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一个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最后竟然因为嘴馋想吃口牛排,把自己暴露了,还连累上千名同志丢了性命。
更加讽刺的是,这人后来靠着这些血债混上少将军衔,死前还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当初的选择是“理性选择”。
1924年春,刚满十六岁的蔡孝乾成功考取了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专业。
在校园里,他初次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其中描绘的平等社会深深吸引。
那时上海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年轻的蔡孝乾迅速加入到进步学生群体中。
他积极投身于街头宣传活动,支持工人争取权益的罢工行动,一步步成长为学生运动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1925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台湾籍共产党人林木顺、谢雪红等人在上海共同创建了日本共产党下属的台湾民族支部。
由于蔡孝乾在学生活动中表现积极,他受邀加入了这一组织的最早成员行列,并出任中央委员,同时负责宣传工作。
那时的他心中充满热情,决心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台湾解放的事业中。
可谁知道,他最后居然会成为人人唾弃的叛徒。
这一年,红军攻占漳州,蔡孝乾辗转进入中央苏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苏区期间,他不仅参与主编了《红色战士报》,还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更全程参与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这段特殊的历程使他在党内开始受到重视,也令他成为整个长征队伍中唯一一位来自台湾的党员。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位曾经不畏艰难的革命者,最终却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1946年,蔡孝乾奉命返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
此时的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腐化的迹象。
他手里攥着中央拨的1万美元经费,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公务员几十年的收入,足够支撑整个地下组织运转好久。
可他倒好,直接把这笔钱当成了自己的私房钱,天天挥霍无度。
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要去台北最贵的西餐厅吃早点,咖啡得是现磨的,煎蛋要流心的。
中午和晚上就扎进山水亭餐厅,专挑山珍海味点,吃完还得去永乐町看戏、泡舞厅。
身上穿的是定制西装,口袋里揣着劳力士金表,活脱脱一副资本家的模样。
生活上腐化还不够,他人品更是烂到根里。
妻子还在时,他就盯上了年仅14岁的小姨子马雯娟。
一开始用巧克力、丝巾这些小恩小惠诱骗少女,后来干脆公开和她同居,甚至挪用党的经费给马雯娟买貂皮大衣、定制珠宝。
42岁的中年男人,对14岁的孩子下手,这事儿放在哪儿都让人不齿。
更要命的是,他把地下工作的保密纪律当耳旁风。
为了撑场面,居然在酒桌上跟富商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拍着胸脯说“现在给我投钱,等台湾解放了保你平安”。
要知道地下党最讲究隐蔽,他倒好,主动把身份往外送,生怕特务抓不到他。
同志们早就看不下去了,武装部长张志忠好几次在会上指着他鼻子骂,说他“满身资产阶级臭味”,可蔡孝乾根本不当回事。
他仗着自己掌握着和大陆的联系渠道,觉得没人能管得了他,依旧我行我素。
1949年8月,几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因分发进步刊物《光明报》而被捕。
保密局人员顺着线索继续追查,陆续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以及在高雄负责工委工作的李汾等人。
随后,李汾选择了变节,供出了当时担任工委副书记的陈泽民。
在遭受严酷的审讯后,陈泽民被迫交代出重要人物蔡孝乾的住处。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自称“党性很强”的领导人,被捕时第一反应不是隐瞒身份,而是要求改善伙食。
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敏锐地抓住他的弱点,每天给他送饺子。
一周后,蔡孝乾终于忍不住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当特务带他去餐厅享用牛排时,他竟主动提出带他们去找共产党据点。
不过,他在途中趁机逃脱了。
按理说,这次逃脱应该让蔡孝乾警醒。
但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带着小姨子躲到嘉义农村。
两个月后,他就因为受不了乡下的清苦,再次冒险进城吃西餐,结果被早已布控的特务抓获。
这一次,蔡孝乾精神防线完全崩溃。
他向审讯负责人谷正文提了一个要求:必须让他的情人马雯娟来监狱陪他住,等亲眼确认马雯娟平安无事后,他立刻交出了全部地下党员的名单。
接下来那段时间,他像着了魔一样日夜不停地写供词,材料堆起来有半个人那么高。
这场叛变带来的后果极其惨重——据统计,超过1800人因此被捕,其中约1100人被处决。
遇害者中还包括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女特派员朱枫等关键人物。
蔡孝乾被国民党顺利招安后,国民党还给了他不少好处。
一开始先是授予少将军衔,让他在保密局挂了个设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后来又升成情报部研究室的少将副主任,还兼着调查局副局长。
物质上更是大方,一套带花园的洋房住着,每月有高额津贴,门口还有卫兵站岗,乍一看倒真像个体面的高官。
可这风光背后全是猫腻,国民党根本没真正信过他。
家门口常年拴着狼狗,警卫24小时盯着,说是“保护”,其实就是把他当贼防着,怕他哪天再反水,也怕烈士的亲友找他报仇。
他心里清楚自己手上沾了多少血,夜里常被噩梦吓醒。
他索性逼着三个儿女改随母姓,后来干脆打发他们移居美国,跟自己断了联系,美其名曰“保他们安全”,说到底还是怕自己的黑历史连累家人。
就连他日常出门,都得提前跟特务报备,想去哪儿、见谁,全在别人眼皮子底下,所谓的“少将待遇”,不过是个华丽的囚笼。
更可笑的是,他一边过着靠出卖同志换来的安稳日子,一边还想给自己“洗白”。
晚年居然写了本回忆录,里面的内容没提半句对烈士的愧疚,反而有四个字格外扎眼——有说他写的是“理性选择”,说自己叛变是权衡利弊后的决定。
可这四个字真能掩盖他的罪行吗?
吴石烈士被老虎凳压断腿、朱枫同志吞金明志都没松口,这些人用生命守护的信仰,在他眼里竟不如一顿西餐、一句安稳承诺。
就这样浑浑噩噩到1982年,74岁的蔡孝乾在台北病逝。
他葬在阳明山公墓,墓碑上就刻着“蔡公讳孝乾之墓”,连真实身份和军衔都不敢写,怕被人戳着墓碑骂叛徒。
而那些被他出卖的烈士,吴石的遗骨等了44年才回大陆,朱枫的骨灰埋了60年才重见天日,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广场上,846个名字刻在墙上,风吹雨打都磨不掉他们的功勋。
蔡孝乾到死都没明白,背叛后的日子再富裕,也掩不住骨子里的怯懦;回忆录写得再冠冕堂皇,也洗不掉手上的鲜血。
他的一生就像面镜子,照出了信仰崩塌后人性的丑陋。
那些靠出卖良知换来的安稳,从来都不是福气,而是钉在耻辱柱上的永恒烙印。
更新时间:202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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