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城市——攀枝花的兴衰与转型！

“当时的人要来攀枝花都还是要经过政审的，要根正苗红的才可以来支持三线建设，而且一来就是拖家带口的全部都来。”“但现在，攀枝花的青年人大多能考出去的就不会回来，而且50岁以上的人大多也是在攀枝花以外的地方买房。”攀枝花是一座革命建设底色浓厚的城市。1965年3月4日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当时负责考察川滇交界地区钢铁基地建设的人选中了这个“村庄”，毛泽东问考察队的人：“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回答是：“这地方没名字，只有一个7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一棵树，叫攀枝花。”毛泽东笑道：“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攀枝花”这个地名便由此诞生，并从设立之初就承载起了开采和生产钢铁、建设国家的重要使命。 在地理书上，“攀钢”的名字更是大名鼎鼎，是每个学生一定听过的钢铁企业。然而，如今这座城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也只有课本上记下的“攀钢”。甚至可以说，在服务业日渐发达、工业日渐退出人们视线的今天，那个著名的攀钢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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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热火淬钢铁

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三五”计划中指出，要采取紧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设。由此，拉开了中国“大三线”建设的序幕，这些历史全都记录在了攀枝花的“三线建设博物馆”中。所谓“三线建设”，是指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特殊的时期，面对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各方面基础落后，美苏冷战、中苏关系交恶，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的重重困境，我国为了“备战备荒”而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其中主要围绕的是国防工程和重工业基础设施。在战略意义上，新建设的国防工程，不能放在沿海等容易被美国攻击的地区，也不能放在北方等容易被苏联攻击的地区，因此，国防工程就要放在西南地区的深山里，利用中国庞大的地理纵深，将这些战略设施掩藏起来，不那么容易被敌人摧毁。也正是如此，攀枝花以其战略纵深和钢铁资源被选中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随着党中央的一声令下，“三线建设”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尽管人烟稀少，尽管生活艰苦。乔莉的父亲就是在此时来到了攀枝花。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乔莉的父亲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战斗，参加过上甘岭战役。在三线建设的号召下，乔莉的父亲也不畏生活条件的艰苦，毅然决然地将乔莉一家都带去攀枝花，支持攀枝花钢铁的生产。那时的攀枝花，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他们涌入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乔莉说，在她的记忆中，当时的人都是新进入攀枝花的人，原本就住在这里的人很少。而想要进入攀枝花支援国家建设，甚至还要经过政审，必须根正苗红，因为大后方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保密，地理位置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乔莉的父亲在抵达攀枝花后，其实是惊讶的。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住房和基础设施。摆在眼前的就是一座座大山，连山路都没有。金沙江将山脉一分为二，两侧没有桥，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江的另一边。乔莉的父亲是电力部门的一员。她说，当时她们一家人住的地方很艰苦，没有像样的房子，都是用干泥巴打出来的泥屋子。吃的东西都是咸菜，喝水喝的都是金沙江的水。她的父亲回忆道，在电力部门，白天要把杠杆抬到山上面去，晚上还要压着杠杆，防止出现问题，是异常艰辛的一段过程。