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世纪中叶，在广袤无垠的雪域高原上，吐蕃王朝的松赞干布经过二次向唐朝的请婚，最终得到了来自唐朝皇帝李世民的恩准。

松赞干布得以迎娶李唐宗室之后，即江夏郡王李道宗之女为妻。

该女子就是后世为我们熟知的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中原佛学文化由此入藏

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其父李道宗亲自率兵士护送，松赞干布率群臣在河源附近的柏海城迎接远道而来的文成公主，并为文成公主修建宫室。

至此，文成公主成为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王后，唐蕃也自此结为了姻亲之好。

也就是在此时，中原王朝不仅向雪域高原送去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公主，同时也带去了来自中原的佛家文化。

在当时，唐朝正兴佛学，中原各地都在兴修佛家寺庙，香客纷纷远至寺庙祷告，中原的佛学可谓兴盛于全国，甚至深入到连寻常百姓家。

而唐朝的佛家文化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也有力地推动佛学向外传播，日本、朝鲜等地区也是在这时深受佛学影响。

远在青藏高原的吐蕃王朝，因地势原因，交通不便，再加上地少人稀，鲜少有民间往来，信息和交流相对闭塞，中原文化的就难以影响到吐蕃地区。

唐朝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就正好为中原文化，特别是中原佛家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契机。

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喜好佛学，在其入藏时，命侍从带去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都佛像和大量的佛经。

一尊尊佛像和一本本佛经承载着是佛学解读人生、世界的逻辑，让当时缺少精神滋养的吐蕃民众大为震撼。

一方面，是让吐蕃民众有了可以接触和了解的直接途径和具体信仰对象；另一方面，佛学的思想是恰当地填补上了当时吐蕃民众贫乏的精神世界的一处空白。

此外，在文成公主的提议下，由松赞干布代表吐蕃政权主持修筑了大昭寺和小昭寺两处“公立的佛家寺庙”，开展了一系列佛学传播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了佛学发展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有松藏干布的背书，佛教很顺利地就成为了吐蕃最受敬仰的宗教学说。

文成公主的这次远嫁对佛学的发展，也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赞普”衰微，宗教力量借机迅速崛起

据前文所知，吐蕃王朝的首领是松赞干布，即吐蕃赞普。

“赞普”一词更类似于中原王朝在商周时期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强调着“赞普”的权力来自上天的授予，赞普是天神之子。

而在藏传佛教在吐蕃地区兴盛时起，吐蕃地区的政治格局就开始发生着变化了。

自佛教入藏起，佛教就迅速参与到了吐蕃本地教派“雍仲本教”和以“赞普”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的激烈博弈当中。

到了9世纪末，吐蕃王朝逐渐没落，直至走向瓦解。

吐蕃地区开始陷入了长期的政治动荡与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像“赞普”这样的政治权力的代表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这一时期，政治核心力量的衰微同时也给了宗教力量参与其中的机会。

再加上动荡的时局，让更多的人开始将苦难繁多的生活寄托在精神世界的开导和消解上，而吐蕃地区各路宗教教派也借此良机迅速崛起。

到了10世纪后半期，带有吐蕃特色的藏传佛教开始形成，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愈加紧密。

直至15世纪初期，此时吐蕃地区的藏传佛教已经与中原的佛教大有不同了，并且与中原王朝的中央高度集权，君主高度集权的体制不同的是，吐蕃地区的宗教力量已经非常强大。

以至于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喇嘛”已掌握吐蕃地区的政治权力，其集宗教权、政治权于一身，形成了事实上的“政教合一”。

并且经过五百年发展的藏传佛教，此时的藏传佛教已然分出了五种不同的流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和格鲁派。

藏传佛教分出五大流派，格鲁派实现后来居上

在这五个流派中，最为古老的流派就是宁玛派，最为年轻的流派就属格鲁派。

而格鲁派虽然最晚诞生，但其强大的生命力不仅让它后来居上，成为后来相当重要的流派之一，其他流派在之后的历史中逐渐地黯然失色，而也间接地促使噶当派在藏区隐灭。

那么，格鲁派究竟有何不寻常之处呢？

格鲁派的基本教义是属于大乘中观应成派。

所谓“应成”是印度佛学大师佛护、月称的一种辩论方式，即以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应辩驳论述过程中的过失或错误。

