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1968年,长沙传出消息:程潜病逝。
追悼会上,一句提问让全场安静下来——“程潜算什么人?”
周总理站在灵堂中央,目光没有回避,答案却迟迟未出,他为何沉默?又为何亲口开口,为程潜定性?
1968年4月9日,北京玉泉山,追悼会没有哀乐,只有一片肃穆。
程潜遗体下葬那天,灵堂上挂着写有,“革命老前辈程潜同志永垂不朽”的挽联。
挽联是周总理亲批,但人群里,气氛并不轻松。
郭翼青站在人群中,眼圈发红,攥着黑纱,她不是在意葬礼排场,更不是哭丈夫的离,只是要一个答案。
她往前站了半步,面对周恩来,声音不高,却直直地问了句:“请问总理,程潜到底算什么人?”
一句话,把在场所有人,心头的疑问扯了出来。
有些人窃窃私语,有人回避眼神,毕竟,程潜的身份,太复杂了。
晚清秀才出身,北洋陆军起家,后来当过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剿过红军。
抗日时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兰封会战打得日军止步豫东,但这还不止。
1949年,临近解放,长沙起义,他一声令下,湖南没开一枪一炮交给了解放军。
建国后,进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上副委员长,湖南省长。
前半生国民党,后半生新中国,功也有,错也有,特殊时期来临,风向骤变,有人说他是革命功臣,有人骂他是两面派。
而郭翼青那句话,不是质问,更像一次求证。
她担心:如果程潜被当成“旧势力”,她这个家,会不会就此被碾碎?
周总理听完,神情沉静,没有马上作答,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低声道:“走吧,进去谈。”
一小时后,他站到灵堂正前方,眼神扫过厅内的人群,声音沉稳却带着力量:“程潜是革命干部,你们是革命家庭。”
语气不重,分量却如铁落地,那一刻,郭翼青眼圈更红了,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现场没人再议论,所有人都明白,程潜,从此“定了性”。
长沙和平起义,不是偶然。
早在1948年,程潜就开始与地下党接触,那年冬天,他从南京调回湖南,表面任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实则心里清楚:蒋介石那一套快撑不住了。
长沙,是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旧时他是省主席,如今人脉、兵权都还在手上,这一次,不能再错。
抗战时,他带兵拼过命。
兰封会战,亲自坐镇指挥部,调动各路部队围堵日军,战后勋章戴了一堆,可到了内战时期,他突然有点看不懂了。
“打谁?为什么打?”这是他常挂嘴边的自言自语。
有人劝他跟着走,有人盼他再赌一把,但程潜开始变得沉默,真正开始思考走向哪里。
到了1949年夏,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南京快守不住。
程潜坐在长沙官邸,翻来覆去地看报纸,一页看完,又倒回去看,窗外树叶掉了一地,他忽然叫秘书:“准备一份声明,我要起义。”
当天夜里,长沙没有枪响。
第二天早上,市民推开窗,一切如常,只是广播里传来一句话:“湖南省主席程潜宣布起义。”
那年湖南没战火,没流血,几十万百姓安然无恙,中南局来电,毛主席亲自批示:“程潜此举,有大功于国。”
可即便这样,身份还是绕不过去。
有人记得他剿红的过去,上世纪30年代,湖南山布防围剿,红军几次突围都绕不过去。
有红军老战士,听说他起义后,沉默许久,只说了句:“迟到总比不到强。”
那是程潜第二次人生反转。
第一次是抗战爆发,第二次是起义,第三次,是走进新中国政府大楼。
有些人说他是投机,有些人说他是识时务,可最明白程潜的人知道,他不是没机会逃,完全可以退居台湾,做个体面“老将军”,但没走,留下了,还带着整整一个省。
1968年,程潜病重卧床,消息传到中南海,周总理先是派人探望,几天后,又亲自到家中看望。
那晚没有照相,也没留下文字记录,只有一句话传了出来:“颂公于国有功,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不是场面话,那时候讲这话,是要担风险的。
但周总理还是亲自去了,还送了一篮子药材,说是从上海带的,没有说什么政治术语,只说了几句人话:“你要坚持,国家还记得你。”
程潜听了,眼眶发红,躺在床上使劲点头,他不常哭,可那天忍不住。
这不是第一次周总理鼓励他了,早在50年代,程潜在湖南当省长,一次洪水逼近荆江大堤,局势很危险。
程潜不顾年纪大,跑去现场指挥抢险,后来有人质疑他资历问题,建议换人。
这事送到了中南海,周总理批得斩钉截铁:“程潜在,湖南稳。”
程潜不是没听到风声,活得越久,越知道自己的位置多危险,那边都不对,一边有人说他“洗白”,另一边人喊他“有功”。
但真正让他彻底安心的,是追悼会那天,周总理当众那句话。
“程潜是革命干部。”
这不只是给程潜写墓志铭,是一次政治定调,是一次信号释放。
释放给谁?释放给所有,曾在战火间摇摆的人。
程潜这类人很多,傅作义、张治中、李宗仁……他们一脚旧体制,一脚新政权。
能不能用?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搁着不说不行,说得不准也不行。
周总理选择“算账归算账,人归我们这边”,他不去抠程潜,剿红那笔旧账,而是大声说“你是革命干部”。
这是统战,是策略,是政治智慧,可也不仅是策略。
程潜后来对身边人说:“我以为我这辈子没脸见人了,想不到党还能接纳我。”
这话是真的,他太清楚自己干过什么,可到了最后,却成了“革命干部”,不是洗过去,是接受现在,这就是区别。
程潜临终前,情绪极不稳定,不是怕死,而是怕“留下烂摊子”,几次病重急救,都交代身边人:“要是我不行了,别让人乱讲我。”
郭翼青当时也怕,没说太多,也没写信上书,而是把最后希望,压在那次追悼会。
那天会场里,湖南老兵站了一排,不敢抬头,北京来的干部不少,谁都不表态,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
她站出来问那句话时,很多人心里都悬着,有人觉得太冲,有人说太傻。
可她赌对了,周总理没让她失望。
那句“你们是革命家庭”,是答复,是保护令。
从那之后,程潜的历史,被定在“革命干部”,湖南官方照章办追悼,骨灰进纪念堂,地方刊物继续登纪念文章。
没几个月,长沙还建了一座程潜铜像,立在当年起义现场不远处。
程潜当然知道自己,对不起早期的共产党人,可他最后还是走过来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补课,程潜补上了,时代也给了他机会。
这一点,他看得比谁都清楚。
参考资料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程潜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更新时间:202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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