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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诡3》里韦葭披红嫁衣闯宴的那幕，她扯着裙摆嘶吼“我是京兆韦氏，不能嫁商人”，字字带血，可在座权贵连眼皮都没抬。

这场景看着荒诞，翻完《唐律疏议》才惊觉，这根本不是编剧瞎编。

唐朝长安的胡商汉贾，能把丝绸堆成山，能让香料熏香整条街，却连件绸缎衣服都不敢穿。

大唐盛世里，这群“有钱大佬”为啥活得这么憋屈。

有钱也跳不出“末流”坑

唐朝的“士农工商”不是随口说说，是写进律法的铁规矩。

武德七年，李渊直接下了道令，“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

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商人及三代以内的亲戚，别想当官，连科举考场的门都摸不着。

《旧唐书・选举志》里面把商人跟“刑家之子”并列，明确说这些人没资格考科举。

有个长安西市的商人，花钱请名师教儿子读书，孩子把《论语》背得滚瓜烂熟，结果到了报名时，差役看了户籍就把人赶出来，说“市籍的娃，凑啥热闹”。

不光当官没门，连穿衣服、坐马车都有讲究。

贞观年间定的规矩，商人不许穿绫罗绸缎，出门只能坐牛车，骑马都算犯法。

有个岭南商人来长安做买卖，不知道这规矩，骑了匹枣红马逛街，当场被金吾卫拦下来。

马被没收不算，还被打了二十板子，理由是“僭越”。

这哪是限制，分明是把“低贱”俩字刻在脑门上。

再有钱，律法就摆这儿，明着告诉你，你就是末流。

婚姻文化都嫌你“铜臭”

律法的坑还好躲，人心的墙才真叫绝望。

《唐诡3》里韦葭为啥疯？她是关中四姓的姑娘，家族里随便拉个人都是官，却要嫁给商人何弼，这在当时跟“玷污门楣”没区别。

她哥韦韬宁愿犯法杀人，也不愿让家族跟商人扯上关系。

这不是夸张，唐朝士族真就这么拧巴。

中宗时期有个吏部侍郎，侄女偷偷嫁了个富商，消息传出去，直接被弹劾罢官，理由是“失士族体”。

族谱里都得把这侄女的名字划掉，相当于不认这个人了。

连文化圈也把商人当外人。

前作里的欧阳泉，花大价钱收藏字画，就想跟“南州四子”凑个局，结果人家甩一句“商贾逐臭，焉知风雅”，把他堵得哑口无言。

第三季的阮大熊更惨，天天请诗人吃饭，掏了钱还被说“粗鄙”。

历史上比他们还冤的是邹凤炽，唐高宗时期的长安巨贾，家里的店开遍全国。

他女儿出嫁时，仪仗用了点灯，照亮半条街，就被高宗盯上了。

一道敕书下来，家产全被查抄，理由是“富而不贵，僭越礼制”。

钱再多，在人家眼里还是“暴发户”，连嫁女儿都得看脸色。

本来想觉得是古人观念落后，后来发现全是制度在搞鬼。

唐朝刚建立时，户口比隋代少一半还多，朝廷得靠农民种地收税、服兵役。

商人整天东奔西跑，不好统计，也不好收税，自然被当成“不稳定因素”。

朝廷需要商人搞活经济，又怕他们太有钱威胁士族权力。

于是就用律法压着，用舆论骂着，把他们圈在“只许赚钱，不许抬头”的框里。

对比宋朝就清楚了，宋朝商人能考科举，能跟士族通婚，还不是因为朝廷靠商业税过日子，政策就松了。

《唐诡3》的诡案破了，可唐朝商人的委屈没处说。

他们用金银堆起长安的繁华，却连一句体面的称呼都换不来。

律法说他们“贱”，士族嫌他们“脏”，连想沾点文化边都被拒之门外。

说白了，唐朝的商人悲剧，不是钱不够多，是时代没给他们尊严。

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盛世，从来不是看少数人多有钱，而是看每个靠双手吃饭的人，能不能抬起头走路。

那些长安货栈里的灯光，照亮的不光是丝绸香料，还有一个时代的冰冷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