也正是应了那句“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口号，第一代的三线建设者用农具和双手，先搭起窝棚，有个地方睡觉。然后再建工厂，生产工具和机械。用自己生产的工具，再开山凿路，临江搭桥。他们硬生生地把大山削平，在森林中建立起一座座简陋的工厂，围绕着工厂形成了一个个居住社区。紧接着，煤矿和铁矿的开采迅速启动，“东区”和“西区”就此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大矿区。 乔莉说，她的父亲还是时常怀念那段时光，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的人们，似乎有着非同一般的魄力、勇气和力气，相互扶持着，把小村庄建设成了钢铁厂。尽管生活艰苦，但那时的人们都不觉得自己是自找苦吃，大家自愿来到攀枝花，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都觉得这是无比光荣的事情。乔莉自己则是攀枝花的第二代居民。随着父亲来到攀枝花，她很小的时候，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不过，她自己的记忆则主要集中在攀枝花从初具城市的模样，到逐渐繁荣的时间段中。在乔莉的记忆中，如今的攀枝花市中心，当年不过是一片散发着异味的水沟和垃圾堆积之地。但即便环境如此恶劣，攀枝花宜人的气候却深深吸引着她。所以，即便当年有离开攀枝花，探索更广阔的世界的机会，但出于对攀枝花稳定而宁静生活的眷恋，让她决定继续在这里扎根。乔莉最终也成功的在攀枝花找到了一个好的单位和一份好工作。当被问及留在攀枝花的原因时，乔莉表达了她的情感依恋。她回忆说，童年时亲眼目睹了攀枝花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她，让她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这里生活，会让她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乔莉特别提到，攀枝花拥有一座自己的英雄纪念碑。每当她经过那里，父亲便会讲述攀枝花建设时期的故事：当年，在泥石流、落石等自然灾害中不幸遇难，或在建设过程中不幸落水的人不计其数。乔莉感慨，这或许也正是攀枝花值得骄傲之处，虽然这座城市是人为建造的，但建设者们在三线建设中的无私奉献，给每一个攀枝花人都带来了深深的感动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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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频频现困局

作为一座典型的资源城市，攀枝花生长发展直至兴盛的历程上处处都离不开国家扶持的影子。一迈入21世纪，同其他不少资源型城市一样，经济环境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这不仅由于自然资源的衰竭，钢铁产业重要性的下降，还由于国家政策的转向，产业结构的失衡……在国企电力部门上班的乔莉对此感受还不太明显，当我们问起进入21世纪后，她是否感受到攀枝花有明显的变化衰落？她明显一愣，身居国企，还是前景不错的电力部门，她对此并未有太大感受，感觉“十年如一日，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从身边来说，”她又皱眉想了一会儿：“我倒是知道攀钢有好几万人都提前下岗了，我有个同学就在攀钢，结果44岁就被提前买断工龄退休了。除此之外，我打滴的时候，常有司机跟我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喔，经济好萧条，打滴的人都少了，原来每个月还可以挣个四五千，现在只能挣个两三千，不知道这算不算经济衰落的表现？” 与只能从身边人的遭遇模模糊糊感受到攀枝花经济在衰落的乔莉不同，身处事态变化核心攀钢公司的王明德则告诉我们：“非常明显，唉。就这么说吧，1970年到1990年左右，正是攀钢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它在全国所有钢铁企业中排名第7。”可惜，攀钢在达到顶峰后面临的却是快速衰落：“改革开放后，全国钢铁需求大增，其他地方的钢铁厂，尤其河北的钢铁企业年产量从几百万吨增加到几千万吨，甚至超过亿吨。但是攀钢的产能却变化无几，仅从四百万吨增加到一千万吨左右。有一点增长，现在大概是这边（攀枝花市区）六百多万吨，还加西钢（西昌钢铁厂）五六百万吨，总共大概就一千吨。总之，增长非常缓慢，与其他地方的钢铁厂相比就太差了。”并且，攀钢现在仍主要以原料、粗钢等销售为主，整个工矿业附加值高的产品不多，部分生产装备较落后，生产效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不太高。攀钢曾经也有过辉煌的时代，那是三线建设的老一辈人在荒山野岭中开拓的事业。“直到现在，攀钢的重轨都是全中国产量最多质量最好的。除此之外，家电用钢也闻名遐迩。”但迈入2000年以来，它却接连遭遇了多项挫折：“一直产能扩充都很困难，再加上，外边的发展太快了。你也知道，攀枝花这边地处山区交通不便，而且非常偏远，所以生产成本一直偏高。