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数自闭症儿童家长来说，“被看见” 与 “被理解” 是漫长岁月里最迫切的期盼 —— 期盼孩子的需求能被社会感知，期盼他们的视角能被世界接纳。

在挪威，一家名为 TV BRA（意为 “TV Good”）的电视台，正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这份期盼：这里的所有记者都是谱系障碍人士，或学习障碍者等，他们拿起话筒、对准镜头，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世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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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背后：特殊群体的 “专业时刻”

“TV BRA 是世界上第一家完全由学习障碍者运营、为学习障碍者服务的电视台。”

这句话的分量，尤为沉重。

在主流媒体中常常处于 “被描述” 位置的他们，在这里真正成为了叙事的主导者 ——从新闻选题到现场采访，从脚本撰写到镜头呈现，每一个环节都有特殊人士的深度参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名记者构成了 TV BRA 的核心团队，他们像普通新闻人一样奔波在挪威的各个角落，担任地方通讯记者。

尽管很多人没有专业的新闻教育背景，甚至需要反复练习提词器上的内容才能达到播出标准，但他们对 “专业性” 的追求从未打折。

唐氏记者艾米丽 Emily

“我必须遵循脚本，不能谈论私事 —— 因为这里是新闻现场。工作时，我必须非常专业。” 患有唐氏综合征的记者艾米丽的话，道出了团队的共同信念。

为了让自闭症观众和其他学习障碍者能轻松理解内容，TV BRA 的节目特意采用了简化的挪威语，节奏也比主流新闻慢得多。

每周一小时的杂志节目涵盖新闻、娱乐、体育等多元话题，通过自有 APP、网站及挪威主流流媒体平台 TV2 Play 播出，每周能吸引 4000 至 5000 名观众。

对特殊群体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能真正 “看懂”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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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被帮助者” 到 “发声者” 的蜕变

TV BRA 的诞生，源于主编卡米拉・克瓦尔海姆十年前的一次偶然发现。当时她在卑尔根一家养老院教有学习障碍的人制片，当相机对准这些群体时，奇妙的变化发生了：

“突然之间，我们一起制作影片，成为了一个团队，平等的团队 —— 不再是我居高临下地指导他们。”

这种平等协作的力量，让她决心为这些 “有话要说” 的群体搭建一个专属平台。

主编卡米拉 Camilla

从 2019 年在挪威西部首次播出，到 2020 年实现全国覆盖，TV BRA 的成长之路充满挑战。

记者们虽然能独立出行、流利说英语，但面对提词器仍需反复练习，一句台词常常要录制多次才能过关。

克瓦尔海姆既是主编，也是培训师，她会严格要求团队：“请再试一次，看着镜头，我要你们做到完美，这很重要。”

但这种严格并非苛责，而是对他们能力的认可：“如果想被观众看见，就要有专业的样子；如果想被当作记者尊重，就必须遵循新闻伦理。”

这份专业与坚持，让团队实现了令人动容的蜕变。

记者斯文・安德烈・霍夫索以幽默尖锐的提问风格著称，他曾在议会选举前用 “蝴蝶网伏击” 的创意方式采访后来的首相约纳斯・加尔・斯特勒，追问其对残障群体权益的具体规划。

记者彼得・比约克莫则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他报道了一名重度学习障碍女性面临购物资助被取消的难题，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当艾米丽收到观众的签名请求时，她会笑着递上签名并邀请对方关注社交账号：“我想让全世界看到我、听到我的声音。” 这种自信，正是 TV BRA 最珍贵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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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于新闻：打破壁垒的 “赋能平台”

在挪威，20 至 69 岁智力障碍者的就业率仅为 24.5%，远低于 77.4% 的整体就业率；而在全球，16% 的人口存在某种形式的障碍，却鲜有新闻编辑部雇佣残障记者。TV BRA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种不公的反抗。

尽管记者们的薪资仅为主流媒体同行的 20% 左右，电视台也因预算紧张难以扩大播出频率，但这里为自闭症群体和学习障碍者打开了一扇通往社会的大门。

他们不再是被怜悯的 “弱势群体”，而是能追问政客、揭露问题、传递价值的 “新闻人”。

正如霍夫索所说：“TV BRA 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谈论残障者的真实生活，以及我们应有的权利。”

更难得的是，TV BRA 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特定群体。其打造的 “无障碍内容” 完美诠释了 “路缘石效应”—— 为残障群体设计的服务，最终会惠及更多人：教育水平较低者、有记忆障碍的老人、注意力不集中的儿童，都能从这种简单易懂的新闻中受益。

2023 年选举期间，许多非残障观众也留言表示：“这些报道太有趣了，比主流新闻更接地气。”

TV BRA网站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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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挪威到中国：我们期待的 “看见与接纳”

TV BRA 并非孤例，欧洲多国已掀起残障群体媒体参与的浪潮：英国第四频道用残障主播报道残奥会，法国国家电视台建立残障专家名录，德国 ZDF 在多档节目中启用残障主持人。

但 TV BRA 的独特性在于，它实现了从 “内容无障碍” 到 “主体无障碍” 的跨越 —— 不仅让内容适合残障群体，更让残障群体成为内容的生产者。

这份跨越，恰恰也是当下中国自闭症群体最需要的支撑。我国约有近 200 万自闭症儿童，他们面临着诊断标准不一、康复机构混乱、专业人才匮乏等多重困境。

我们期待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属于自己的 “TV BRA”：让自闭症青年能拿起话筒，讲述他们眼中的生活；让有学习障碍的记者能走进直播间，解读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策；让简化版的新闻内容能通过各种渠道触达每一个需要的人。

更期待这样的平台能推动社会发生深层改变 —— 当自闭症群体的声音能被清晰听见，当他们的专业能力能被充分认可，“接纳” 才会从口号变成日常。

正如克瓦尔海姆所说：“社会不能忽视任何人。我们既要让自己变得更易懂，也要让他们变得更可见。” 这或许就是 TV BRA 给世界最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