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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一个杀害副司令的八路军将领，最后成了日本人的“忠诚干将”。

他的名字，邢仁甫。

杀黄骅：八路军内部最惊人的一枪

黄骅死了。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大赵村会议上，枪响，九人倒地，副司令黄骅，当场身亡。

凶手不是日军，不是特务，是八路军自己人，邢仁甫的亲信。

会议是由邢仁甫召集，冯冠奎是他的警卫班长，枪，是军区配的制式手枪，没有预警，没有争执，直接拔枪，点射，干脆利落。

死者名单除了黄骅，还有八名军政干部，他们是冀鲁边区的骨干，黄骅的下属，被点名清除。

当天晚上，村子戒严，谁都不能离开，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清晨，邢仁甫“主持追查”，下命令抓捕“可疑份子”，他亲自坐镇，把现场处理得干干净净。

尸体火化，家属通知称“突遭敌袭，不幸牺牲”。

可冀鲁边区不是敌占区，最近一个鬼子据点，距离这里有70公里，敌袭？谁信？

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震怒，“惊动延安的惨案”，不是形容词，是事实。

中央派出工作组，暗中调查，线索断在了邢仁甫手上。

他是军区一把手，掌握情报、人事、后勤、部队调动，只要他不松口，谁也动不了他。

真正的反转，出现在第三天，邢仁甫突然不见了。

他带着贴身副官冯冠奎、女宣传队员宋魁玲，还有三名随从，连夜乘小船穿过马颊河，从望子岛出逃。

方向：西南，目标：国民党控制区。

腐化的将领：从英雄到叛徒的前夜

他不是普通人，不是一介草莽，也不是一开始就坏。

邢仁甫，1908年生，1929年入党，河北盐山县人，军事才能强悍，打过百团大战，指挥过多次伏击战，打下冀鲁边根据地的半壁江山。

他提拔快，年纪轻，35岁已是旅长、军区司令员，八路军中，这个级别的人屈指可数。

他一度是榜样，延安《解放日报》登过他的战绩，毛泽东批示过他的作战方案，冀鲁边不少老百姓知道他，人称“邢司令”。

可就在这个时候，问题出来了。

第一件事，是“望子岛事件”。

1942年春，日军扫荡，他下令部队转移，把自己安置在望子岛，那是个水中荒岛，地势隐蔽，他却不是为了避战。

他让部队修建三间砖瓦房，一间为卧室，一间为会客室，还有一间，是给宋魁玲的。

士兵天天吃地瓜，岛上却传出鸡鸭鱼肉的香味，谁送的？军粮换的，谁换的？炊事班长，谁命令的？邢仁甫。

根据冀鲁边党组织审计报告，1942年他私吞粮款3.7万元法币，按当时物价，能买70万斤小米。

他不仅包养宋魁玲，还把她塞进宣传队，封为“队长”，宣传口的几个老同志，直接被调离，原因是“不服管”。

这还不止。

第二件事，是“排挤老红军”。

1943年初，冀鲁边党组织收到中央批评，称“纪律涣散，风气恶化”，上级决定派黄骅来整顿。

黄骅是江西人，红军出身，长征参加过，脾气硬，人称“老黄”，调任命令一下，邢仁甫立刻反弹。

他在军区内部散布：“黄骅是来摘桃子的。”

会场上，他指桑骂槐，公开质疑：“部队苦战三年，现在有人一来就要接管，这是哪门子的革命？”

