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熊景明第一次从昆明抵达香港的时候，粤语是不会听的。

抱着9个月的女儿，大厅里响起“熊景明”的粤语通报，因为听不懂差点错过。

这是熊景明在香港的第一天，现在八十二岁的熊老师回忆起这个场面时，仍然记忆犹新。

半个世纪过去，她每年在昆明住几个月，香港住几个月，两个城市对她来说都是家。

在她的语言习惯里，昆明，香港，都是用“回”的。

在来香港的前六年，也就是1973年，熊景明的母亲在昆明病逝。

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说起这个时刻，她还是会流泪，微信朋友圈的封面，一直是母亲年轻时的影像。

△熊景明的母亲，一直都是她的朋友圈封面

温和，优雅。

所以想写下母亲的故事，是她开始动笔写家族记忆史的最初动力。

△母亲卧床时，依然是一家人的中心，父亲热爱摄影，这些家庭照片，都是父亲拍摄的

可是正如她自己所说，还未提笔，眼泪已经留不尽。

母亲的故事拖来拖去，好些年才能完成。

2007年起，熊景明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所里，负责“民间历史”的项目。

为了让更多人都来写写家族记忆史，熊景明得自己先来，从第一本《家在云之南》到现在的《长辈的故事》，还有新的一本《妈妈说》。

这个八十岁老人用自己的笔触，写下了长辈们的一生，也记录了云南百年来的离合悲欢。

妈妈，爸爸，舅舅，祖父，曾祖父…

从上世纪初开始，翠湖旁的风云变幻。

他们的人生被记录下来，这一切真真实实并不是云烟过眼。

这一次采访熊老师，是恰逢《长辈的故事》发售，也是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

可熊老师对于时代的记录与女性主义的变革这类标签，却是一笑了之。

△熊景明在昆明的翠湖小课堂，和大家分享昆明城市史，和家族记忆史

她说自己不讲大道理，本没有要记录历史的初衷，不过是顺着自己的内心，写下来那些生命中重要的亲人们。

并且在书写之中，又重新认识了一遍他们。

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这是熊老师一直重复的，

也是普通人，能为亲人们所做的，最宝贵的事情。

△上世纪三十年代，熊景明的父亲、母亲和大哥

「写下妈妈，五十多年后依然流泪」

罗曼·罗兰有一句话形容一个平凡女性：

「能够用目光、举止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恬静的、令人舒慰的气氛，活泼的生命。」

熊景明的印象里，母亲就是这样的女人。

母亲生于20世纪初，昆明的大家庭。小时候的母亲，在一个有爱且宽厚的环境里长大，因为太爱笑了，一直被亲戚们打趣称为“笑长”。

外婆是中国第一代可以上初中的女学生，而母亲是第一代中国的女大学生。

后来母亲的父亲因公要去昆明旁边的县当县长，需要女眷随行，身为家里姐姐的母亲很快决定辍学，跟在自己父亲的身边。

△熊景明的母亲，苏家在1926年的合照

熊景明在写自己的母亲时，甚是温柔，她说母亲虽然体弱，但生性活泼，能跟身边的人都打成一片，包括之后嫁入的熊家。

熊家不比母亲家里的温和氛围，这里等级森严，严肃，甚至有些旧时代的官僚。

但好在母亲的性格温润活泼，嫁进去之后，身为长孙媳妇，很快就获得了家里大大小小的喜爱。

△熊景明的母亲，和姑姑关系特别亲密

当时的昆明，各种新思潮与新概念涌入，和大时代的变革交相辉映，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新鲜的观点，与开阔的眼界。

熊景明曾说，当时时代带来的冲击力，应该比现在AI带来的还要大。

她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降临，成为母亲的女儿。

父亲作为工程师，常年工作在外，是个工作狂。

家里大大小小都是母亲操持，鼓励女性工作后，母亲考了个会计证，去到市卫生局某门诊上班。

虽说只是会计，但母亲的工作一丝不苟，她自己最自豪的，就是这几年，一分钱的账都不会错。

熊景明回忆，母亲工作三年，天天夜以继日，晚上回家都已经很晚，用开水泡饭吃，营养也是没有跟上的。

因为心脏不好，数次昏倒，到三年后完全卧床，门诊才发现需要请三个人才能完成母亲的工作。

这听起来唏嘘，但母亲亦颇为自豪。

母亲的感染力就在于，即便卧床，每天也有不少亲朋好友前来找她谈心，那些年，母亲的病榻就是大家族里亲人们最祥和之地。

往往母亲闭口不谈自己的病情，而是听大家的故事，闲时写写书信，或是做做缝缝补补的针线活儿。

虽然身体抱恙，但她依旧是整个家族的中心，她的床边，是孩子们放学第一个奔去的地方。

母亲卧床那一年，熊景明13岁。

照料母亲，担起整个家庭杂事的责任落在她和哥哥弟弟身上。

白天上学，放学第一时间回去看妈妈，多年来都没有怨言，孩子们都归心似箭，想来也是因为对妈妈的情感，和妈妈本身的魄力。

△熊景明的父亲母亲小家庭合照

所以，即便卧床那十几年，家里依旧欢声笑语，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学们来到家里玩，有同学会哭着回去，说没想到家里的氛围还可以是这样安宁且开明的。

