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史中虚伪的道德追求与灵活的现实主义

《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文本与阐释》一书，立足于一个深刻且常被忽视的研究问题：驱动美国从一个区域性共和国迈向全球性“自由主义帝国”的内在思想动力究竟是什么？其外交行为的深层逻辑与伦理品格是如何被建构并演变的？这一问题意识也直指当前学界相关研究的软肋：过多沉迷于对具体政策、国际事件和制度运作的器物层面分析，或陷入对即时性外交策略的功利化解读，而疏于对支撑其百年外交实践的核心观念、哲学基础及话语结构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与批判。

付文广著《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文本与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该书的学术价值正在于它成功地填补了这一缝隙。作者通过精细的文本阐释与观念史考察，梳理了美国外交思想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的延续与发展。在美国的外交史中，门罗宣言并不是最为人所熟知的部分，但是其重要性绝不容小觑。正如作者所言：

1823年门罗咨文实际上系统地触及了美国对外关系的哲学或本体论层面……作为从空间及时间维度表达美国自由主义理念型政治体身份和“天命”的话语修辞，咨文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关涉美利坚民族主义特别是对外关系意识形态结构的“元叙事”。

也因此，门罗宣言超越了孕育它的时代，并在美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关头屡次重获新生。

通常，门罗主义被简化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地缘政治划界原则，被视为美国孤立主义的外向延伸和区域霸权的宣言。然而，本书通过精密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其更为复杂的三维结构：

首先，它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宣言。其核心是划出一条禁止欧洲列强逾越的地缘政治红线，旨在维护新生的合众国的安全，并为其在西半球的扩张预留了无限空间。这是一种基于实力计算的防御性举措。

其次，它是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宣言。咨文文本中明确建构了“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二元对立，将美国与欧洲的区别不仅定位在地理上，更定位在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上。美国将自己塑造为共和自由的灯塔与守护者，为其政策赋予了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主义色彩。

最后，它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政治与“地理道德”的建构。作者敏锐地指出，“西半球”“亚美利加大陆”这些概念的提出，并非单纯的地理描述，而是一种政治话语的创造。它将美洲空间同质化、特殊化，并将其置于与“旧世界”欧洲相对立的“新世界”位置之上。这就为美国日后在此空间内行使排他性的领导权乃至干预权，预先铺设了法理和伦理的地基。

因此，门罗主义绝非简单的孤立主义，而是一种“有方向的孤立”或“区域性的普世主义”。它既是现实的盾牌，也是理想的徽章；既划定了势力范围，也宣示了价值高地。这种双重性，成为了整个美国外交传统的“原初智慧”和基因代码，其后所有的发展与演变，均可视为对此原初基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达与展开。

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碰撞并不少见，但很少有国家像美国一样，能够如此深刻地将这种矛盾心理内化至自身的战略文化之中。正如这本书所要表明的，美国的这种战略文化在门罗宣言中被奠基下来，并在后世的辩论和再阐释中被继承和发展。通常我们认为，20世纪初的罗斯福推论和威尔逊主义分别走向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极端。但在作者看来，两者不过是对门罗主义的延续。罗斯福推论在彰显门罗主义中的潜在霸权意识时，不忘提及地区稳定与文明逻辑。而威尔逊主义看似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想化阐述，实则不过是想要将门罗主义中的区域领导权模式推广至全球。这一演变轨迹清晰地表明，美国从区域强国到全球霸权的道路，是一条其核心外交观念不断自我调适、拓展和再正当化的思想进程。正如麦迪逊·杰恩在1900年对门罗主义进行解释时所说的：

1823年，美国是弱小的，仅仅出于权宜之计，我们把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限制在西半球；但如今美国强大了，门罗主义不应再受地域限制；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那就让我们在全世界（范围里）应用它吧。

于是我们发现，当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矛盾心理被内化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弥赛亚式的逻辑自洽。希特勒德国和苏联都具有这种逻辑自洽，它们均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想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唯一正道。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神化，其结果是战略心理上的傲慢与偏执。美国对这种逻辑自洽的追求早在加尔文宗及其衍生教派的教义中就可见一斑。而之后更是发展成为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体系和对外叙事结构。据此，美国自诩为全球的道德高地和自由世界的价值领袖。甚至美国人自己可能都已经被这种带有包装性质的叙事结构所说服。和希特勒一样，当一个行为体偏执地认为自己的道德凌驾于任何其他的行为体时，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便都具有毫无争议的正确性。但与法西斯和苏联不同的是，美国的理想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成分实际更少，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带有灵活和妥协性质的学说。所以，无论美国对理想价值的阐述是虚伪的装饰，还是真情的流露，都无法改变它们在地缘战略中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自由永远属于强者。

《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对美国外交传统的观察和批判鞭辟入里，其出版也是恰逢其时。如果我们将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的演化视为美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战略思维转型，那么从威尔逊主义到今天的特朗普主义则显示了美国大战略在衰落过程中的发展脉络。换言之，美国在孤立主义和全球霸权之间的来回转换与霸权的盛衰规律基本吻合。而在这个盛衰周期的发展过程中，门罗主义始终是美国战略界所关注的词汇之一。对门罗宣言的不断阐释表明美国的战略叙事中带有虚伪的意识形态包装，这种看似带有一致性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可以在不同的现实情境中灵活转换。所以，那些沉迷于美式价值观的观点既腐朽又幼稚，美国绝不会为了所谓的道德理想而容忍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世界秩序中始终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敌我认知，那些愿意向美国妥协的国家被视为应当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朋友，而那些不愿意向美国妥协的国家则被视为需要获得解放的战略对象。如此偏执的世界观绝不可能一直维护系统的稳定性，相反在大多数时候，它都是试图改变现状的搅局者。所以，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全球霸权政策，都不过是美国外交传统和观念结构在不同情境下的变体。正如英国外交中的离岸平衡传统一样，孤立主义不过是为了在现实条件下更好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外交实践相对于外交理念而言，总会有一定的滞后性。美国对门罗宣言的真正实践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而对威尔逊主义的落实则是在冷战及后冷战时代。当下，特朗普主义在美国战略界也还未占据绝对的主导位置，其作用的真实展现或许也是二三十年后的事情。当然，相较于对特朗普主义的过度关注，更应当被时刻铭记的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一贯思维——虚伪的道德追求和灵活的现实主义。

真正的学术研究旨在追求历史变化中的深层机理，而非将自己的时空视野局限于当下。因此，对经典文本的回顾就显得更为重要。在今天的快节奏时代，《从门罗宣言到威尔逊主义》的出版既能在中美战略互动中发挥警示作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对美战略认知；同时也是对研究风气的一种矫正，有利于继续发扬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历史传统。

来源：付腾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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