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出卖吴石，致1800多人被捕，最后他竟然官至少将，活了74岁

1950年1月29日，台北泉州街26号，一场突袭抓捕悄然展开。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秘密逮捕，这本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毛人凤手下特务长期布控的结果，起初谁都没想到，他就是那个代号“老郑”的神秘人物。

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带着特务四处指认同志的藏身之所。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两个月后，他居然再次被捕时，轻轻松松交代出整个台湾地下党的结构图与核心人员名单。

仅用了七天时间，他就把整个组织拱手献出，导致1800余人被捕，其中400多人直接牺牲。到了6月，吴石、朱枫等中共重要情报人员相继被处决。这一场“扑杀红色”的行动，掐断了中共在台的情报网络，也让解放台湾的内线彻底瘫痪。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叛徒蔡孝乾不但没被清算，反而在台湾官至少将，一直到1982年才病逝，活了整整74岁。他到底是怎么爬到台工委书记的高位的？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背叛的？他为什么能逃过清算，甚至还享有高官待遇？

蔡孝乾出身台湾彰化县花坛乡，1908年出生在一个粮店家庭，家境一般，但不算贫困。他小时候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日语说得一口流利。

16岁那年，他用家里人东拼西凑的路费只身前往上海求学，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性格激进。

1928年，他回到台湾，投入到当地的革命宣传中，不久就被捕，坐了一年牢。出狱后，他变得更为谨慎，转为秘密活动。那年台湾共产党组织刚刚成立，他便迅速成为骨干分子，还建立了自己的基层小组。

到了1931年，蔡孝乾逃离到福建漳州，恰逢红军攻占该地，他提供了不少协助，被上级看中，次年调到江西瑞金，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教授土地改革与社会学。1934年秋天，他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成为唯一走完全程的台湾人，这段经历成了他此后一生最大的政治资本。

抗战期间，蔡孝乾凭借精通日语的优势，担任八路军敌工部部长，活跃在太行山一带，专门从事情报渗透和日军策反。1945年抗战胜利，党中央计划在台湾建立地下组织，蔡孝乾被派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当时的他是党内极为倚重的人物，老资格、参加过长征、有抗敌经验、又是台湾本地人，理所当然地被推上前台。

1946年，他秘密入台，联合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人，正式组建台工委。蔡孝乾隐姓埋名，化名“老郑”，一边以商人身份活动，一边发展组织。短短三年，台地下党发展到1300多人，外围群众近5万人，力量遍布政界、军界、工人群体与学生组织。

1949年，吴石秘密赴台，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成为中共潜伏在台的最高级别情报官员。二人本不该有直接联系，但女特派员朱枫成了沟通的桥梁。朱枫曾是延安派出的密使，于1949年11月抵台，她与蔡孝乾在“三荣行”秘密会面，约定每周三在“建昌行”碰头。

不过，蔡孝乾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竟然把朱枫的电话号码随手写在一张10元新台币上，这张纸币后来竟成了朱枫暴露的关键证据。

此时的蔡孝乾，已经不再是那个吃草根、爬雪山的红军战士。他开始沉溺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常年出入台北高档餐厅，甚至挥霍公款，挪用近万美元“开公司”，与16岁的小姨子马雯娟同居，还常带她出入舞会。

他的日常，早与地下斗争的那份使命感背道而驰。1949年下半年，《光明报》事件爆发，地下党将宣传刊物直接送到蒋介石府邸，引起轩然大波。随后，特务顺藤摸瓜抓到学生钟浩东，虽然他始终没有供出“老郑”的真实身份，但一句“老郑怎么样”让特务产生怀疑。

紧接着，高雄市工委成员李汾叛变，供出了副书记陈泽民。在陈泽民的笔记本中，“老郑”这个代号再次出现。特务顺利锁定蔡孝乾藏身地，于1950年1月29日将其逮捕。起初他谎称自己只是个普通联络员，还提出带特务“抓上线”。路过一处黑厂房时趁机翻墙逃脱，潜入嘉义农村。

但两个月后，他忍不住“嘴馋”，穿着西装跑去吃牛排，被特务一眼认出再次抓捕。这次他不再抵抗，直接提出条件：要让马雯娟来监狱陪住，他就交代。特务答应后，他七天内交出全部名单、据点、联络方式。

这一份供词堪称“摧毁级”，情报精准到每一位干部的藏身地址、代号、活动规律。国民党根据他的供词，清查出1800余人，400多名核心成员被捕，1100人被处决，台工委135个组织被连根拔起。

吴石的暴露，也正是因为蔡孝乾间接泄露出的“特别通行证”线索，加上笔记本中的“吴次长”字样，最终被保密局锁定。1950年3月2日，吴石被捕。同年6月10日，他与朱枫、聂曦、陈宝仓等四人英勇就义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朱枫曾吞金自尽未果，面对枪口仍高呼口号；吴石留下“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的话，慷慨赴死。而蔡孝乾呢？他在6月1日通过《中央日报》发声明，公开承认“老郑”身份，自称“被组织压迫多年”，请求国民党宽容。

不久，他被调入保密局，担任情报研究职位，还拿到少将军衔，住进设有狼犬与警卫的独栋住宅，继续与马雯娟同居。他从未掌握实权，实则长期被监控，成了国民党手中“反共活教材”。他甚至还被安排写反共回忆录，录音广播劝降，成为“弃暗投明”的样板人物。

1982年，蔡孝乾病逝于台北，终年74岁。他的子女早已改名换姓，躲到台湾南部乡下，一辈子不敢提起父亲的历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福州螺洲，吴石将军故居每天都有鲜花；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朱枫雕像前铭刻着她的英勇事迹。

蔡孝乾的墓地早已荒废，被野草吞没，连墓碑都没人记得。历史没有遗忘，只是清算迟到了而已。他用信仰换来的荣华是短暂的，他用同志鲜血换来的性命是苟且的。英雄的名字会被永远铭记，而叛徒的名字，只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