黄骅没有还口，他提出：先从整顿军需开始，查账，账本第二天就“找不到了”。

炊事员、会计、运输队长三人，被调走，宋魁玲接任军需科临时负责人，名义是“熟悉业务”。

整顿没有推进。黄骅被架空，失去了部队调动权，唯一能掌握的，是一支不足百人的通讯队。

这时候，黄骅写了封信，寄延安，内容不详，三天后，他被叫去参加大赵村会议。

他去了，没回来。

邢仁甫的谋划，早就完成。

双重叛变：从“剿共司令”到军统特务

邢仁甫不是简单出逃，他是计划好的，路线、接应、身份转换，全都事先安排。

他从冀鲁边穿越到天津，沿途躲过多个八路据点。

进城那天，他穿的是国民党军服，左臂绑着白布条，身份是“被日军策反的抗联军官”。

第一站是汪伪政权，具体是天津日军宪兵队，宋魁玲翻译，冯冠奎讲情报，他本人写了三份材料：

《冀鲁边八路军军事部署图》

《共产党基层组织活动手册》

《效忠天皇启事》

这三份东西，换来的是一个新头衔：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不是虚职，他手下有部队，装备是日军淘汰下来的三八大盖，还有一批缴获的美械。

他负责清剿冀鲁边一带的八路军游击队，甚至还主动出击搞情报。

1944年冬，他配合日军在盐山、庆云一带“围剿”八路军驻地，活捉百余人，根据档案，他亲自审讯了其中10名干部。

他不仅配合，还主动写信给日军指挥官，提议“联合设防，共同对抗赤匪渗透”，信上盖着“剿共司令部图章”。

更夸张的是，他把望子岛故址改为“忠诚堂”，挂满了日军军旗与昭和年号的标语。

日军看重他，称其“行动果断、情报精确”，但邢仁甫清楚，日本人输定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天津陷入混乱。

他立刻转身，抛弃日方身份，撕掉“剿共司令”印章，换上西装，改名“罗镇”，投奔国民党。

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不再是汉奸，也不是普通军官，他成了“工具人”，谁需要他出卖，就出卖谁。

国民党天津站站长是老熟人，安排他进军统，担任天津地下组副组长，专门负责监视左翼学生、工会骨干、民主人士。

1946年起，天津高校屡次发生“学生失踪案”，被绑走、被打断腿、被投入海河的学生，不少档案落款都是“罗镇”签字批准。

有一份拘捕令上，他亲手批示：“此人习共言，煽动游行，依法拘留审查。”落款日：1947年4月12日。

被拘者：南开大学学生李绍元，案发两天后尸体浮出海河。

没人再提“邢仁甫”三个字，这个名字，在天津是禁忌。

“洗白”风波：历史与血缘的拉锯

1950年，天津解放，邢仁甫被抓，身份确认后，被押往山东盐山，不是审讯，是公审。

那是个临时搭起的公审会场，成千上万百姓围观，冀鲁边老八路来了几十个，还有黄骅当年留下的老部下。

审判长当场宣读罪行，先说抗战期间杀害同志，后讲投敌卖国，最后念出军统档案里的参与镇压记录，念到一半，台下有人骂：“畜生！”

邢仁甫全程低头，有人说他怕死，有人说他早就疯了。

1950年9月7日清晨，他被拉到盐山县东门外执行枪决，子弹打出时，他身穿旧灰军装，双手反绑，眼睛睁着。

他42 岁。

事情本应就此结束。但没有。

六十年后，一个声音重新把这个尘封的名字拉回公众视野。

2010年，一本地方文史资料集刊登《望子岛旧事》。

其中详细记载邢仁甫叛变、杀害黄骅等事，署名作者是一位退休干部，手里有一摞抄录档案。

文章公开印刷后，几个月后，邢仁甫的女儿起诉作者，理由是“侮辱家属名誉”。

她自称不知道父亲的这些事，她坚持认为：“父亲早年是八路军干部，是抗日英雄。”她要求法院判决撤回文章，赔礼道歉。

这场诉讼，在天津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一审判决竟支持原告，要求出版方回收刊物、作者停止言论。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多位历史学者在网上发表联名信，指责这是“以个人名誉掩盖集体历史”，更批评法院“干预史学讨论”。

作者本人提出上诉，二审未果，最后不了了之。

这个案子成为中国当代历史书写中最典型的“家族记忆冲突案”。

有人说：“女儿无罪，她只是想保留父亲的体面。”

也有人说：“体面不是靠掩盖得来的，那是血写的历史。”

最刺眼的是一块碑，黄骅烈士墓，在河北庆云，墓前刻着一行字：

“忠诚与背叛，终将被历史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