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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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4日清晨，一声巨响划破了皇姑屯的宁静，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日本关东军的阴谋下被炸得粉碎。

这位统治东北多年的“东北王”，就此陨落，张作霖的死讯让整个东北陷入了混乱与恐慌之中，东北军群龙无首，奉系内部更是人心惶惶。

此时，张学良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得知父亲噩耗后，他强忍着悲痛，乔装打扮，秘密返回沈阳。

年仅27岁的他，在众人的拥戴下，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重担，成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肩负起领导东北军、稳定东北局势的重任，然而，摆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局面。

内部，奉系集团经历了重大的权力更迭，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张作霖在世时，凭借着自己的威望和手段，将奉系牢牢掌控在手中。

但他的突然离世，让原本就存在的派系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元老派、士官派、陆大派等各怀心思，对张学良这位年轻的继任者，态度也是各不相同。

杨宇霆，作为奉系的元老，张作霖的“智囊”，在奉系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着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

在张作霖统治东北期间，为奉系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受张作霖的器重和信任，成为奉系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沈阳大帅府前，阳光洒在两位身着戎装的身影上，张学良与杨宇霆的这张合影，成为了历史的定格，他们之间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没有丝毫的肢体触碰，脸上也不见丝毫笑意，眼神更是没有交汇，宛如两条平行线，看似靠近，实则疏远，将他们貌合神离的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在长期的相处与权力博弈中逐渐积累，最终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总结下来归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因素是杨宇霆杀郭松龄，郭松龄这位毕业于陆军大学的将领，是张学良在陆军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两人亦师亦友，关系极为密切，郭松龄为人正直，治军有方，深受张学良的信任与器重。

然而，郭松龄与杨宇霆之间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杨宇霆作为“士官派”的代表，自视甚高，行事作风强势，与郭松龄的理念和性格格格不入。

在奉系军队中，两人时常因军事策略、权力分配等问题产生激烈的冲突，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张作霖论功行赏，杨宇霆得到了江苏督军的职位，而郭松龄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奖赏，这让郭松龄对杨宇霆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1925年，郭松龄得知张作霖为了扩充势力，准备与日本人合作，出卖东北的利益。

郭松龄决定起兵反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惩办杨宇霆等亲日派，郭松龄率领七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占领了山海关、锦州等地，直逼沈阳，

张作霖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这时，杨宇霆向张作霖献计，请求日本关东军出兵相助，在日本关东军的干涉下，郭松龄的部队陷入了困境，最终兵败被俘。

杨宇霆对郭松龄恨之入骨，他担心张学良会念及师生之情，放过郭松龄，于是，在郭松龄被俘后，杨宇霆未经张作霖同意，擅自下令将郭松龄夫妇枪杀，并曝尸三日。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张学良，他对杨宇霆的怨恨也由此加深，在张学良看来，杨宇霆不仅是杀害郭松龄的凶手，更是背叛奉系、勾结日本人的卖国贼。

第二个便是日常行使权利中两人的矛盾，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虽然权力很大，但他对张作霖还是心存敬畏，不敢过于放肆。

然而，张作霖一死，杨宇霆便开始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自恃为奉系元老，对张学良这位年轻的继任者极为轻视，常常在众人面前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丝毫不给张学良留面子。

除了在言语上对张学良进行斥责，杨宇霆在实际行动中也常常擅自做主，根本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他经常绕过张学良，直接对奉系的一些重要事务进行决策和处理，比如，在东北的经济建设、军事部署等方面，杨宇霆都有自己的一套计划和安排。

他从不征求张学良的意见，也不向张学良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这让张学良感到自己的权力被严重架空，成为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领导者。

第三点便是东北易帜之间的理念分歧，1928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逐渐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认为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大势所趋，也是抵御日本侵略的唯一出路，他深知，只有团结全国的力量，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野心，保护东北的安全和稳定。

然而，杨宇霆却坚决反对东北易帜，他认为，东北应该保持独立的地位，与其他地方军阀联合，共同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他担心东北易帜后，奉系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自己的权力也会被削弱，此外，杨宇霆还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企图借助日本的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东北的地位和利益。

