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隆冬将至京师已是天寒地冻,呼啸的狂风,裹挟着漫天雪花,将阴沉的古都笼罩于一片混沌之中。
而京西畅春园内,此刻却是温暖如春,地龙、火盆中熊熊燃烧的柴炭,将温度传递到整座宫殿,而持续的热力又不免令焦急守候在康熙寝宫之外的皇亲贵胄、六部郎官们,更觉压抑、烦闷。
从当日下午开始,康熙的病情突然急剧恶化,皇帝的精神状态也是时昏时醒、半厥半寐,终于在傍晚时分,大清天子的口谕传来,宣召诸位皇子即刻入内觐见。
所有人都知道,皇帝即将交代后事,而那个最重要的时刻也终于要来了……
弥留之中的康熙帝此时已无法言语,在众多子嗣围绕之下,只能由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隆科多口传圣谕。
气氛几乎紧张到令人窒息,冗长的内容让人无暇细听,但遗诏的最后一句,众人却听的清清楚楚:
“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尘埃落定!
一个时辰之后,清圣祖康熙龙驭归天,在畅春园此起彼伏的哭泣声中,四十四岁的爱新觉罗·胤禛,成为了大清王朝新的主人。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
但事情远未结束——因为雍正非嫡非长的身份,背景、能力在众多皇子中也并非最为出众,康熙驾崩时又只留有“口谕”,而遗诏的书面版本直到三日之后才正式对外公布。
凡此种种,令皇四子的“侥幸”继位,在日后引发了众多的非议和猜疑。
有传雍正联合隆科多篡改遗诏,将“传位十四子”添笔改作“传位于四子”,而雍正百年之后,并没有根据祖制,随康熙安葬于清东陵,而是在河北保定另辟清西陵,正是由于其心中有愧,不敢与父皇在九泉之下相见。
那么,究竟是康熙早有安排,还是雍正矫诏篡位,非嫡非长的胤禛,又究竟是凭什么在“九子夺嫡”的激烈争夺中脱颖而出?康乾盛世的帝位传承之谜,将在此文中为您详细解答。
公元1675年六月,“三藩之乱”在南方愈演愈烈,此刻前线军情紧急,官军、叛军激战正酣,而年轻的康熙皇帝却突然做了一个看似与战争进程毫无关联的重大决定——将刚满周岁的皇次子爱新觉罗·胤礽 册立为太子。
东宫为国之根本,选择在社稷动荡之际“立储”,有助于满清政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但康熙皇帝这暗含深意之举,却在大清帝国内部,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复杂曲折的储位之争。
按道理来说,胤礽是康熙的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所生, 即所谓“嫡子”,又是由皇帝明发上谕选定的继承人,由他来承续大统,应该是一件毫无争议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想象中这么简单。
首先,早在1622年,太祖努尔哈赤便制定了八王议政制度,明确规定,国主继承人需由八大贝勒公推,议选“有德者”为之。
所以,皇帝生前“明立储君”并不符合清初的皇位传承规则。
其次,以“嫡子”作为储君,在满洲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清军入关之后,虽然从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礼仪习俗等方面开始逐渐汉化,但最核心的皇位继承人问题,却并未严格遵照中原政权“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
清初皇太极(天聪)、福临(顺治)、玄烨(康熙)三人均为庶出,如果以此作为参考,则“嫡长子继位”一事,并没有太多的“现实依据”。
而从三位皇帝的继位过程来看,嗣君人选均非先帝生前确立,或者并不完全出自皇帝本人的意愿。
皇太极和福临能够继位,是八旗旗主、宗室贵胄以及顶级权臣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的结果,而康熙本人得以登基,背后也有孝庄太后出面操纵干预的影子。
这些既成事实,都让圣祖“明立储君”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其他皇子继续争夺储位的心理暗示。
最后,康熙皇帝一生共育有35个皇子,其中11位因早夭而未载入玉牒(皇室族谱),而剩下的24位皇子中,除去年纪偏小或身体残疾而不具备争储条件之外,其余包括:
皇长子胤禔、皇次子胤礽(太子)、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雍正)、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等众多皇子,均在日后的政治斗争扮演了重要角色。
皇嗣如此之多,立储又如此之早,康熙在位时间更是长达六十年,而随着诸多皇子相继成年,具备一定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难免会获得各方势力的支持,这些因素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都会给大清皇位的最终归属造成干扰、增加变数。
改变规则自然就要付出代价——从康熙“明立储君”的那一刻开始,就已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夺嫡之争,悄然埋下了伏笔……
