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按钮，方便以后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新的文章，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动力~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张闾琳跪在墓前时，没人认得他是谁。

他喊得很用力，声音嘶哑，字不准，语调奇怪，“我代表您儿子来看您了！”跪在张作霖墓前，他喊了三遍。

沈阳十月的风正硬，吹得墓地旗帜猎猎响，他膝盖在石地上磕得很响。

墓前的石碑上，刻着“奉天督军张作霖之墓”。

沈阳，1994年10月

他进城那天，没人知道他姓张。

张闾琳，64岁，身穿灰色风衣，护照上写着“美国公民”，在入境登记表上，他填写职业：航天工程师，下方备注栏写着：“私人探亲”。

在北京逗留不到48小时，他没去八达岭，也没参加宴请，第三天清晨，坐早班机飞沈阳。

他随身携带一个黑色便携摄像机，这是他母亲赵一荻送他的，说“你爸一直想看看东北”。

接站的是沈阳市文物局的人，他们不认识他，他只是说：“我想看看我爷爷的坟。”

没人追问，他们带他去了张作霖墓地，他没停留太久，只要求单独一人走近墓碑，没人知道他会跪下来，哭出声。

没人知道他是谁。

张作霖，蒸发的祖父

他对祖父没印象。

张作霖死于1928年，他1930年出生，出生证上写着“母亲：赵一荻”，父亲那一栏是空的。

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软禁，从此，这个家消失了。

三岁时，赵一荻把他送出国，“为你安全。”她只说了这句。

送他的是一对美国人，夫妇，伊雅格和玛格丽特，都是美国传教士，在北京做教育工作，他们给他改名：克尔·伊雅格（Carl Iager）。

他再没讲过中文。

断裂的童年，语言抹除的血缘

他不记得“张学良”是谁。

小时候，他问养父：“为什么我头发这么黑？”伊雅格告诉他，“你是东方人，你是中国人。”

他不认同。

他的母语是英语，他读的是芝加哥一所教会学校，他参加过“橄榄球训练营”，还拿过一次数学竞赛奖，中国，对他来说只是地理课本上的一页。

养父母从未对他提起“张”这个姓，他在高中前都不知自己有父母。

1957年，重逢

1957年台北，27岁，他第一次见张学良。

他是被叫过去的，介绍人是董显光，张学良旧部，赵一荻坐在一旁，瘦，没说话。

他一进门，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坐着，手里拿着一张纸。

男人站起来，说了一句中文，他听不懂，翻译告诉他：“你父亲说，他很想你。”

他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自己是别人遗失的孩子。“我是张学良。”男人用生硬的英语重复一遍。

他当时的反应是：不信。

两个世界的父子

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只维持了不到十分钟，张学良问：“你现在做什么？”

他说：“火箭推进实验研究。”

赵一荻哭了，说：“你真像你爸。”

他们说话靠翻译，每个词都要重复，文化差距让他们几乎没有共同语言。

后来，他尝试学中文，他发现，“我爱你”这三个字，他父亲说得特别多。

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法回东北。”

大帅陵，未完的墓园

张学良活到2001年，活了100岁。

他最常做的事是画画，画山水，他常画东北，画张作霖，他用黑色墨水勾勒墓碑。

他告诉儿子：“我早年在沈阳修过个墓，后来给炸了，我想再建一个，我要把你爷爷迁回来。”

但没人允许他回去，他被囚54年，从1936年到1990年。

“我在梦里回去过。”他对儿子说这话时，声音很小，张闾琳记住了。

赵四小楼

1994年，他终于去了赵一荻年轻时住过的地方。

在沈阳，老宅还在，门上匾额写着“赵四小楼”。

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他说：“我妈当年从这个门进来，现在我站在她走过的台阶上。”

房子是砖木结构，东三间、西三间，中间连着小天井，楼下是会客厅，楼上是起居室。

墙上挂着旧照片，一张是年轻的赵一荻，一张是张学良穿长衫。

“她走得太孤独。”他说。

他回美国后，有人问他：“你是中国人吗？”他想了半天，说：“我爸是，我妈是，我也许是。”

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对方，他的口音已经变得奇怪，夹着美音和一点点东北味，他一直练普通话，但他说得不好。

他的子女中文也不会讲。

他曾尝试给孙子讲过一次张作霖的故事，孩子听不懂，只问了一句：“你说的那个人，是爷爷的爷爷吗？”

