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长和集团抛售全球43个港口资产事件，让97岁的李嘉诚再次成为了舆论焦点。

这笔涉及228亿美元的交易，不仅让外界看到这位商界巨擘的惊人财力，更揭开了他深藏多年的商业布局密码，原来早在10年前，他就为今天的资本腾挪埋下了伏笔。

那么，在十年前的时候，李嘉诚究竟做了什么？他这次交易港口的行为，又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十年前的暗棋

时间倒回到2015年，那时候的香港社会动荡初现端倪，内地楼市的趋势也朝着疯狂的一面发展。

就在所有人都忙着在房地产方面收割一手的时候，李嘉诚却做了两件在当时看似平常实际却影响深远的事。

第一件事，李嘉诚把长和系核心企业的注册地从香港迁到了开曼群岛、百慕大等地方，这些地方距离我国非常远，都是出了名的“避税天堂”。

这些“避税天堂”既没有企业所得税，也没有资本利得税，每年仅仅需要缴纳进口税以及工商登记税，便能将万亿资产归于“法律真空区”。

李嘉诚将企业的注册地迁移到这些地方，主要有三个目的。

其一，此举可大幅度降低长和系企业的税务负担，让企业更好地整合全球业务的税务结构，减少重复征税，提升长和的整体利润。

其二，开曼群岛等地方的法律对股东信息有着极强的保密性，而且还没有外汇管制，这更好地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方便了长和企业的跨境投资操作。

与之相比，香港对公司的透明度要求很高，如果李嘉诚继续将长和企业的注册地留在香港，不便于企业之后的运营。

其三，当时长和的企业在香港虽然占据了不少市场份额，但香港市场的容量始终有限，随着长和系企业的业务从地区型慢慢发展到了全球化综合型以后，公司业务早已经实现了国际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将重心放在香港的市场，不利于长和企业进一步发展。

以和记黄埔举例，在2000年的时候，和记黄埔有超过五成的营业收入来自香港，而来自欧洲的营业收入占比仅只有一成。

可等到2013年以后，和黄来自香港的营业收入已经下降到了不足二成，反观来自欧洲那边的营业收入，却猛然上升到了四成以上，可见在这一期间，和记黄埔在香港的投资便已经大幅度减少，转而将投资重心放到了国际市场，因此，迁移注册地符合长和系企业跨国运营的架构需求。

而除了将长和系企业的注册地迁移到开曼群岛等地以外，李嘉诚在2015年的时候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成立了家族信托。

通过家族信托，李嘉诚将长和系核心企业的股权锁定在信托架构内，确保所有权与收益权分离。

如此一来，李泽钜、李泽楷等信托受益人便仅仅享有收益分配权，无法直接处置股权，从而避免了因后代分家或婚姻变动导致企业控制权分散的风险，比如，信托规定仅有李嘉诚家族血脉成员为受益人，外嫁的儿媳或离婚配偶无法分割核心资产。

而家族信托带来的好处可不止于此，信托条款还允许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市场配置，这样之后李嘉诚需要出售资产的时候，便能够借助信托架构快速套现，同时也不用承担地缘政治的风险。

由此来看，李嘉诚确实是未雨绸缪，他早早地为自己将来的资本大撤退做足了准备。

而李嘉诚在2015年做的这两件事情，也为十年后的今天埋下了伏笔。

港口交易，目的何在

2025年3月份，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突然宣布，要以228亿美元的价格将全球43个港口资产打包出售给贝莱德牵头的国际财团。

这笔交易涉及23个国家，其中包含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核心港口——这两个港口承担着中国21%的外贸运输量。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有人痛批他是“国家利益的叛徒”，有人猜测背后有政治交易，而李嘉诚之所以如此作出这样大争议的一个选择，自然是有一定原因的。

李嘉诚的“嗅觉”向来比猎犬更灵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夕，他抛售香港地产业务套现；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前，他清仓中国内地商业地产；2021年英国脱欧余震未消，他又以100亿欧元甩卖欧洲电信基站。