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三日,爱新觉罗·胤礽出生于紫禁城坤宁宫,按照齿序为康熙帝次子。
仅仅两个时辰后,其母赫舍里氏便因难产去世,而与皇后感情甚笃的康熙,在隆重治丧后,也亲自承担起了抚育儿子的重任。
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
出于对亡妻的追思和幼子丧母的怜惜,康熙不仅对胤礽关爱备至,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1675年,胤礽刚满周岁,康熙便册立其为太子;
1678年,四岁的胤礽不幸感染天花,康熙干脆辍朝十几日,亲自照料汤药饮食,直至儿子痊愈;
1679年,康熙下令将明朝奉慈殿修葺后改为毓庆宫,作为皇太子胤礽居住的东宫,以示恩宠;
等到1683年,太子到了出阁读书的年龄,康熙又相继为其挑选张瑛、李光地、熊赐履、汤斌这四位当世大儒担任帝师,且无论忙闲,每日都要督促检查儿子的学习情况。
而胤礽天资聪颖,不仅精通诸子百家,而且弓马骑射也相当娴熟,小小年纪便隐隐然已有乃父允文允武的天子风范。
1696年,康熙北征噶尔丹,特命胤礽监国,太子处理政务也是张弛得度、有条不紊,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广泛赞赏。
从这一时期储君的表现来看,胤礽并没有辜负父亲所寄予的厚望。如果不出意外,大清王朝的历史,又将见证一位仁君圣王的诞生。
然而,皇父无与伦比的宠溺关爱,和前所未有的尊崇地位,都让年轻的胤礽迷失了方向。
众星捧月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大清太子,不仅养成了骄纵跋扈的性格,生活中也是相当奢侈荒淫,经常挪用府库银两以做私人享用,甚至僭越皇权,使用皇帝专用明黄色作为服饰,仪仗规格也屡次突破礼制。
在政治上更是肆无忌惮,不仅组建“太子党”,还结交外臣,更以太子身份,擅定官员升黜,干涉朝廷人事任免。
凡此种种,让康熙帝对这个继承人逐渐感到失望,也不断加深着父子之间的矛盾。
1703年,康熙以“结党营私、教唆太子”为名,赐死“太子党”核心成员、也是胤礽叔姥爷的索额图,这已经是皇帝在用实际行动给儿子敲响警钟,然而太子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
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胤礽也终于迎来了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年五月,康熙帝巡幸塞外,命包括胤礽在内的诸位皇子随驾。
在此期间,刚满七岁的皇十八子胤祄不幸罹患急病,康熙为此忧心忡忡,而身为兄长的太子胤礽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
联想到几年前自己病重,太子探视时同样一副事不关已的模样,康熙不禁勃然大怒,指斥其身为太子却无君王仁爱之心,也乏兄弟手足之义。
而遭到父亲责骂的胤礽,非但没有反躬自省,反而“忿然发怒”,更可怕的是,在接下来的行围途中,太子还多次潜近父皇所居的布城(帏幄),裂缝窃视,不知意欲何为,搞得康熙是“昼夜戒慎不宁”。
当年九月,忍无可忍的康熙下令由皇长子胤禔随身护驾,同时召集王公大臣,以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为由,当众宣布废黜太子,并立即将其拘禁。
而这一突发事件,很快便引发连锁反应,“九子夺嫡”的帷幕也就此骤然拉开……
太子忽遭废黜,对于大阿哥胤禔而言,可以说是喜从天降。
嫡子被废,剩下诸皇子皆是庶出,若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逻辑推论,身为康熙长子的胤禔,理所当然便会成为皇位继承的最佳人选。
爱新觉罗·胤禔
而且太子有权倾朝野的索额图支持,大阿哥背后,同样也有庞大的外戚势力——其母惠妃与权臣明珠同族,按辈分明珠是其叔外祖父,这样的背景,也让胤禔认为自己具备夺嫡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皇长子胤禔不仅容貌俊美、才华横溢,因为年长的缘故,还曾多次追随康熙帝北征噶尔丹,在军中参与决策指挥之际,表现出色也深受父皇的赏识,并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获封多罗直郡王。
但储位近在眼前,此前出类拔萃的大皇子却做出了一个利令智昏的决定——为讨好父皇,也为彻底铲除竞争对手,其竟向康熙建议杀掉废太子。
“今欲诛胤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胤禔自认为太子如此悖逆,不仅难担嗣君之位,甚至论罪当诛。殊不知这种不谙君臣大义,不顾骨肉亲情的提议,无论从时机还是内容来说,都是致命的愚蠢。
要知道太子被废,正是因为其不念手足之情,而皇长子的拙劣表现,不仅引起了康熙的极大反感与警觉,更为其日后的不幸命运埋下了祸根。
于是,在下诏废黜太子不久,康熙帝也毫不留情地表示,并无意立胤禔为接班人:
朕前命直郡王胤禔善护朕躬,并无欲立胤禔为皇太子之意。胤禔秉性躁急、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清圣祖实录》
一句话直接堵死了皇长子继位的所有可能,但胤禔仍不死心,既然自己立储无望,当然要尽可能为日后争取更大的利益。