因此，他极力劝说张学良不要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而是要与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在东北易帜的问题上，张学良与杨宇霆进行了多次激烈的争论。

每次争论，杨宇霆都态度强硬，言辞激烈，坚决不肯让步，他甚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张学良坚持要东北易帜，他就会带领一部分人离开东北，另立山头。

杨宇霆的这些言行让张学良对他彻底失望，也让两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矛盾，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

郭松龄事件让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日常的权力摩擦和轻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东北易帜的分歧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和常荫槐走进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他们手中拿着一份文件，径直走到张学良面前，要求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逼迫他在便条上签字。

张学良深知此事涉及外交问题，关系到东北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必须慎重考虑，他耐心地给两人解释，然而，杨宇霆和常荫槐却根本不听张学良的解释，他们态度坚决，言辞激烈，甚至带有一丝威胁的意味。

面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逼迫，张学良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但他还是强忍着，试图再做最后的努力，他提议先吃饭，等大家冷静下来再讨论此事，希望能够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

然而，杨宇霆和常荫槐却毫不领情，他们拒绝了张学良的提议，表示吃过饭再来听结果，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老虎厅，只留下张学良一个人坐在那里，脸色铁青，拳头紧握，心中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张学良终于下定决心，要除掉杨宇霆和常荫槐，他立即召见警务处长高纪毅，将杨宇霆和常荫槐的逼迫行为告诉了他，并命令他立刻处死二人。

高纪毅虽然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行为也感到不满，但听到张学良的命令后，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但他也明白，张学良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必须执行命令。

于是，他迅速准备行动，一场惊心动魄的诛杀行动即将展开。

1929年1月10日晚，杨宇霆和常荫槐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他们以为张学良已经同意了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事情，大步走进老虎厅。

张学良强装镇定，与杨宇霆和常荫槐寒暄了几句后，借口要去拿文件，起身离开了老虎厅，他刚一出门，那些早已埋伏在门外荷枪实弹的士兵，便迅速冲进老虎厅。

杨宇霆和常荫槐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士兵们团团围住，，“砰砰”两声枪响，杨宇霆和常荫槐应声倒地，鲜血染红了老虎厅的地面，枪声过后，老虎厅内一片寂静，只有士兵们沉重的呼吸声和杨宇霆、常荫槐的尸体。

为了向外界交代，张学良在事后迅速公布了杨宇霆和常荫槐的所谓“罪状”，声称他们“妨碍统一，阻挠新政”，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

同时，他还派人给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家属送去了巨额的抚慰金，并表示会妥善照顾他们的家人。

后世对张学良处决杨宇霆这一行为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人认为张学良的做法是正确的，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杨宇霆的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东北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

他倚老卖老，专横跋扈，在东北易帜等重大问题上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甚至试图架空张学良，另立山头，张学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确保东北能够顺利融入国家统一的大局，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

这种观点认为，张学良的决策展现了他的果断和魄力，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分裂和混乱。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自毁长城”，他们指出，杨宇霆虽然有缺点，但他对东北军和东北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他在东北军政界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人脉。

他的经验和才能是东北军宝贵的财富，如果张学良能够更加妥善地处理与杨宇霆的矛盾，通过沟通、协商等方式解决分歧，或许能够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也能够让东北军保持更强大的实力，更好地抵御日本的侵略。

胡适就曾悲叹：“杨宇霆若没死，东北必不会随随便便丢掉，”这种观点认为，张学良的冲动和鲁莽，让东北军失去了一位重要的领导者，也为东北的沦陷埋下了隐患。

张学良处决杨宇霆这一事件，它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也为我们研究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历史的发展和人物的抉择。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张学良从“阿斗”变成“少帅”的的转折点:杀杨宇霆2016-01-27 17:52

北京晚报——史海钩沉:自恃功高目中无人张学良诱杀杨宇霆2008年01月08日

时代商报——张学良不做丰臣秀赖 杨宇霆托大遭恶果2010年07月07日 14:34

澎湃新闻——真相︱杨宇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了吗？2014-09-01 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