时代总是推着人向前走，后来知识青年需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照顾母亲的责任落到了弟弟身上。

熊景明在书中将这些波澜起伏的时刻，写得朴实而克制。

包括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上世纪六十七年代的动荡和风雨变幻，在历史课本里，与大的史诗记录里，不过几页纸。

但在这些小小的家庭里，于每个人身上，就是离别，就是生死与共。

1967年，熊景明离开昆明，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1973年，她想办法说母亲病情危急，得以返回昆明，母亲坐起来，像念台词一样说了这句话——“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终于回来了。”

也就在那一年下半年，母亲永远离开。

其实在1955年母亲刚刚病重卧床时，已经被医生宣判，过不了三年。

△拍下这张照片的第二年，妈妈就病重卧床了

可母亲坚持了十几年，熊景明至今无法知晓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母亲度过卧床的漫漫长日。

或许有一点是怕父亲会娶后母，待孩子们不好，而另一点，就是希望看到孩子们长大，多看一眼，再多看一眼。

而这些，当八十多岁的熊景明再次提笔时，便觉得自己又变成了儿时那个调皮的小姑娘。

只会向前走的时间，在家族记忆史里，停了下来，甚至往回追溯。

写的是过去，但看到的，是未来。

「书写云南，从来不讲大道理」

妈妈的故事，是熊景明在《长辈的故事》里的第一篇，后面还有五篇。

她自己写的时候不自觉，只是说记录亲人们的故事，但历史学家们读起来，都纷纷表态，这简直就是一部昆明进入现代化的百年历史。

熊景明倒是哈哈一笑，时代与历史也好，女性主义也罢，其实都是在书写长辈的故事时，自然流淌而出。

写父亲参与修建滇缅公路的辛苦与辉煌，写昆明自来水厂的前世今生，写干爹黄湛悲痛又起伏的命运，都是从她笔尖流出的回忆。

但在书写的过程中，关于昆明的种种，又会不自觉喷薄而出。

包括当西洋乐涌入内地时，父亲在翠湖旁与聂耳等青年组建的小乐队，也算是这段浩瀚历史里的小插曲。

△热爱新思潮的熊爸爸，与他翠湖边的朋友们

而这些身在历史洪流中的亲人，当你再次回望时，或许和你童年的记忆，又会有些许不同。

熊景明举了个例子，自己的祖父熊光琦，做过好几任县长，在她心目中，曾觉得祖父就是典型的「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

后来，香港科技大学一个教授到云南做研究，带来了祖父写的《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一共125000字。

熊景明才意识到，自己对长辈的认识，或许还是远远不够的。

这也是她最终决定把这本家族的故事，写完整的初衷。

半个世纪过去。

从童年到老年。

熊景明童年时那个安静的昆明，早已扩张得繁华、广大，常住人口八百多万，甚至比香港更多。

童年时熟悉的翠湖边，也似乎变得不大一样。

但熊景明觉得这变化正是时代发展的印记，她很喜欢当年的昆明，也很喜欢现在的昆明。

“到处郁郁葱葱，城市建设非常好。”

现在，熊景明和历史学家林超民在昆明定期会做一个叫做“翠湖小课堂”的项目，和大家分享昆明城市历史与人文。

“每次都有八十来人参加，无功利心，都是发自内心想了解昆明，我觉得很难得，这在香港，几乎就是做不到的。”

那一座城✖️熊景明

「天下无乐土，自己建绿洲」

那城：「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这句话是您在香港中文大学开始进行民间项目时就有的，还是在撰写《长辈的故事》时提炼的？

熊景明：当然，这确实有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民间历史项目的原因。

这个项目主要分为几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我寻找了作家林达，我们开始建立民间历史网站，当时网络没有现在发达顺畅，我们有意识地开启这个网站，希望组稿或者在网上搜罗关于回忆录的长篇、短篇的各种文章。

当时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回忆录，他们比较重视名人和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但我们认为普通人的回忆录更难能可贵。

其实内地那时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参与同样的事情。

例如有个在四川的杂志，他们组织了很多活动。其中一位李远江先生，发起了一个名为「中学生学家史计划」的项目。他从2010年工作到2017年，做得非常好，在一两百所中学里都开展了计划，并且每年都会出版得奖的作品和书籍。