当时皇八子胤禩在朝中颇具声望,胤禔便以“术士张明德尝相胤禩必大贵”为由,向父亲举荐八弟胤禩是可担储君之位的合适人选。
而这番自作聪明的表态,不仅没有为皇八子争储赢得任何加分,反而让老八在康熙的心目中,落下了个“暗中结党营私”的不良印象,这样的成见,也无形中影响了胤禩日后的政治前途。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因为马上,大阿哥就迎来了太子集团的致命反击。
十月十五日,皇三子胤祉告发皇长子胤禔利用魇术诅咒废太子,后经查证属实。
厌胜之术历来都是宫中大忌,康熙皇帝自然对胤禔的所作所为极其愤怒,当即便下旨夺去其郡王爵位,并圈禁于府中。
至此,皇长子胤禔成为了“九子夺嫡”这部宫斗大戏中,第一位仓促退场的演员。
皇太子被废、皇长子被囚,“九子夺嫡”中的第三个重要人物也终于要粉墨登场了。
皇八子胤禩,自幼聪慧且甚晓世故,总是能将父皇交代的事务处理得十分周全,因此也得到了朝中大臣的认可。
皇八子 爱新觉罗·胤禩
而且其从小便养成了亲切随和的待人之风,因此与几个弟弟,如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四子胤禵交情都非比寻常。
既得朝臣赞赏又有兄弟支持,原本太子被废后,胤禩是最有机会谋求储君之位的,然而接连几次阴差阳错的表现,却直接断送了皇八子的储君之路。
1708年九月初七,即废除皇太子胤礽之后的第四天,皇帝便命皇八子胤禩取代太子署理内务府总管,而在朝局动荡的情况下,对其委以重任,也可以看出皇帝对八阿哥非同一般的器重与信任。
但胤禩生性仁厚,在处理太子的亲随党羽时采取了宽宥政策,但如此作为引起康熙的不满,认为胤禩假公济私,故意以心慈手软的形象示人,从而彰显其仁义之风。
紧接着又发生了皇长子举荐一事,更令康熙龙颜大怒,认为皇八子有觊觎大统之心还暗中结党营私。
随即康熙召集诸皇子训话,痛斥八子“柔奸成性,妄蓄大志,党羽相互勾结谋害胤礽”,而皇九子胤禟与皇十四子胤禵为其鸣冤,与父皇爆发争执,康熙盛怒之下拔剑欲诛胤禵,幸亏皇五子胤祺跪抱劝止,众皇子又叩首恳求,这一冲突才没有酿成父子相残的流血事件。
最终,皇十四子被责罚二十大板,皇八子胤禩则被革去贝勒爵位,降为闲散宗室,八爷党也由此元气大伤。
而原本因储君之位被废,胤礽的前途已是死路一条,但通过揭发大阿哥胤禔厌胜太子,皇三子胤祉又为二哥找到了唯一的翻盘机会。
无论厌胜之事有无真凭实据,又或者巫蛊之术到底会给胤礽的神智造成多大的影响,但至少在康熙看来,太子之前所有乖张狂悖的举动,都得到了合理解释。
若东宫长期空悬,必然会导致众皇子跃跃欲试,而既然嫡子变坏是事出有因,皇帝也渐渐产生了复立太子的念头。
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太子被废整整七十天之后,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召集满汉大臣再议立储之事,而在次之前,康熙曾专门召见李光地,暗示有复立太子之意。
不料事态的发展完全与康熙的预想背道而驰,即使是在李光地提前知会通气的情况下,一干满汉重臣仍然违背圣意,联名保奏胤禩为储君。
群臣拥戴、百官推举——这无疑表明八皇子的能力和人品在朝廷中已受到广泛的认可,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废太子此前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不得人心。
但在康熙看来,一名普通皇子何德何能?怎会拥有如此的个人声望和朝堂影响?而导致这样的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胤禩窥伺大位,而暗中拉帮结派、邀买人心。
有鉴于此,康熙不顾群臣意见,以废太子“疯疾已除,本性痊复”为由将胤礽释放,并于1709年三月,将其重立为太子。
爱新觉罗·胤礽
然而胤礽被复立后,并没有吸取之前的教训,很快便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因为被废,令胤礽意识到即使被立为储君,地位也并不稳固,因此在朝廷内更加疯狂地结党,以增加实力。
而久居储君之位却又迟迟无法继位,也让胤礽十分不满,甚至公然发表:“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之太子乎”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
康熙晚年对权力掌控极度敏感,太子的登顶欲望又在不断膨胀,随着时间推移,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再次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胤礽被举报与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策划逼宫谋反,九月三十日,康熙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即召集众皇子宣布,再次废黜胤礽的太子之位。
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清圣祖实录》
此时,在康熙的众位皇子之中,无论是能力人品、还是声望口碑,八皇子都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然而造化弄人,康熙五十三年,胤禩再次被一场意外的厄运彻底击倒。
