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明清亡国教训：中层与下层的断裂

本文为今日头条「头条深一度」独家稿件

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

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因此明清政府结构的中层跟汉代是不能比的。

讲到明清，明清是宋代的延长，当然中间有一段元朝，但只维持一百年就过去了，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时间是一千年一看的，一百年不算。

基本上明清是宋代制度的复活，但明清发生了极重要的现象，就是绅士阶层的出现，将宋代上传下达的中层制度打了很大的折扣，原因是明朝将财富和知识混在了一起。

明太祖原是个小和尚，后来带一批农民打天下，也用了一大群参谋，包括大家都晓得的刘伯温（真正的刘伯温和大家晓得算命的刘伯温不是一回事，大家不要混淆了）。这批参谋虽然人不多，但帮他设计上层结构却设计得很好。

然而元代教育体系被破坏了很多，宋朝原有的社会民间经济也被破坏了很多。元代收税是不讲规矩的，要钱用的时候就派人到市镇上去派税，也不知哪天就来了军队派税。

没有良好的制度，民间的经济因此衰退。在这种状况下，既没有民间经济，也没有民间学校，没有民间的社会教育，没有民间的社会福利。

明朝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重建民间系统，用了两个办法。

一个是找有钱人：大家曾听过民间故事，比如沈万山聚宝盆的故事。沈万山是明朝第一个有钱人，但富贾之中，他只是个代表而已。

沈万三是明朝富贾之中的代表

我们看明初，明太祖任用了很多富贾。他在重建政府结构的时候，官吏不够用，没有那么多中层干部来源，因为学校制度被破坏了，救急的办法是任用各地的有钱人，让他们做官。

最简单的是粮长制，委托有资财的人重新建立纳税的制度。比方说某人在一个地方最有钱，政府就派他负责缴纳本地的税，但是发给他一个纳税凭单，让他到民间去收税。

这种包税制的后果就是严重的中饱私囊。这是财富中层分布里很坏的办法。就政府而言，抓住几个粮长负责收税效果是很快，后果则是这群人将财富和权力结合了。

第二个办法是政府重新建立科举制度，用考试来选拔人才。

但是因为教育不普及，考上来的人，立刻叫他们做事，连训练的机会都没有，没有汉朝那种郎吏的训练机会，经验也没有，学问也没有，但权力却有了。而这些人很快地和包税的人合流。

绅跟粮变为一个东西，官完全和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明初立下的很坏的榜样。到后来矫正了，持续不断地考试，持续不断地选人进来，用这些人建立中层。

明清有非常好的选拔制度，但是明清完全没训练，第一个丢掉的是学校。

汉朝、唐朝、宋朝都有，中央的学校、省的学校、县的学校，明清却没有。

明清秀才号称是生员，可是学生没学校上。秀才只是每个月到训谕训导那里去交一篇文章和研究的心得，只注重文章的格式而不注重文章的内容，三年考一次，也考这个，如考诗、考八股，策论要等到考举人时才占分量。

策论考的就是说今天有个问题，你怎么办。它占三分之一的分数。八股文跟诗占三分之二的分数。考到后来大家都一样。所以后来的科举考的不是真才实学，而考上来以后，经过三层考试，秀才，举人，殿试，然后分发，基本上是没有真正训练的。

举人大挑，用抽签的方式选人，还有靠面相挑选，一个人长得圆圆的，方方的，头等，上面大下面小的不好。这样子，大挑挑出来的官，没有好的，只选声音大、长相神气、个子高的，然后抽签。

训练只在最后一层有那么一点点，但也只限于大官。在进士里考得最好的，第一级的三个：状元，探花，榜眼。第二级二甲里选十来名，考得最好的，叫翰林。

明代翰林

翰林在皇帝自己的小书房读书，也做皇帝的秘书工作，还替皇帝做管理图书的事。像在故宫博物院里，那些诗、画，就是皇帝题了一句诗，这些人就奉命替他写；皇帝写了首诗，发下要他们抄，抄时当然要帮皇帝改一改了，把它写好一点。

翰林院做的是这些事。

可是在这些之外有些很好的机会，如翰林院要在讨论国家大政时旁听、记笔记，皇帝常常派一个翰林到一个部去见习。

翰林院不错，是训练宰相的地方，没什么大的责任，整天听闻的是国家大事，接触的是第一级的官员，也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资料，如全国的税收多少，全国的军队多少，全国的国防怎样，全国的盐怎样，运粮怎样，他都有机会接触，慢慢也可以训练出第一级的好贤才。

这些人是最上层的，从翰林院出去的很快就成了部长（尚书）或次长（侍郎），或放到外路做厅长（学官）、行政主管。这样看来上层训练不错，但中层没有训练。

中层的人要靠运气，你碰到一批好的朋友，自己用心，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运气不好，不用心，什么都学不到。

所以清代中层里不是没有好官，也不是没有贤才，只是没有培养与训练制度。于是中层坏的地方超过好的地方，再加上钱跟权的结合超过训练和教育，因此明清政府结构的中层跟汉代是不能比的。

清代中叶以后常出现教乱

等到清代中叶以后，国家常常有叛乱。清初常有开疆辟土的战争，征伐蒙古、新疆、四川和西藏等。凡此都是要用钱、用兵的。钱和兵一用完国家就穷了，民间也就起了很多的叛乱。

最常出现的是教乱的形式，因为民间没有别的力量凝聚他们，只有靠宗教的力量凝聚起来。这时国家需要更多的兵、更多的粮。

为了征收更多的战争税，清代中叶就开始有捐纳制度。等到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更多，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捐纳得越来越严重，金钱的力量就更明白地、赤裸裸地与权力挂钩。

有钱人可以从没有官捐个小官，由小官捐个大官，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变成重要官员。

红顶商人这个故事你们看过了，他就是个很普通的人，靠钱慢慢捐得一个红顶的大官。胡雪岩可算是很能干的人了，一字不识，一样能做大官。他拿钱买来的官，就拿官来生利，花了五千元捐来的官，要收回六千元才能保本。

如此钱和权的结合使得明清中层和下层越来越断裂，下层的贤才上不去，中、下层的钱上得去，中层成为自私的、谋利的阶级，拿官作为赚钱的本钱。我们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花钱越来越多，选上去后不捞回来怎么办？下次怎么选？

所以台湾面临的危机和清朝中晚期以后中下层断裂的危机是一样的，端倪已经被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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