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陈云大发雷霆，坚持要枪毙广东一县委书记，因何事惹怒了他？

“王书记，这批货要是能放行，您家里缺的电视机我们包了。”1980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海丰县某处招待所里，走私分子将一叠港币推到县委书记王仲面前。窗外的海风裹挟着咸腥味灌进屋内，吹得吊灯来回摇晃，墙上的 “为人民服务”标语在阴影中若隐若现。

这场隐秘交易拉开了改革开放初期最触目惊心的贪腐大案序幕。三年后的1983年1月17日，汕头体育场万人空巷，当审判长宣布王仲死刑立即执行时，全场爆发的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这个判决背后，站着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拍案而起的身影——正是他顶住重重压力，将建国后首个因贪腐被处决的县委书记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1979年的海丰县堪称 “走私天堂”，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不设防的沿海开放县，每天有近千艘渔船穿梭于香港海域。王仲的堕落始于某次 “例行检查”，当他掀开缉私仓库的油布，成堆的电视机、收录机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冷光。据后来法院卷宗记载，这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第一次将缉私物资搬回家时，双手抖得连钥匙都插不进锁眼。可当邻居问起院里突然出现的日本彩电，他竟能面不改色地回答： “这是缴获的敌特设备，组织上安排我保管研究。”

权力一旦突破底线便如溃堤洪水。从1979到1981年间，王仲办公室成了走私分子的 “绿色通道”，其妻陈巧兰甚至备有专用账本，详细记录着每台电视机换多少张 “通行证”，每块手表抵几条 “放生船”。最猖獗时，缉私队员竟在仓库墙上刷出 “此处物资已由王书记处理”的白漆标语。当香港《文汇报》记者化装成渔民暗访时，亲眼看见王仲的儿子带着马仔，光天化日之下将缉私仓库的50箱手表装进县委的吉普车。

1982年2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右下角的豆腐块新闻像颗定时炸弹。这篇题为《执法犯法 国法难容》的报道，披露了海丰县四名缉私人员私分物资的丑闻。远在北京的陈云读罢将报纸重重拍在案头，茶杯盖震得叮当作响： “缉私者变成走私犯，这不是自毁长城吗？”据当时在场的中纪委工作人员回忆，素来沉稳的陈云罕见地动了肝火，当即调集精干力量组建百人调查组。

调查组进驻海丰的过程堪比谍战大片。为防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假扮成供销社采购员，白天跟着渔民出海 “收海鲜”，夜里翻查三年来所有缉私台账。当他们在某乡镇供销社发现盖有县委公章的手表调拨单时，保管员王泗吉突然深夜叩响调查组房门。这个满脸沟壑的老汉抖开包袱，里面竟是被王仲强占的17台收录机购买发票： “他们连扶贫物资都敢截留，我给香港亲戚带的治哮喘药，硬是被换成走私电子表！”

铁证面前，王仲仍负隅顽抗。他先是称病住进疗养院，暗中指使亲属转移赃物，甚至企图销毁县委会议记录。转折点出现在其妻陈巧兰的崩溃——连续19天的高强度审讯，让这个曾经的妇女主任精神防线彻底瓦解。当她泣不成声地交代藏匿在娘家的263块走私手表时，窗外正飘着那年广东罕见的冬雪，调查组组长望着笔录上6.9万元的天文数字（相当于当时普通干部200年工资），气得把钢笔摔成了两截。

量刑争议在1982年底达到白热化。某位曾与王仲共事的老将军亲自致电陈云： “老王打过游击，好歹算个功臣...”话音未落就被陈云厉声打断： “功臣犯罪更要严惩！今天放过一个王仲，明天就会冒出十个李仲、张仲！”在随后召开的中纪委紧急会议上，这位素来惜字如金的铁面书记连用三个 “杀”字： “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儆效尤！”

有意思的是，就在公审大会前夜，看守所里发生了戏剧性一幕。王仲盯着铁窗外的月光突然发问： “陈云同志真会杀我？”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颓然跌坐喃喃自语： “当年跟着队伍打汕头，子弹擦着头皮飞都没怕过...”或许直到此刻他才明白，枪林弹雨考验的是勇气，而糖衣炮弹摧毁的却是信仰。

枪决王仲的枪声尚未消散，陈云已在谋划更深远的反腐机制。1983年春，他力主将 “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禁令”写入中央文件，并在浦东开发区规划中特意增设廉政督察条款。某次视察上海时，面对某位抱怨 “管太严”的干部，陈云指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货轮反问： “要是海关都像王仲那样雁过拔毛，这些船还敢进吴淞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