案疾书，写了两千多字的公开信。十天之后，周作人等主办的《语丝》创刊（1924年11月17日），钱氏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这封公开信，题为《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

标题里“恭贺”二字的出现，摆明欢欣鼓舞的态度，要公开庆祝逊帝被赶出皇宫。因此，此信也可以视作新派知识分子群体对“逼宫”事件的公开表态。本就在辛亥革命之后宣布退位的溥仪，在钱玄同看来，理应尽早从龙椅上走下来，尽快成为普通国民才对。为此，在钱玄同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生活，远比一个子虚乌有的“皇帝”称号要重要得多，所以他要恭贺溥仪。

不仅如此，钱玄同还对溥仪爱读书，爱文学表示赞赏与鼓励，还列了推荐书单，张罗了名片设计方案。

当然，调侃归于调侃，钱玄同除了表示对“逼宫”事件的支持之外，似乎并无别的想法。他没有想到，溥仪离宫之后，当局随即组建“清室善后委员会”，其核心任务是对收归为国产的清宫进行清查。清查包括清点宫内现有物品，并与宫内原有物品登记册一一查对，彻底查明清宫的家底。由于清查内容涉及宫内各种珍宝与文物，所以又邀请教育部与内务部联合主持清查工作。钱玄同也在受邀参与的学者队伍之中，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据《钱玄同日记》记载，他首次进宫，并关注到宫内古物遗存近况的时间是1915年1月2日。那一天，他偕长子“秉雄进东华门……游清三殿，又至武英殿，看古物陈列所中器物，只有瓷器、漆器及字画笔墨数种而已，其他概未之见，岂尽于此乎？抑未移尽乎？抑残留此数乎？”

显然，钱玄同对初次所见的清宫古物陈列之数量与质量，都是有疑问的。为此，在日记中连发三问，颇有难以置信之意。第二年，1916年元旦这一天，他又去观赏了清宫古物，这一次陈列品中增添了一些古代青铜器，但他却认为：“色泽似不甚旧，恐什九皆赝器也。”

看来，钱氏对清宫所藏古物是有着自己的判断与预期的，那些对普通民众公开展览的古物，激发不了他的兴趣。钱氏觉得这些随意拣选的陈列品价值并不算高，甚至还有赝品。在此后的七年间，钱氏日记中再没有提到清宫古物及其相关话题。

因专业而受邀清点古物

1923年6月26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载了一次清宫失火的情况。文中这样写道：“因天气热，困不着，起，见东北角红光烛天，不知何事？次日看报始知清宫大火，而溥仪辈要守他们的什么臭规矩，将神武门紧闭，故延烧二三点钟云，哈哈！”看来，钱氏对清宫突发火灾的紧急事态，竟然是完全抱以幸灾乐祸的态度，且对逊帝溥仪仍盘踞宫中颇为不满。

由此可以想见，一年之后“逼宫”事件的突发，钱氏自然是乐观其成。至于当局稍后开展的古物点查工作，由于对古物本身并无多大兴趣，钱氏的热情并不高。不过，能进宫翻拣历代文献及古物，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那些品级较高的文物，对于专攻古文字学研究的钱玄同而言，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毕竟，在溥仪离宫之前，“大内”禁地并不是普通学者能涉足的地界，古物陈列所的设立也属于初级阶段，并没有真正展露清宫的宝藏。

1925年1月6日，钱玄同与马幼渔一道吃午饭，听说在宫里发现了新莽时期的文物，随即将这一消息记录在了日记中。在此之后，这一年日记中关涉“故宫”的相关记载，次数逐渐增多，篇幅也开始扩容。

据日记来看，钱玄同作为故宫点查工作小组成员之一，第一次赴故宫工作的时间原本应为1924年12月25日，但因故并没有到岗。其人真正到岗，即第一次进入故宫工作的时间实为1925年1月8日，这一天的工作内容，他郑重其事地写入了日记。当天因杨遇夫（即杨树达）的缺席，他还被派为组长，行监督点查之职。