他的这一次交易，同样是精准踩点，因为巴拿马港口虽为“战略要冲”，但对长和的利润贡献不足1%。

而且，特朗普政府自上台后，便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施压巴拿马，要求审查李嘉诚旗下巴拿马运河港口的特许经营权，甚至威胁“收回运河”。

不仅如此，巴拿马最高法院也是启动对长和特许经营权的违宪审查，这也让长和的运营合法性面临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港口对李嘉诚与长和来说，完全是烫手山芋，李嘉诚将其继续留在手里，作用其实不大。

可若是拿这些港口去进行交易，那给李嘉诚与长和能够带来的好处便非常多了，细看交易细节就发现玄机：228亿美元中，有190亿美元能够直接回流到长和账户，公司债务率也能瞬间降到18%以下，如此一来，公司的压力便能极大地得到缓解。

除此以外，此次交易也可视为李嘉诚晚年退出高风险业务、确保商业帝国平稳过渡的举措，毕竟如今的李嘉诚已经97岁，在现在的他看来，安全远远比利润更加重要，他更希望的便是为家族与企业留下稳定的资产结构。

不过，虽然李嘉诚的这次交易有着自己的目的，但国人可不管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这一举措，对中国这边是有弊无利。

交易对中国的风险

李嘉诚此次的港口交易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或者是故意忽略了这一次交易给中国带来的风险。

此次李嘉诚交易的43个港口之中，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核心港口一共承担了中国21%的外贸货物运输量，若是这两个核心港口真的被贝莱德财团掌握，那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多重负面影响。

首先，这两个港口是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它们的控制权转移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

要知道，巴拿马运河的这两个港口每年会处理5%的贸易量，中国有八成以上的南美货物经此中转。

交易完成后，贝莱德财团将掌握港口运营权，这意味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关键通道可能受制于美国资本。

更严峻的是，这些港口可能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成为遏制中国发展的棋子。

对此，中国其实完全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否决此次交易，因为在2024年中企收购汉堡港时，德国政府便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交易，中国完全可以效仿德国政府实行战略资源保护机制。

其次，李嘉诚与贝莱德财团的这次交易，将会导致关键数据资产流失。

现代港口已演变为数字化中枢，巴拿马港口每年产生超过12PB的物流数据，涵盖全球供应链动态、航线分布等敏感信息。

贝莱德财团在接盘港口以后，港口所保留的这些数据可能通过其控股的彭博终端流向西方情报机构。

数据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2023年字节跳动被迫出售TikTok美国业务时，就曾因数据安全争议付出高昂代价，而港口数据的战略价值远超社交媒体，一旦失控可能危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安全。

除此以外，李嘉诚的这次交易对“一带一路”倡议同样有着非常消极的影响。

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投资建设的137个港口中，有34%的港口采用与长和类似的运营模式，此次交易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像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等战略项目如果效仿长和港口出售，将直接破坏“海上丝绸之路”布局。

2024年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的国有化争议已敲响警钟，当中国资本输出遭遇“李嘉诚式撤退”，可能动摇沿线国家的合作信心。

最后，李嘉诚的这一次交易，还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生态断裂。

港口运营涉及船舶调度、海关数据对接等复杂体系，中企若失去关键节点控制权，可能影响全球物流网络协同。

2024年中远海运在汉堡港的集装箱吞吐量下降12%，就与当地码头工会抵制有关。

长和系港口的退出，可能使中国航运企业面临更高的协调成本，削弱在国际海事组织等机构的话语权。

结语

由此看来，李嘉诚此番与贝莱德财团交易的行为可以说是其心可诛。

更令人愤怒的是，李嘉诚早可以将港口出售给中国企业，毕竟中国企业也已经多次出手想要购买李嘉诚手中的港口，但李嘉诚却始终没有同意。

可这一次李嘉诚却毅然决然地与贝莱德集团进行港口交易，这种选择的背后，既有对国际规则体系的依赖，也暴露出资本全球化与民族利益间的深层矛盾。

这就像港媒评论的：“李家的钱袋子扎得紧，但国家利益岂能当生意做？”

参考资料：

李嘉诚向贝莱德财团出售43个港口；五矿资源2024年营利双增丨港交所早参（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