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亲,走得似乎无牵无挂。记忆里的他那样魁梧,肩挑着一家人的生计,看着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外孙们踏上工作岗位,连四世同堂的盼头都在眼前了,他却在某个半夜无声无息地去了,轻轻落入大地的怀抱,该是去和爷爷奶奶、姐妹弟弟们团圆了。
从前总见他带着我们去给祖辈上坟,如今他也躺进了那片土地的怀抱。
疫情尾声那年,他摔了一跤,从此便与土炕日夜相依。临走时瘦得皮包骨头,我曾傻傻问母亲:“老话不是说吃了睡、睡了吃,该养得白白胖胖吗?”后来才懂,他吃下去的饭没怎么吸收,肚子也“争气”,几天才解一次大便,小便却勤,常尿在母亲铺的面包服或防寒衣上。我们买来纸尿裤,他偏不喜欢,总用手撕得粉碎——许是一辈子硬朗惯了,这贴身的束缚让他浑身不自在。
多数时候他昏昏沉沉地睡,清醒时总喊着要水,像从很远的地方跋涉归来。母亲始终耐着性子照料,闲了便坐在炕边逗他:“老应,你现在几岁?”他答得清亮:“八十。”再问:“还能活多少岁?”他眼皮都不抬:“九十。”村上老人的岁数、属相,他也都答得丝毫不差。七十五岁的母亲守着八十岁的他,原来“老伴”二字,就是这般相扶相持的暖。他清醒时爱说往事,讲自己不幸的童年,讲年轻时为生计奔波的日子,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
父亲待邻里总带着和颜悦色,走在街上仿佛没有不认识的人。远远见了谁,总要快步迎上去,双手紧紧握着对方,有说不完的寒暄,常常忘了身边还有我。累了便坐在台阶上,天南海北地聊,说起小时候的糗事,眼睛亮得像星子,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鼻涕都顾不得擦——那是他最快活的模样。
母亲照料他本就辛劳,还不肯舍弃院里的鸡、狗、猪,总说“它们也是家里一口”。
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似乎总在路上。年轻时为了生计,开春修梯田、搞会战、修铁路;深秋便驾着队里的两头大黄牛犁地,额头上那道深疤,就是被黄牛踢的,如今想来,总叹他命大。那时他回家,中山装的大口袋总鼓鼓囊囊,装着我们最爱的冬果梨。他把梨放进母亲陪嫁的大箱子,今天给奶奶留几个,明天又添几个,却总填不满——其实是我和母亲趁他不注意,这儿摸一个、那儿拿一个,他疑惑着“怎么总也装不满”,却从没真的追究过。
后来他响应号召去大同煤矿当工人,下井挖煤的日子,安全帽上的灯光是他唯一的光亮。干了一两年便烦了,好在他会写字画画,常帮着出黑板报。听他说,那时厂里干部总劝工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要好好干。”可年轻气盛的他,仗着有点文化,竟伙同村里几个小伙子跑回了家。
待不住的他,揣着8块钱扒火车去了新疆。在黑山头的外贸公司搬运200斤重的油桶,闲时就在桶上写写画画。可异乡的月亮终究照不暖乡愁,他想念家里的亲人,最终还是回来了,口袋里依旧是那8块钱。
两次闯荡后,爷爷奶奶急着给他说亲。起初彩礼都送了,他却变卦,又转头求娶母亲。外爷说亲上加亲不好,外公架不住亲戚们再三说和,终是成就了这段姻缘。
后来他又被派去修铁路、修水库。修水库时,他跟着车去兰州窑街拉水泥,特意在门市部买了水果糖。那天我们放学在湟水河边抬水,恰好遇见路过的他,他笑着往我们手里撒糖,我们高兴得语无伦次,抬着水飞奔回家告诉母亲,嘴里的糖甜得能化开日子里的苦。那样的幸福,总盼着能多来几次,却终究只有一回。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时,父亲那颗不安分的心又跳了起来。他认识了水土保持站的人,对方建议他种黑刺和榆树苗。村里人都笑他异想天开:“从古到今,哪有种树当庄稼的?”他却一意孤行。那年春天,一亩五分地种了黑刺,五分地种了榆树,秋天竟迎来大丰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还上了《青海日报》。三十几岁的父亲,赌对了人生。他添置了拖拉机、电视、自行车,还有毛毯和西铁城手表,风风光光把我们转去县城上学——那时他在我们心里,像座高高的山。
再后来,他承包过湟水河边的拦河坝,盖过一面木头房子,开着拖拉机去县城钓鱼,风里来雨里去地忙。西部大开发时,他去中铁的高铁工地当仓库管理员,依旧闲不住。2014年加入书协,成了乐都区协会的一员,每次跟我们讲起书协的趣事,眼里的光比年轻时还亮。
他这一生,像棵年轮细密的树,每一圈都刻着闯荡、牵挂与热爱。如今树身归了土,可那些枝丫上的故事,早已在我们心里扎了根。
应艳梅,笔名:景婷。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人,乐都作协会员,百余篇散文发表与微刊。
更新时间:2025-08-23
本站资料均由网友自行发布提供,仅用于学习交流。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联系,QQ:4156828
© CopyRight 2020-=date("Y",time());?>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bs178.com 闽ICP备11008920号
闽公网安备3502030203484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