当年十一月,康熙帝前往热河巡视,胤禩原本也该随侍左右,然而当时恰逢其母良妃去世三周年的祭辰。
为祭奠母亲,胤禩便未赴行在请安,只派了太监去康熙处说明缘由,表示将在汤泉处等候皇父一同回京。与此同时,又挑选了两只上等的海东青猎鹰派人送予父亲。
不料两只活蹦乱跳的海东青送到康熙手里时,却都已奄奄一息。见此情形年迈的康熙异常愤怒,认为是胤禩有意诅咒自己,当即召诸皇子至,痛斥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又将当年术士张明德之事旧事重提,越说越气之下,大清天子当众宣布“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
“毙鹰事件”后,胤禩大病一场,其自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储君之位,转而开始支持皇十四子胤禵去谋取储君之位。
随着皇太子胤礽再次下线,以及皇八子胤禩因“毙鹰事件”彻底告别政治舞台,藏于幕后多年的皇四子胤禛(雍正),成为了真正的受益者。
相较于其他皇子的高调结党或锋芒毕露,四阿哥胤禛一直采取“韬光养晦”的低调策略。
其表面上远离党争,时时标榜自己为“天下第一闲人”,且专注于督办河工、清查亏空等实务,此举既赢得了康熙的信任,又避免被直接卷入政治漩涡。
康熙一废太子后,胤禛便支持胤礽复立,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在诸皇子为谋求储位而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时,皇四子的“孤臣”身份很容易获得父皇青睐,而“不争”的手段,也显得更加高明。
等时间来到“九子夺嫡”的下半场,此时,皇长子被圈禁、废太子已难有作为、皇八子胤禩遭受重创,带领隶属于“八爷党”的老九、老十转投皇十四子胤禵麾下。皇三子胤祉,虽然学识渊博、文武双全,但政治能力却并不突出,并非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其余如皇五子胤琪为人敦厚、皇十二子胤祹生性淡泊,皇七子胤祐又身患残疾,这三位皇子均无心争权夺利,因而从一开始便没有参与争储夺嫡的打算。
梳理大清储君的潜在人选我们不难发现,成年且具备政治影响力的皇子,实际上就只剩皇四子和皇十四子两人而已。当然,最终的大清皇帝也确实出自此二人之一。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圣祖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根据大行皇帝遗命,雍亲王皇四子胤禛成为大清入关以后的第三位皇帝,次年改元雍正。
然而康熙生前并无书面遗诏,传位之事均为隆科多口授,缺乏皇帝亲笔或他人见证。而雍正继位当晚,便立即宣布京城戒严,这也显示在皇权交接之际,满清内部实际上存在激烈冲突。
这些异常之处都令雍正的继位迷影重重,并在日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康熙临终之际,其他皇子基本上已丧失了竞争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而如果我们将最终的人选放在皇四子和皇十四子之间,那事情就会相对的简单明了。
那么康熙到底准备传位给谁呢?会是被外界盛传最有机会的皇十四子吗?
个性直爽、重情重义的胤禵,确实颇受康熙重视,尤其是1718年出征青海时,被封大将军王,“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一切仪仗与御驾亲征无异,这似乎说明康熙确实有意传位于十四子。
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导,那么康熙在临终之际,也曾命皇四子代其赴南郊祭天——在众多皇子中选择让胤禛代替皇帝去主持最重要的祭天大典,这岂不是康熙准备让皇四子继位的最好证明?
再来看看胤礽,做太子三十余年,从未单独领兵出征,反而是在康熙亲征时,以太子身份监国,这是因为相较于军事才干,作为帝国的继承人,更重要的还是治国能力的培养,
而且当康熙的人生进入晚年,却将皇位继承人发配到遥远的边疆,使其远离政治中心,这在逻辑上无法解释。
而关于雍正篡改遗诏的争议更加不值一驳,首先,康熙遗诏是用满、汉两种语言书写而成,只改汉文没有任何作用,而即使只有汉语,在清代官方文件中,繁体的“於”和“于”也并不通用。
而且诏书里的传位对象,并不是简单写作“四子”或“十四子”,而是加有详细的爵位和具体的姓名,比如康熙遗诏中“雍亲王皇四子胤禛”,才是合乎规范的表达方式。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皇帝遗诏》
所以将“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从技术层面根本无法实现。
综上,虽然康熙口授遗诏于隆科多一人,导致关于嗣君人选的最重要信息无人能加以佐证,这也使得雍正继位在程序上并没有那么严谨透明,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以皇四子克承大统,已经是康熙皇帝可以做出的最好选择了。
更新时间:202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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