毕竟生产都得要先从外面进一部分煤炭和矿石，最后还要把生产的钢铁拉出去，这么一算上，成本就比别人高多了，大概每吨钢就要高一两百块钱，所以说慢慢就，越来越落后了。”至于攀枝花为什么不发展一下交通运输行业，王明德解释道：“这边全是山，要想修路就得挖道架桥，一遇到下雨还特别容易塌方，大概在2018到2021年这段时间，整个攀枝花到成都的铁路都不通，就是因为下了一场大暴雨铁路塌方了，又叫工人去修，结果修的时候又下雨塌方了，这件事就被搁置了，差不多三年，从攀枝花到成都都只能自驾开车或者坐大巴，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加上攀枝花这边人流量本来也就不大，所以交通一直也没太发展起来。”确实如此，当初三线建设之所以会选择攀枝花，就是因为它地处内陆腹地，靠山环水，地势隐蔽，地形险要，是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十分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但在改革开放后，这一切都成为了它的弱点，因为攀枝花北面临靠长江上游金沙江，水流湍急难以发展航运，而其他三面则均被大山包围，又地处横断山区，地形复杂，出入困难。并且，受地形地貌限制，城市可建设的空间狭小，建设成本高昂，难以大规模建设工业园区和居民生活区。这一切都明显的制约着这个城市的未来。采访时，王明德的语气里充满了叹息，他从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了这里，为这个地方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见过它的辉煌，却更经历过它的落寞。他来到攀钢时，攀钢就已经度过了它最辉煌的巅峰时期。“一般来说，特别是那些比较小的城市。工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的话，它就会逐渐落后。因为在外面，还有像北上广，包括沿海的一些城市，它受益于交通的便利，再加上也方便与国外有关方面形成产业，这样发展的就会很快。但是攀枝花，一是地区比较偏远，第二没有形成比较特别的产业，他就会比别人落后。再加上后来攀钢领导层的决策也存在失误，就相当于……就相当于那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那种感觉。”王明德说，现在大家都已经认命了，攀枝花这种边缘城市肯定没有办法与沿海城市相比。而对于前一位被采访者乔莉攀钢下岗了几万人的说法，王明德进行了补充“也不算退岗吧？一是转出去了一些，第二是退休了一部分，第三，这些年新招的人比较少。所以说现在整个攀钢就从原先的大概十二万人到现在可能也就只剩两三万人了吧。”不过，对于攀枝花大不如前的说法，王明德反驳道：“虽然攀枝花发展比较慢，但也不能说大不如前，因为整个中国的这些城市它实际上都在进步，区别只在于快和慢罢了。我唯一明显感觉到变化的，或许是攀枝花的中心广场，十多二十年以前。一到晚上或者比较隆重的节假日，那里到处都是人，但现在再路过，基本上人就很少了。可能因为现在攀枝花流失了很大一部分人口，还留在这里的也住的比较分散了，没有以前那么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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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蝶变展新颜

从攀钢对面的仁和区山往下走，沿着金沙江，会在沿江公路对岸看到攀钢弄弄坪。一眼望去，弄弄坪充满了近代重工业所独具的立体感——最上面是生产区，中间是职工住宅区，紧紧衔接着底下泛着曦光的金沙江。五六层的职工楼房并排着，在傍晚时分，多数楼房依然灯光黯淡，仿佛在倾诉着某种无奈。

图一：金沙江与暗淡的攀钢昨日盛况今难在。钢铁业不比从前，攀钢在21世纪后开始滑坡。2008年，受国际形势、产能过剩、自身经营等多重因素影响，攀钢一度陷入长达数年的亏损。颓势下为节省成本，集团10万员工被一次次裁员分流，企业所办的社会职能也多数划归市有。2013年，攀钢被鞍钢兼并。尽管如此，这座隐名于四川盆地的工业城市，也同它的东北同胞一样，顽强地维系着自己的生命力。攀枝花，这座与钢铁一同铸造的城市，终于在某一天尝试着要和钢铁道别了。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攀枝花将目光转向了旅游业，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开始被重新发掘，尤其是康养旅游业，成为吸引五湖四海游客前往休假的新亮点。乔莉记得，十几年前，她出门都不敢穿白色衬衫。“上班出门前拖了地，晚上回来又是一地灰”。2004年，攀枝花被列为全国空气污染最差的十大城市之一。但随着环境污染的取缔与治理，乔莉欣然地提到自己找回了童年在攀枝花充满林荫的道路上享受的清风与阳光斑驳，“这种感觉很奇妙，现在我们不觉得白天很晒，而是觉得阳光正好”，舒适的阳光成为了攀枝花的代名词。“孝敬爸妈就到攀枝花”，这句当年家喻户晓的广告词，可谓攀枝花旅游业转型的缩影。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也让攀枝花获得“春城”的美誉。