另外，在阿那亚的一个社区，他们非常重视社区文化建设。为了社区形成凝聚力和归属感，他们开展了一个计划，也叫家史写作计划，大约有500个邻居参加。

我被他们邀请去给大家分享，我就想着用一个理念来提炼，中国历史上有写家谱的传统。我就想到「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重要」。

如果你去上坟磕头祈求祖先保佑，那么其实你对祖先有多少认识？

你在留下这些故事时，才对你的家人有很大的意义。

那城：您写作中讲述了很多大时代的脉络和起伏，有人称之为云南进入现代化的这一百年。

熊景明：我在写作时完全没有考虑对时代有什么影响，也没想到要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对其进行总结描述和全方位推演。反而在完成后，尤其是看到林超民为我编写的书序和唐小兵的书评，我发现确实如此。后来我思考这是因为我一共写了20个人，而且这20个人从我的曾祖父1866年开始，他们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一个脉络，刚好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捋出一个时代脉络。

那城：所以这本书时用了多久完成？

熊景明：我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人采访我，他说历时二十几年，后来我说你要说拖了二十几年才对哈哈。

我的母亲1973年去世，当时我就有这个心愿。但直到真正动笔，过程非常曲折。我在2007年退休前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虽然想写东西但是没有时间，1997年开始，妈妈的故事断断续续写了一点，只能说妈妈这篇文章是退休前写完的，其他的都是退休后慢慢写。我可以用一个计算的方法来看，1997年到2007年，这个就写了我妈妈的故事，从2007年到17年，又加了后续亲人们的故事。

那城：书中有一个显眼的角度，就是女性。书中提到的女性，包括母亲、姑妈等等都是那个时代里非常特别的例子。

熊景明：当我回头来看，我也发现我自己情感和笔墨倾注更多的，的确是女性。女性在家庭里的文化影响，非常重要。

可以说，在家里文化传承的主导，主要是母亲。

比如在特殊的时代，我之所以没有成为凶神恶煞的那一批，而是比较早就觉醒，也是跟家庭氛围和母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毕竟，我父亲是个工作狂，甚至我上几年级他都不知道。

那城：近几十年昆明和香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熊景明：我现在正在昆明，小区每周五都有人送新鲜的菜来购买，我今天早上忘记了，采访前我用10分钟的时间冲下去，买了菜，有时候他们还会使用智能柜子，所以我经常向他们请教。我说对不起，我是从落后地区来的哈哈。这种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形容，最恰当不过。

当然，发展并非仅限于城市。从1988年8月到1990年代，每年我大约一两个月都会到大陆农村参加国际扶贫项目，包括云南、贵州、甘肃、福建、新疆。

我作为农村社会学家参与了项目，并且去到了非常贫困的地方。当时我认为我们的扶贫只是杯水车薪，中国的扶贫根本无法完成。

而当我现在去到这些地方，虽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发展和改变，几千年大变局也好，扶贫成功也好，现在的确已经实现了。

而若是简单比较香港和昆明，昆明是快速发展的地方，香港依然有传统优势，我最爱昆明，也最欣赏香港人的平常心。

我经常会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天下无乐土，自己建绿洲。

历史的起伏跌宕，人生不由自己决定，我们可以思考社会的大环境，但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的心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每天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

那城：有很多人想开始着手写家族记忆史。如果普通人没有很强的写作功底，您是否有建议给他们？

熊景明：我的第一个建议是动笔最重要。平时在舞台下，那些社会历史只是走马灯之过，唯有当你动笔写东西时，你才是真正把握自己的人。

你需要成为一个中心，从这个中心思考。你不是听从，也不是学习，而是思考并启动记忆来写。

同时也不用考虑写出鸿篇巨制。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记录和思念，我们的生命都是他们给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就慢慢地去做。

很多人认为自己从未具备过文学修养或者文笔不好，其实记住——真实才是写作的唯一标准，将你记得的东西写下来，就是最好的。

写作，其实就像坐在一艘不知道带你到哪里的船。

我经常在讲述写作时，会说一句话，如果你写完后又看一遍，若有那些中小学老师给你打圈圈表扬的地方，你就把它划掉。

而如果我们写长辈的故事，长辈还活着，这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真正接近长辈和历史。你接近他们时才了解他们，通过写作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也可以改进关系。

目前AI工具也很强大，当你写作时，因为你需要了解历史背景，所以你可以方便地询问他们，慢慢了解他们的年代。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无论所经历的时代如何，我们撰写家史和回忆，它传达的是爱，而非恨。

首先是爱自己，其次是爱自己的家庭、友人和社区，最后是爱祖国和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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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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