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8日下午5点40分，一个身穿呢大衣、手提公文包的人走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

此人递上一个浅棕色牛皮纸信封，上面用毛笔写着“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

只见信封上有红色“国务院”字样，此时距离信封上标注的截止时间只剩几分钟。

传达室工作人员见信封来头不小，不敢怠慢，立即将信函转至行长办公室。

然而这封看似正规的公函，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最大的诈骗案。

一个普通人究竟有多大的胆子，敢伪造周总理的签名？在那个信息闭塞、监管严格的年代，他又是如何从央行骗走20万巨款的？

1960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40元左右，一斤大米仅需一毛多钱，20万元在那时堪称天文数字。

收到信函当时，行长在外办公不在办公室，故这封信函由行长秘书拆阅，信纸上的内容让在场人员屏住了呼吸。

只见这是一份写给“总理”的公文，上面写道：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

公文后面接着写道：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落款时间是“1960.3.18”。

公文左侧空白处，有看似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下面还有周总理的签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批示旁边还附加了具体要求：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这些细节考虑得十分周全，甚至提到了使用旧钞票以免引起外国记者注意，增强了伪造批示的可信度。

银行工作人员紧急行动起来，用近一个小时清点分装了整整两麻袋的现金，由发行局朱科长带队送往指定地点。

在民族饭店大堂，自称赵全一的男子早已等候，他拿出了盖有仿制总理办公室公章的介绍信，还写下了一张收条。

朱科长等人核对完手续，便将巨款移交，整个过程都卡在7点的时限前完成，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直到三天后，央行总行行长回京，就这笔20万元款项的入账问题致电总理办公室，这场骗局才彻底暴露。

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震怒，当即下令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全权负责，要求十日之内必须侦破案件。

专案组迅速成立，一场覆盖全城的排查行动随即展开。

负责笔迹鉴定的技术人员率先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发现公函、介绍信和收条上的字迹均出自同一人之手，周总理的签名是刻意模仿的结果。

更关键的是，作案用的公文稿纸经检验来自外贸部，而收条上那个将“币”字写成“人”下加“巾”的特殊写法，也指向了懂财会的人群。

与此同时，有群众反映，李广桥南街一户人家的烟囱在清晨会冒出带着刺鼻焦油味的黑烟，与寻常人家的炊烟截然不同。

顺着这些线索，专案组将目光锁定在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王倬身上。

有人回忆，案发当天王倬曾谎称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却根本没有去过该院。

还有同事提及，在闲聊时说到案犯眼睛小的特征，王倬突然情绪激动地反驳，一反往日温和的常态。

更早之前，有人还见过他在看电影时，悄悄在膝盖上的纸上临摹周总理的题词。

4月3日夜，警方对王倬的住处实施拘传和搜查。

在他家的砖地和厕所夹道里，侦查员挖出了191453元的赃款，而炉膛和花盆里残留的炭化纸片，经红外线检验确认是被烧毁的人民币残片。

原来王倬得手后，被全城排查的声势吓得魂不守舍，不仅一分钱没敢花，还特意买了闹钟，每天早起偷偷烧毁部分钞票，试图销毁证据，最终只烧掉了八千余元。

警方还在其住处找到了作案工具，包括从街道借来的钢板、在王府井购置的蜡纸和印泥，以及被擦拭后二次使用的旧国务院信封。

这个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戳记是用水彩笔描绘的，介绍信上的公章则是用钢板刻蜡纸后印成的，所有伪造痕迹都随着物证的起获浮出水面。

这起案件的侦破仅用了八天，远低于周总理要求的十天期限。

面对铁证，王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60年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诈骗罪判处王倬死刑。

这起案件不仅是新中国文检学发展的里程碑，也让各机关单位开始重视公文流转和印章管理的漏洞。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倬妄图凭借小聪明和胆大妄为攫取国家财产，最终只能在法律的严惩下付出惨痛代价。

而这起案件，也成为了铭刻在新中国治安史上的典型案例，时刻警示着任何触碰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