以花为名，全年无冬，即便是在炎热的盛夏，王明德依然不需要用上家里面的空调，“夏天四个月，空调最多开两周，晚上的风一吹有时候还要盖盖被子”，他特意强调。盆地与河谷的焚风效应使得攀枝花能够保持干燥与凉爽，在南方普遍湿润的气候下，成为老年人前来康养的一大理由。“我同事的母亲在南方沿海城市生活，因为太潮湿，老人家得了严重的关节炎，同事于是把她接来攀枝花生活，她的病症很快就得到了改善”，乔莉说。与旅游业的兴起同时发展起来的，是西南交通大动脉，成昆铁路复线的开通运营。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历史遗物，见证了攀枝花兴衰几十年的内燃机车发出隆隆的声响，将一车又一车的煤矿与钢铁运出大山与盆地，但随着传统产业的衰落，成昆铁路的运力也呈现过剩之势。在建设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背景下，它也乘上了最后几列高铁改造的“末班车”，迈上了转型之路。“以前坐火车从攀枝花到省城成都，要13个小时，而现在开通了攀枝花到成都的高铁，新修了攀枝花南站，只需要四个半小时就能坐到成都，对于我们这些大半辈子都在往返于成都和攀枝花的出差人士来说，真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乔莉欣然地说。2020年12月26日，攀枝花作为成昆铁路复线的最后一座中间站，打通了昆明与成都之间的高铁。然而，由于三年疫情的客观原因，成昆铁路并没有带来攀枝花居民期待中的旅游业繁荣。政府与企业对旅游业的投资也渐渐放缓。乔莉对于攀枝花的旅游转型抱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一个重点投入的旅游景区太阳湖，居然连公交车都没有。攀枝花的外地游客大多都是老人，如果连公交车都没有，总不能指望他们能自己开车去吧”。攀枝花除了阳光和高山，在人文和自然风景上的开发投入都略显捉襟，在云南昆明和海南的区位优势下，攀枝花只能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转型之道。“我们攀枝花人的口味都偏重，重油重辣，也不太符合北方人的口味，政府在这方面不是特别重视，不像淄博的烧烤、天水的麻辣烫，能够成为旅游的名片”，乔莉强调。另外，尽管攀枝花的对外交通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相较于沿海城市动辄一至两小时的便捷感，攀枝花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处于劣势。“攀枝花高铁的便捷是相对于省内人来说的，实际上和沿海相比，我们这里的高铁都在隧洞和高架桥上，速度也不快，离旅游出发地也远，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偏僻”，王明德如是说。除了旅游业，以芒果为代表的热带水果产业正成为其另一张名片。在煤上种芒果，听来很荒谬，但家住在弄弄坪旁边的林慧雪并不感到惊讶。她的父母在煤山上种植芒果树，薄薄的黄土盖在黑色的煤坑上，仿若一块巨大的抹了奶油的巧克力蛋糕，却成为绿油油的芒果树苗的培养皿。在攀枝花，随处可见芒果的身影，街边是一摞摞装箱的贵妃芒、椰香芒准备运往水果店，超市里摆放着用于送礼的袖珍小金煌芒果，空气中随处弥漫着芒果的香甜气息。据官方数据，整个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为57万亩，产量23万吨，是农业中第一大产业。现在，在北京读书的林慧雪总是会将家中寄来的几箱芒果分给她的老师、室友，当大家得知这些芒果不是产自广东或海南，而是西南一隅的攀枝花，总会感到惊讶。在传统工业经济备尝苦头的时候，成长于煤山之上的芒果为攀枝花带来了一丝欣慰。尽管如此，攀枝花在转型的过程中，真正面临的是悬于其顶的人口压力。这座城市的青年正在大量流出，当问及林慧雪将来希望就业的城市，她与她的同学谢绯一样，老家攀枝花早已失去了参选的资格。这座她们成长的城市，尽管有着温暖的气候和悠久的工业历史，却无法再吸引她们的脚步。“这里的机会太少了，”谢绯回答道，“我们这一代，想要更好的发展，只能离开。”攀枝花的青年，如今大多怀揣着离开的想法。这里的工业辉煌已成过去，经济转型虽有起色，但对年轻人而言，未来的希望似乎仍然渺茫。他们渴望的是更广阔的天地、更丰富的机遇，而这些，在攀枝花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似乎难以寻觅。与青年流出的潮流相伴的，是那些曾在攀钢挥洒青春的工人们的选择。年过半百的他们，多数已在攀枝花外买房，渐渐地离开了这座曾是他们奋斗一生的城市。王明德的同事李叔便是其中之一。“我在攀钢工作了三十多年，”李叔坐在自家阳台上，眼前是一个全新的小区，远离了攀枝花的烟尘和记忆。“退休后，儿女们都在外地，我也就搬过去了。这里生活方便，也离孩子们近。”李叔的声音里有些许怀念，但更多的是现实的考量。攀枝花的过去是辉煌的，但现在的他更需要的是一个安稳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亲人的陪伴。于是，这个决定离开的选择，成了他和许多同龄人的共同选择。攀枝花的变化是中国21世纪产业转型的微观体现。它诞生于革命的烈火，又衰落于经济的腾飞。而今，芒果和旅游能够撑起攀枝花的未来吗？我们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