他点了点头。

不能回的张学良

张学良没回过东北。

他有钱，有权，有人脉，但他一生最大的事，没办成，他想回奉天，给父亲烧柱香，磕个头。

他连墓在哪儿，都不知道。

1936年被蒋介石软禁，先在南京，再到湖州，最后迁台，软禁五十四年，前后搬了十几处。

他一生住得最多的地方，是山里小屋，最多两间，通不了电话，蒋介石怕他“变天”，怕他再起兵，怕他再去搞一次“西安事变”。

张作霖死得冤。

1928年，皇姑屯爆炸案，日本人干的，张作霖乘坐专列，被炸成重伤，头盖骨被炸飞，仍未死，抬回大帅府，一路呻吟。

抢救无效，次日身亡，尸体被用白布包裹，血渍渗出三层，他死时只说了一句话：“别告诉孩子。”

张学良当时27岁，刚刚接掌东北三省。

他知道是谁干的，他也知道，不能动，不能打，不能查，他选择了隐忍，这一忍，是一生的阴影。

迁葬梦，一句空话

张学良生前想迁葬父亲，大帅陵的规划图他自己画过，亲手标记过“正殿”“侧庙”“碑亭”。

他说：“我爹不是普通军阀，他有信仰，他讲过情义。”

“我要让他有个完整的墓。”

1940年代，他向伪满政权提过一次修建申请，石沉大海。

1950年代，他曾找过台湾文史会，请求“建陵于台北”，没批。

1980年代，他尝试找美籍子女通过第三国通道回沈阳看墓，被拒。

他真正失去希望，是1990年，台湾当局决定延长软禁，理由是‘仍具煽动性’，他当时89岁。

他笑了一下，说：“我再也回不去了。”

大帅府，断裂的家族遗迹

张闾琳第一次走进“大帅府”，是1994年10月7日。

建筑保存得很好。正门石狮安然无恙，青砖灰瓦，大门挂着“奉天督军署旧址”木牌，他摸了一下门柱，说：“这个木纹，我小时候在芝加哥教堂见过。”

他说错了，那是中国榆木，他走进大厅，看到墙上挂着张作霖骑马照片，身穿军装，握缰带，眼神直视前方。

“他和我爸长得一模一样。”张闾琳说，他停在大厅正中，仰望穹顶。

这是张学良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的童年断在这里。

张闾琳走进后厅，在一排雕花窗下站住，说了一句：“这地方比我记忆里大。”

随行人员问：“你来过？”他说：“没有，但我梦见过。”

赵一荻的决断

赵一荻是这个家族最后的守门人，她活到2000年，活着时，从不对外讲过一句西安事变之后的事。

她的沉默是铁的。

1939年，她做了人生最狠的决定，亲手把九岁的儿子送上驶往旧金山的轮船。

“你要活着。”她只说了这四个字，孩子哭，她没看他。

张学良当时正在长沙被关押，通信全部受限。

赵一荻的信，直到两年后才被转交给张学良，他看到信时，发了半小时呆，只说了一句：“她狠得下心。”

血脉断得彻底，重接最难

在美国，张闾琳努力生活，他上了康奈尔大学，学的是工程物理，他从未用“张”这个姓。

直到他母亲病重，住院时才告诉他：“你爸姓张，你姓张。”

他查阅家谱，第一次看到“张作霖”这个名字，那一年他三十五岁。

他重新拿起中文，学写“张”字，写了九遍，才写正。

再回东北，家族的第三代

张闾琳在世时，一共回东北三次，最后一次，是2013年，他带着两个孙子，站在大帅府门口，他对孙子说：“这地方，改变了中国历史。”

孙子听不懂中文，他重复一遍，用英文：“This place changed Chinese history.”

他当时已经81岁，走路靠拐杖，站在张作霖墓前，他仍坚持跪下。

1994年第一次祭祖，他全程拍了录像，那是8毫米磁带，拍了整整67分钟，他拿回美国，亲手剪辑成一卷，命名为：

《To My Father》

他送给张学良，录像放映那天，张学良已经95岁，坐着轮椅，看着屏幕，一动不动。

画面里，墓碑静立，树影婆娑，张闾琳在画外低声说：“爸爸，这是你一直想看到的”

张学良没哭，他只是低头，说了一句：“我张家，不算白走这一遭。”

张闾琳2024年逝世，94岁，去世前，他要求把自己的骨灰部分撒在沈阳东陵外，他的子女照做了。

张作霖、张学良、张闾琳，三代人，三种命运。

一个死在日本炸弹下。

一个被囚禁半生，未能回乡。

一个改姓异国，几十年才知自己从哪里来。

而他们的故事，被一盘录像带，一场跪拜，一声喊出的“我代表您儿子来看您了”，重新接上了。