格鲁派的宗师宗喀巴大师认为一切正法包含教、证两种，而一切“教”的正法，又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

因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三学必须全学。

这样新颖的学习方法和辩论方法让格鲁派在诞生之处就打出了“差异化”的路线，新颖的打法也让格鲁派吸引了众多信众。

而这第一步棋尚且不能够使得格鲁派为后世万代所信奉，更重要的是格鲁派的僧人掌握住了吐蕃王朝的政治命脉——继承人选任方法。

我们熟知在佛学理论中尤为信奉因果轮回，主张人的轮回转世。

藏传佛教也继承了这一点，并且认为，修行者通过修行达到一定境界后，能够在圆寂后转世再生，继续度化众生。

而与中原佛学不同的是，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是被奉为“活佛”的，而这位领袖同时也是吐蕃地区政治权力的代表和核心。

故而对吐蕃领袖的继任者选任就不能效仿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况且吐蕃地区也缺乏嫡长子血统论的文化积累。

因此，对下一任宗教领袖的选任尤受吐蕃各方政治、宗教力量的瞩目，其继任者的形成方式也一直为吐蕃地区政教两界争论不止。

而格鲁派给出了答案，并且为后世沿用，这就是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即认为在宗教领袖逝世的第二年，各地当年诞生的新生儿中就有宗教领袖的转世。

在众多的新生儿中将由格鲁派的僧人进行筛选，根据预言、出生信息、儿童对佛学的兴趣程度等因素，经“金瓶掣签”选出最终的“转世灵童”，而由其担任下一任的宗教领袖。

这宗教领袖就是“达赖”和“班禅”。

达赖班禅制度依旧传承，为新时代添砖加瓦

达赖与班禅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根敦朱巴和克主杰，分别开创了达赖和班禅的传承。

并且达赖与班禅是互为师徒，关系相当密切，即是制衡，又是团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活佛转世制度和金瓶掣签制度是西藏地区至今为止都是十分重要的制度。

格鲁派提出的活佛转世的方案也得到了同时期中原王朝（明朝和清朝）的认可，一度成为西藏地区的执政教派，而西藏地区的宗教事务由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

清朝初年，西藏地区领袖达赖五世亲赴北京觐见，表达两方友好，次年即受清廷册封，达赖和班禅取得了藏蒙喇嘛教各派总首领的地位。

也正是从这时起，格鲁派成为了西藏地区的执政教派。

清政府在册封达赖和班禅后，赋予了班禅与达赖同等的政治地位，二者均受中原皇帝的直接领导，均要接受中原皇帝的册封。

在1727年，雍正皇帝在西藏地区正式设置驻藏大臣，但达赖和班禅的地位依然不变，与驻藏大臣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其他藏传佛教派系虽然也有各自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像格鲁派达赖和班禅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和得到中央政府大力支持的活佛转世系统。

换句话说，格鲁派新提出的活佛转世的方案有效地解决了吐蕃地区宗教继承人选任的问题，并且受到了吐蕃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认可，故而历史也让格鲁派成为了吐蕃地区最为重要的宗教力量。

达赖与班禅虽你我不分，也有些许不同。

从佛学上看，在早期格鲁派的教义中，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而佛学上，无量光佛是观世音菩萨的本尊，故而班禅的宗教地位是略高于达赖的。

在政教事务上看，达赖主要管理的更多的是吐蕃地区市民生活等的世俗事务，以布达拉宫为权力的中心。

而班禅则是更多地参与到吐蕃地区僧人香客等的宗教事务，以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为权力的中心。

达赖和班禅制度至今为止，在西藏地区，在雪域高原上仍然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是藏族历史和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而西藏地区的第十一世班禅也继承着先祖的衣钵，接受着西藏百姓的期盼，致力于藏族文化事业和经济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代表着千千万的藏族同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新时代的中国梦注入活力、添砖加瓦。

信源：

赞普”释义 ——吐蕃统治者称号意义之商榷

《新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

《旧唐书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 吐蕃上》

《贤者喜宴》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原则 人民网

西藏今昔：藏传佛教的起源和教派构成 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