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前，中国或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现在印度成功超越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反观中国人口增长率直线下降，老龄化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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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连续两年的时间，我国的死亡率都在不断攀升，从2022年的1041万人到2023年1110万人，甚至到了2024年死亡人口更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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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组组数据就摆在明面上，不由得让人陷入恐慌，难道我国即将迎来人口死亡高峰？这又将给我国带来怎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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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不会说谎

过去几十年，我们总担心中国的人口规模过大，但今天情况已经彻底不同，翻开近几年的国家账本，每一页都有些沉重。

2022年是我国人口大盘近六十年来首次缩水，少了85万人，你可能觉得这并不多，毕竟中国可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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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开始，到了2023年这个口子撕得更大了，一年少了139万人，细看死亡人数更惊人，从1041万攀升到了1110万。

即便在2024年因各种努力，致使意外死亡人数降了些，总死亡数也回落到1093万，但大盘子依旧在收缩，这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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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的雪球一旦滚起来，就有了自己的惯性，而这不是意外是趋势，其中与死亡率最直接最相关的因素便是人口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放眼全世界，并非只有我国，各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都在逐步增加，且这个问题也都是不少国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伴随它的出现，更严重的是出生人口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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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我们每年还能迎来1700万新生命，可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直接砍半，只剩956万，到了2023年更是跌破910万大关，仅902万人出生。

即便2024年大家卯足了劲生“龙宝宝”，也只是勉强拉回到900万出头的水平，一边是死亡线的攀升，一边是出生线的塌陷，中间的剪刀差正豁开一道越来越深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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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媒体上常说的“死亡高峰”，虽然听着吓人，但其实一点也不突然，它倒是更像一笔延迟支付的账单，而签单的人就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

死亡高峰的因素

翻开历史，新中国头二十多年，有过两波汹涌的“婴儿潮”，一次是建国初到1958年，每年出生两千万，那是百废待兴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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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过后，补偿性生育让年出生人口冲破两千五百万，这两代共和国的同龄人构成了今天中国人口的主体。

如今他们正集体迈入生命的黄昏，医学的进步虽然把平均寿命拉长到了79岁，极大地推迟了这笔“生命账单”的到期日，但推迟不等于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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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终究是规律，当占总人口近四成的60岁以上老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群体从1600万涨到4000万时，死亡率的走高就是一道再自然不过的数学题。

我们正目睹的不是一场灾难，而是一次最大规模的、和平的世代交替，但如果说死亡高峰是历史的必然，那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则是一道复杂的社会现实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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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就是能生孩子的育龄女性变少了，更深层的原因，藏在每个年轻人的叹息里，说到底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这一代年轻人是读书最多的一代，他们的世界很大，自我价值的实现路径也很多，结婚生子不再是唯一选项，甚至不是优先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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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现实的压力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房子、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下来，生孩子这件事，早就不再是添双筷子那么简单。

它成了一项需要巨额前期投入、超长周期回报，且风险极高的“项目投资”，据悉从在中国，一个家庭将孩子从出生养到成年平均成本是5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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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城镇家庭偏高，至少约为66.7万元，农村家庭则相对较少约为36.5万元，更有甚者在上海、北京等这样的一线城市成本更高，超过100万元‌。‌‌‌‌

生，还是不生？这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张复杂的成本核算表，当然政府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延长产假、发钱补贴、给个税优惠……各种“催生”大礼包不可谓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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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温暖的补贴终究很难焐热冰冷的现实，生育率依然在世界最低的行列里徘徊，这不是中国独有的尴尬，很多国家都在面临这一现实。

日本的退休年龄已经计划推迟到75岁，就是对长寿和少子化双重夹击最直白的妥协，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愈发明显，各种负面影响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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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带来的挑战

最先感到吃力的是工厂，过去靠着“人口红利”撑起的世界工厂，如今却常常为招不到年轻人而发愁，眼看着流水线上的工人平均年龄越来越大，这不仅拖慢生产，更在一点点侵蚀我们的制造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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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就是每个人的养老金账户，明白人都知道，养老金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蓄水池，靠年轻人往里注水，给老年人放水。

现在的问题是注水的管子越来越细，放水的口子却越来越大，池子还能撑多久，没人敢打保票，这种焦虑弥漫在每个打工人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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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远的震荡则发生在社会的肌理之中，医院的床位要为越来越多的慢性病老人重新规划，城市的社区要为越来越多的独居、空巢老人提供服务。

而千万个家庭也在承受着撕裂，年轻人为了生计奔赴远方，留下父母在家乡，亲情只剩下手机屏幕里断断续续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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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股无法逆转的时代洪流，谈“解决”或许有些傲慢，我们作为平民能做的更多是“适应”，国家社会也只能尽所能及的“调整”。

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从“给钱给假”的表面，深入到改变整个社会对婚育的文化认知和成本结构，这需要愚公移山般的耐心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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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何让庞大的老年群体，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则考验着我们整个社会的良心和能力，这不仅是医疗和社保改革，更是对每一个生命晚景的承诺。

生与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人口样貌，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而我们这一代人正站在历史的河滩上，亲眼看着潮水的方向，彻底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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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

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它已经不再是家庭以及个人的选择题了，而是牵连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制造、科技等哪个领域都少不了人才的侵入，如果死亡高峰真的到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参考资料：

海外网2023-01-17《国家统计局：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

封面新闻2025-01-17《国家统计局发布2024年人口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人》

澎湃新闻2024-03-01《国家统计局2023年我国出生人口90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