须附带一提的是，钱玄同缺席第一次故宫点查的情形，尚可据单士元的忆述来应证。据单士元忆述，他首次进入故宫进行点查工作时，人员安排大致为：“担任点查清宫文物的人在神武门集合，组长陈去病，负责查报物品名目的是徐鸣寅、马衡，负责写票的是董作宾、庄尚严，负责贴票的是罗亲汉、徐炳昶，事务记载是魏建功、潘传霖，照相一人，还有裘善元、俞同奎、杨树达、吴瀛、易培基负责监视。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因为警察没有到场，那天没有查。”

在单氏忆述中，第一次故宫点查工作的大致情形如此。行监督之职的杨树达在场，而钱玄同确实是缺席了的。当然，因为负责保安工作的警察没有到场，点查人员虽然就位，却并没有开展实际工作。

须知，当年点查故宫的实际情况，乃是举国关注的大事件。工作小组方面不敢怠慢，每进行一次都登报公示，何时何地开展，哪些人参与，点查了哪些物品，都一一罗列公布，都是有案可查的，且有报纸照登。譬如，钱玄同缺席的这一次，《时事新报》就以《点查清宫物件报告》为题，于1925年1月4日刊发了工作简报，当天之所以没有顺利开展工作，可能还与清室方面并不配合有关。报道中提到：“清室方面，始终置之不理，以奉段祺瑞之命为辞，现经内次王耒设法转圜，故二十七日仍在继续进行中。”

为加快点查进度，清室善后委员会又抽调政府各部人员，加派至点查工作团队之中。抽调的这些人员名单，也在南北各大报刊上刊登出来，予以公示。1925年1月28日的《时事新报》，即以《点查清宫助理员加多》为题，公示了这一名单。教育部加派人员中，赫然出现了“周树人”的名字，看来，当时鲁迅也曾参与其中，只不过较之钱玄同参与的时间还稍晚，且属于加派助理员身份。

点查乾清宫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直到1925年2月16日，《时事新报》仍时有刊登点查清单之类。

惟对五色墨感兴趣

话说因点查组实行轮流负责制，钱玄同曾有四次轮到做组长。首次被委派为组长的那次，故宫点查正式从乾清宫开始。从其日记来看，什么玛瑙碗、青玉片、宋砚之类，均未入其“法眼”。三个小时的点查，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并没有令其特别兴奋的发现。第二次轮到做组长时，又恰逢放假，免司其职。但此时溥仪出逃至天津的消息传来，钱氏对这一消息极为敏感，准确地预言了日军将利用溥仪。第三次轮到做组长时，恰值孙中山先生逝世，点查组放假暂停工作，这组长之职也就暂免。一个月后，第四次轮做组长，点查如意轩。

仅据其日记所载，在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之前，钱氏的故宫点查工作，从1925年1月到4月，共计三次，分别在乾清宫、懋勤殿、如意轩。只有在如意轩中点查到的两箱五色墨，令其略有兴趣，因为墨上刻着“回氐”二字，让这位章太炎弟子、古文字学专家，一时竟也弄不明白是啥意思了。据查，“回氐”即“墨神”的意思，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万物有灵”的思想使然，语自《说郛》卷三一，书中引《致虚杂俎》曰：“墨神曰回氐。”

4月16日之后，至10月10日这段时间，钱氏日记中，没有再出现与清宫或故宫相关的任何内容。这也可以视作，其人参与的清宫点查工作，可能确实已经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无非是静待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向公众全面开放。

故宫全面向公众开放是故宫博物院1925年10月10日创立当天。不过，此前就根据点查工作的进度依次开放了。就在钱玄同点查如意轩两天之后，即1925年4月18日，故宫就已将点查完的部分依次开放。

1925年4月23日，《时事新报》第四版之上，以可观篇幅报道了故宫开放的安排。在这篇题为《清宫开放部分一瞥》的报道中，开篇即简明扼要的公布清宫先行部分开放的这一重大讯息：“京讯：清宫（室）善后委员会为应各界之请求，前月决定将清宫一部分先行开放，并订有参观规则。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两天为开放之期，每人收券资一元。十八、十九两日，即开放日期，前往参观者颇不乏人。”

随后，报道逐一列举并介绍了部分开放的清宫区域，有乾清宫、昭仁殿、弘德殿、懋勤殿、批本处、内奏事房、南书房、敬事房、上书房、端凝殿、北小库、交泰殿、坤宁宫、宫外神竿、坤宁宫东暖殿、坤宁宫西暖殿、寿药房、御花园等处。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