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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撒胡

编辑|撒胡

美国的Anthropic公司，是全球最大的AI企业之一，本来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却因为一系列的反华操作和言论，导致人才大量流失。

在公司内部，科研团队的华人占据了15%之多，就在他们将中国称为“敌对国家”后，其中一位毕业于清华的AI天才愤然离职，坚决抗议公司的行为，转头就跳槽到了另一家AI公司。

这位清华AI天才是谁？他的离开又会对Anthropic造成多大损失？

反华言论

Anthropic的成功，离不开它所构建的那个国际化的人才高地，在它的研究团队里，闪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慧火花。

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数据是，拥有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占据了其科研团队大约15%的席位，这个比例在硅谷的顶尖AI公司中，可以说是相当高的，正是这股多元化的力量，支撑起了其技术的快速迭代。

但一道突如其来的禁令，让这个看似和谐的“联合国”式团队，瞬间蒙上了阴影，公司正式宣布，禁止所有中资持股超过50%的企业使用其引以为傲的Claude服务，理由冠冕堂皇——“国家安全”。

更刺耳的是，为了给这项政策背书，Anthropic在官方沟通中，直接将中国称为“敌对国家”。

这句冰冷的话，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公司里那15%的华裔员工心中，他们每天在这里贡献着智慧和心血，却发现自己的祖国被自己效力的公司公然贴上了敌人的标签，这种身份上的割裂和情感上的冒犯，是难以言喻的。

姚舜宇的愤然离去，成了这种矛盾最直接的后果，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他是Claude团队的核心科学家，是把Claude3.7Sonnet模型性能硬生生提升超过20%的关键人物。

今年9月19日，他递交了辞呈，十天后，便出现在了谷歌DeepMind的办公室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动机，公开表示，这个决定里有40%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法认同公司将中国列为“敌对国家”的做法。

姚舜宇的选择，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这股寒意不仅仅笼罩着Anthropic，也蔓延到了硅谷的其他角落。

许多在OpenAI等公司工作的华人研究者，都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他们感觉自己正在被一种看不见的政治立场“标签化”，昔日纯粹的技术社区，开始被地缘政治的尘埃所污染。

Anthropic亲手点燃的这把火，不仅没能“净化”队伍，反而毒化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把最宝贵的全球人才，从一项资产，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负债。

达里奥·阿莫迪的野心

Anthropic的诞生，伴随着一个崇高的理想：创造一个可控、可靠、可解释的AI，确保这项颠覆性技术能为全人类造福。

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景，正在被一个更宏大、也更具对抗性的叙事所取代，这个叙事的总设计师，正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EO，达里奥·阿莫迪。

达里奥是一个经历复杂的人物，他曾在百度、谷歌大脑和OpenAI担任要职，亲手主导过GPT-2和GPT-3的研发。

正是这种深厚的背景，让他对AI的潜力与风险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却越来越偏离技术本身，滑向了地缘政治的轨道，他反复在公开场合兜售一套“民主AI对抗威权AI”的二元论世界观。

在他的构想中，AI不仅仅是技术，更是意识形态的武器，2024年，他发表博文，呼吁“民主国家”结成联盟，通过控制芯片供应，来永久维持1991年之后的世界格局。

他的矛头直指中国，今年1月，当中国的DeepSeek模型发布后，他更是立刻发文，将这个模型描绘成“威权政府的工具”，并激烈地主张，向中国出售芯片就是在“透支我们的未来”。

这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很快就转化成了Anthropic的商业行动，2023年起，公司开始悄然向军事应用领域转型。

到了2024年，他们与国防承包商Palantir和亚马逊AWS合作，将Claude模型部署到了机密的军事情报平台上。

最近，一笔价值2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大单更是被其收入囊中，为了更好地向政府推销，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专门打造名为“ClaudeGov”的政府特供模型。

这一系列操作，让Anthropic的形象变得模糊起来，那个曾经宣称要为全人类负责的AI安全卫士，如今却穿上了军装，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承包商”。

它的使命，似乎已经从“保护人类免受AI伤害”，悄然变成了“用AI为某个特定国家服务”，这种转变，无疑是对其创立初心的背叛，当“AI安全”这个词被限定在国家安全的框架内，它就失去了普世的价值，沦为了大国博弈的工具。

围堵的战略与反噬的现实

Anthropic和其CEO达里奥所倡导的，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围堵战略，他们试图通过设置壁垒、切断合作，来延缓甚至阻止竞争对手的进步，从而维护自身的领先地位。

然而，现实却给他们上了一堂残酷的课：这种策略不仅效果不佳，而且正在产生强烈的反作用力。

最直接的代价，就是人才的流失，姚舜宇的离开，对Anthropic来说，是一次难以估量的损失，他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这位27岁的年轻人，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凤毛麟角的“清华特奖”得主，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并在伯克利做过博士后。

他既是提出了“ScramblonMode”机制影响量子物理理论的物理学家，也是开发了“ReAct”框架奠定现代大模型基础的AI科学家。

在Anthropic，正是他带领团队，在2000到3000万美元的有限成本下，将模型的性能提升了超过20%，一度在多项关键指标上超越了强大的竞争对手GPT-4omini。

失去这样一位“物理+AI”的复合型天才，等于自断一臂，这种由公司政策直接导致核心产品竞争力受损的例子，实在不多见。

而硬币的另一面，是竞争对手的加速成长，Anthropic的禁令在中国市场留下了一片巨大的空白，但这片空白并没有持续太久。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产替代”浪潮迅速掀起，智谱AI立刻推出了极具吸引力的API迁移方案，京东云等厂商也提供了无缝衔接的替代平台，Cloudwalk等公司甚至打包提供了软硬件一体的国产化解决方案，市场用最快的速度证明，它拥有强大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这种剧情，在历史上已经反复上演，当年美国对GPS的限制，催生了中国的北斗导航系统，对半导体的严苛制裁，则倒逼出了中国的7nm芯片技术，每一次的封锁，最终都变成了对方自力更生的催化剂，历史的脚本似乎正在重演。

就连美国国会自己的研究服务处，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出口管制这类手段，往往只能延缓，而无法从根本上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

Anthropic试图通过筑墙来维护自己的花园，结果却发现，这堵墙不仅困住了自己，还激励了墙外的对手更快地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这种试图用排斥来维持霸权的策略，最终证明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结语

回看Anthropic的整个故事，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悖论，这家公司因为恐惧一个想象中的“威权”威胁，自己却变得越来越僵化、封闭和排外。

它试图通过政治站队来确保所谓的“安全”，却因此牺牲了开放、合作的科学精神，而后者恰恰是技术进步最根本的源泉。

姚舜宇最终选择加入谷歌的DeepMind，这个举动充满了象征意义，DeepMind在业界被认为对中美AI合作持更加开放和支持的态度，他的选择，仿佛是在用脚投票，为一个不同的AI未来投下了一票——一个建立在合作而非对抗之上的未来。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警示：在人工智能这个注定要改变全人类命运的领域，真正的领导力和持久的安全感，永远不可能通过修建高墙来实现。

恰恰相反，它来自于搭建桥梁的勇气和智慧，Anthropic的困境清晰地表明，任何疏远人才、扼杀全球合作的战略，最终都只会通向自我削弱的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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